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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温州商人大景观 古诗曰：“天涯何处无芳草。” 套用到中国今天的经济领域， 完全可以说：“天涯何处无‘温商’。” 温州商人军团征战大江南北， 创造了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奇特景观。 这支生机勃勃的商人军团， 其商战秘诀是什么? 他们的活力从何而来? 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世纪前夜的上海，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在这片被重新激活的土地上，无时无刻都在诞生着嬗变。这不！连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温州人也不得不面对千姿百态的上海经济大舞台发出叹息：上海的钱越来越难赚了！与此同时，一度曾云集上海的“温州商人军团”的人数也开始锐减。来自曾经被称为上海“温州村”的大方饭店、南京饭店、临江饭店等近十家中低档宾馆的消息表明：温州商人的长包房呈明显减少趋势。一度被温州商人炒得炙手的上海生产资料一条街——北京东路的柜台，也开始呈现“熊市”的征兆。 征战上海的温州商人，究竟怎么了? 去年9月，温州瓯海某皮鞋厂章老板终于出卖了他在上海西区的一套三室一厅商品房，尽管这套5年前以25万元购入的商品房现以60万元出让而使他获得了35万元的净利，但是，章老板却依然表现出十分的不舒坦，在提着密码箱离开上海前，他怏怏地说，政策优势的失去，也许将使我们温州人在上海滩无立足之地了。 章老板，从一个昔日温州街头修鞋匠成为一个拥有500万元固定资产、3条革鞋生产流水线的老板，他的绝大部分“剩余价值”是在上海滩获取的。八十年代初，当上海国有皮鞋厂还在拼命生产几十年一贯制的皮鞋的时候，他向上海市场大量投放了新潮式样的男女皮鞋，而后，当劣质“温州皮鞋”开始频频被新闻媒介曝光的时候，章老板又与上海一家国有皮鞋厂“联营”，以每双皮鞋2元钱“商标使用费”的成本为他的温州皮鞋贴上了亮灿灿的上海商标……在整个八十年代，章老板在上海如鱼得水。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上海经济开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章老板开始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上海的皮鞋厂不愿再向他廉价“出售”上海商标，要“联营”可以，你章老板只能作为加工方。如果让步，章老板利润的一大块肉被割掉了；紧接着的问题是，在银根普遍紧张的情况下，上海的联营厂又一拖再拖，害得章老板一次次咬咬牙在家乡借“三分利”的高利贷维持生产，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章老板只能卖掉房子撤离了大上海。 章老板的经历，在上海的温州商人中颇具代表性，上海经济的全面搞活确实让温州商人们感到无所适从。上海滩，将不再是从农业文化中走来的温州农民的乐土了吗！？ 但是，对于温州人而言，在过去的10余年中，他们在我国计划经济最集中的大上海，曾经创造了辉煌——
曾经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个很是“生猛”的温州人，他的每一根头发都像无线电天线一样竖立着，在任何时空都能迅速地捕捉信息，再用比电脑还灵敏的大脑，把信息及时地处理，手脚也随之飞快地活动，与此同时，金钱也就雪花般地飞入了他那只好像装着“吸金石”的口袋…… 1991年10月，上海浦东开发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还是一片希望的田野，精明的上海人正在很有耐心地等待着政策的不断出台。 金秋时节，当时比田间机耕道强不了多少的杨高路上，两个操着上海人谁也听不懂的温州方言的中年汉子像勘探队员一样在张张望望画画写写，整整5天，从最南端的杨高路到最北端的高桥。 随后，他们悄悄登上海轮回到了温州。 紧接着，又一次大规模的集资行为在温州龙港农民中间开始了—— “根据我们在上海浦东得到的信息和现场调查，浦东开发缺少一条贯通南北的干道，杨高路的拓宽改造是势所必然的，因此，将来的杨高路必将繁华无疑，抢在改造前租下一批店面房屋……”说这番话的就是前往浦东刺探信息的陈氏两兄弟的老二。在此以前，他曾有过在深圳深南东路抢先一步租下店面发大财的辉煌纪录。 翌晨，陈氏两兄弟提着装有65万元人民币巨款但又很脏兮兮的蛇皮袋匆匆坐上了开往上海的长途汽车，当然，他们没忘记在家乡带上一本不知什么名称的集体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因为，温州人谁都知道，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大上海，谁都害怕与个体、私营经济打交道。 尘土飞扬的杨高路上，提着蛇皮袋的陈氏两兄弟叩开了一个又一个单位的大门。令上海人诧异的是，他们所看中的都不是沿马路的门面，在浦东严桥乡，陈氏兄弟看中的竟是离杨高路有30米之遥的一间仓库。 自然有上海人窃笑这两个人不开窍。可是，陈氏兄弟心里清楚得很，你们上海人才不开窍呢！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杨高路要么不改造，一改造必是6车道、8车道无疑。到那个时候，再看谁笑淮? 到1991年l1月底，陈氏兄弟的65万元投资全部落实了。尽管他们的上海合作伙伴有村办企业、市属企业、部队大院之分，但是，联营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致的： 上海方以地皮为投入，温州方出资改造成活动房式店面，由温州方经营管理，收入二八分成，5年不变。 事物的发展果然以得了个大头的温州人的意愿为转移：1992年春节，邓小平同志在杨高路留下足迹；紧接着，耗资8亿多元的杨高路改道工程被列为上海头号工程。 1992年12月7日，杨高路竣工仪式前夜，陈氏两兄弟在他们上海的居所乐呵呵地说：“65万元投资共营造了活动店面109间，现已出租98间。还有ll间不是租不出去，而是我们不舍得租，因为行情还在看涨。目前租金每间1年平均8000元，65万元投入已经收回了。你算算，一共经营5年，我们能赚多少?信息真是金钱啊!” 该轮到上海人目瞪口呆了。
大笔大笔的款子从上海信用社汇来了，沿着日夜沸腾的204国道，破麻袋、蛇皮袋装的大捆大捆钞票运来了。多少年来，闯荡大上海的温州人很自信：只要把握信息，上海滩遍地是黄金。你上海人至今还把赚钱称为“扒分”，这“扒”宇有多辛苦啊?有道是，赚钱不吃力，吃力不赚钱。赚钱靠的还不是信息?! “在当代，由于信息减少了人们对原料、劳动、时间、空间尤其是资本的需要，因此，信息已成为先进经济的主要资本。”一位昔日乡间兽医，今日拥有500万元固定资产的温州金乡文教用品厂周厂长如是说。他是坐在上海中亚饭店18楼一间豪华客房暨他的驻沪办事处中说这番话的。 周混迹大上海12年的历史在温州人中颇具代表性和戏剧性。 温州苍南县金乡镇，一个虽然临海但无港口的穷乡僻壤。1980年时，28岁的周虽然是个在金乡颇有地佼的兽医，但还是光棍一条。“那时，真是穷透了，一件衬衫穿四季，夏当蚊帐冬当被。”周时不时地要忆苦思甜。 1980年夏天，一次千载难逢的出差上海的机会给这位与牛马作伴的兽医带来了机遇。 那天，喜好读书的周在上海文化街——福州路闲逛。他突然发现，满街都是大捆大捆拎着文件夹、财务册的上海人。这是怎么回事?他走进了百新文化用品商店，哗！柜台内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顾客。细细打听的结果是：上海正在全面开展企业整顿，企业原有表格、帐册得全部更新。 这纸制品生产不要太简单噢!周启动了致富的神经。他扯住一位顾客聊了起来，这位顾客喋喋不休地埋怨说：“算什么名堂?又搞企业整顿了，还说是现成的表格帐册，可买回去还得自己加工……”一串免费的信息乐得周笑逐颜开。 赶紧回到家乡！周自行设计了一套包括财务、设备、档案、物资等14类企业管理的表格，马上送到家乡的一家印刷厂，同时，又找来了《上海市工业企业名录大全》，唤来四亲八眷通宵加班写信封、塞样张、寄订单。那订单还写得很合政治形势哩！ 发出的8700封征订信，回收率达15％。换言之，大上海有1000余家工厂成了他的主顾。周昼夜连轴转忙了2个月，售出了7万余本文件册、账册。你猜他赚了多少?足足6万元。 这是1980年的夏天，周圆了发财梦，成了全乡闻名的能人。 从此，他永远地与牛羊“拜拜”了，把6万元全部用于文教用品厂的设备投资，切纸刀、印刷机、装订机一应俱全。 当然，他开始在大上海全方位地延伸信息触角，因为他很清楚，计划经济土壤上的上海经济，任何一个政府行为都会迅速地化为大大小小企业内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响应行动，而每一个行动都离不开统计报表文件资料的更新，每一次更新对周而盲，都是一次发财的良机。 至今，周还津津乐道地回忆着他在大上海极其成功的几大战役：1982年春天，他及时地捕捉到上海企业开始评定“文明企业”，尔后，在上海营销了他独家推出的“文明企业验收台帐系列产品”；1983年岁末，当国家决定开展对工业企业评定“国家一级”、“国家二级”称号后，周又抢先一步为上海企业升级提供了系列文件用品；1992年春，在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自主经营条例下达前，他又及时地向上海国营企业送来了据称“与国际经济接轨”的企业管理帐册…… 周几乎是用战无不胜的信息思想武装的当代英雄。“不是夸张吹牛，我不仅订阅了上海所有的报刊，还搜集到上海每一家大中型国营企业的厂庆日。当然，还有更多更多常人认为无用但却实实在在能化为财富的信息，比如某个工业局团委团代会的召开日期等，诸如此类。”1992年12月5日，坐在上海中亚饭店硕大的真皮沙发上，颈上戴着沉沉的金锁链(很大很沉，不是金项链)的周得意地说。 他透露说：“在大上海，大概就赚了700粒‘米’。” 须知 l粒“米”是1万元！
“上海街头，随你何时何地转一圈，满地都是能化为钞票的信息。”和温州人在一起，你常常会听到这句话。 事实也时时为之佐证。 1992年金秋，上海街头梧桐叶黄了，诱人的糖炒栗子满城飘香。 那晚，酒醉饭饱后，长住上海大方饭店的温州乐清五金机械厂朱厂长逛街去了，他把这种消闲称为“跑信息”，或者说“捡钞票”。 拐出延安东路就是热闹非凡的大世界，一家食品店门口排长队买糖炒栗子的人们引起了朱职业性的条件反射。这些年来，朱悟出了一条发财真理：“凡是人群密集的地方，一定有财神爷在微笑。” 朱开始仔细地观察，他发现急于尝鲜的上海人买了糖炒栗子后，都急吼吼地咬着、剥着吃，而常常又把栗子内核弄得四分五裂，嘴边一副狼狈相。“能不能搞个剥栗器?“信息发生器”在朱的大脑里启动了。他迅速地画出了剥栗器的草图，材料用镀锌铁皮，成本每只0．15元，出厂价0．30元……10分钟后，朱推开了商店经理室的大门。经理认为：这是一项发明，顾客肯定欢迎，不过，上市要越早越好，2个月够不够?朱笑了：2个月?我1个星期后就送上门。经理不相信：这审批、核价什么的，没2个月怎么行呢? 当晚， FAX(电传)把剥栗器草图传回了朱在温州家乡的工厂，一副模具2个小时就出来了，冲床开始运转。3天后，一卡车剥栗器涌进了大上海，大大小小商店门口的糖炒栗子摊主成了朱的经销商。 朱得意地说，这一片类似于汽水瓶盖的剥栗器至少创造了4万元利润。 在此之前，来自温州永嘉的电器商依仗信息的猎取更成功地在大上海创造了“温州电烤鸡”的神话，至今还使不少上海人蒙在鼓里。 因为，如果你去温州，几乎难得找到一家卖电烤鸡的店铺。问温州人，谁都不知道温州特产有什么电烤鸡，烤鹅却是温州的特产。 神话是如何产生的呢? 1985年秋天，永嘉一家私营工厂到上海推销电烤箱，并在市中心商场里现场烤鹅，以求早日脱手电烤箱。上海人不爱吃鹅，第1条信息传来后，温州人马上买来上海人喜欢吃的鸡，用烤鹅的调料浸泡后烤。望着吃得律津有味的上海人，温州人获取了第2条信息：电烤鸡绝对能征服上海人。 于是，1个月后这批温州人就在上海角角落落的菜场里推出了“正宗温州特产电烤鸡”的招牌，并从上海走向全国。 一则信息缔造了一个经济神话，启动了温州电烤箱工业红红火火发展的进程。 今天，超级市场在大上海满街滚动，但是上海人也许还没察觉出来的是，它已变成温州人猎取信息的主战场。不止一位超级市场经理感觉到：常常会有脸色黝黑操着类似于日本话的外乡人在货架前徘徊，他们既非小偷，也非顾客，有时，在超级市场打烊结帐时，他们还会和收银小姐聊上几句。 显然，温州人像西方商人一样在这个现代化的消费空间猎取着信息。因为，在一个金钱即将被“信息化”和信息被“货币化”的市场经济构筑里，顾客要对每次消费行为实际支付两次：第一次是使用金钱，第二次是无偿提供值钱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正是商人们梦寐以求的。 INFORMATION，猎取信息，温州人总是领先一步!
远方，总给人以想象、希冀以及冒险的诱惑。通往异乡的漫长道路，总是牵引着一种新人生乃至新文明的热情。 一部中华文明史，写满了人口迁徒途中的星晨日夜，风餐露宿。翻开上海近代史，哪一页没有外乡人寄人篱下的羞辱?这不，在上海滩“苦大仇深”的苏北人至今还没完全摆脱莫名其妙的“种族歧视”。 然而，改革开放14年来，温州人在大上海一直过得很是潇洒，还被自我感觉良好的上海人誉为“第二华侨”。 “上海是个广阔的天地，温州人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一句“篡改最高指示”而又颇为凝炼的话语在浙南山海环抱的温州地区久久地传递。与此同时，与204国道相通的温州每一个乡镇都辟出了“直达上海班车”的候车站。204国道上，昼夜奔驰的大车、小车甚至拖拉机上，一群群一批批温州人奔向上海。这是任何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过的“人口都市化”现象吗? 不是，绝对不是。 “在上海滩，温州人战无不胜的时间已不会很多了。因为，上海被推上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最前线后，在计划经济摇篮中沉睡的上海人正在苏醒，政策正在发生突飞猛进的改变，温州人的优势正在消失。”说这番话的，是在上海服装界颇有名气的“搬砖头大王”刘老板。别看他只有小学3年级的文化，可他是《嘹望》周刊、《半月谈内部版》等政治性刊物的忠实读者。 闯荡大上海6年来，刘老板就凭着20O0元本钱和密码箱中的4本不同地区的营业执照，成功地以“搬砖头”的形式为江浙粤闽4省的56家服装厂在大上海开设营业窗口，或以“厂店联销”，或以“一厂一柜”，或以“引厂进店”的名义，从他手中销掉的新潮时装少说有90万件。他最为漂亮的一次“搬砖头”是他把广东厂家滞销的牛仔裤换贴上江苏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铜质商标后，竟以高出l倍的价格在大上海卖得发疯。 这一切，已载入了历史。嬗变中的上海，尤其是数以万计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上海“三资公司”，正产生出强劲的抗衡力。
“我并不认为温州人在上海没有戏唱了。尽管温州人在政策上的优势在消失，但是，毕竟我们已经领先一步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游泳14年了，这一点是刚刚在市场呀呀学语的上海人所难以比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温州人所祟尚而又为之实践的事业成功的空间座标，这恐怕是精明过头的上海人永远不能掌握的。‘空间座标’，懂吗?”陈老板，这位在上海水暖阀门业名声大噪的温州人颇为得意地说。在10万告别土地闯荡大上海的温州人中，具有浙江大学本科学历的陈老板绝对是风毛麟角。目前，45岁的陈老板不仅在上海有2家由他主管经销的联营企业，还在沪西购置了一套高标准的外汇房。 什么是陈老板的“事业成功的空间座标”呢? “空间座标”是我搞企业8年中悟出的，可以说是‘陈氏发明’吧。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温州当中学教师。1984年，随着温州地区家庭工业的兴起，我也告别了讲台。刚开始，总感到事事不顺，不是业务难以拓展，就是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涉阻挠。我弄不懂，怎么那些文化水准很低的人事业却干得红红火火?一次，温州瑞安在上海做五金生意的张老板在喝酒时讲了这么一句话：‘做生意，千万不能太黑心，能赚10元赚7元够了。赚到的7元也不能全到自己腰包里，撒落掉一点后才能赚到更多的钱’。从中，我慢慢地悟出了道理，也就升华为这个空间座标。” “在这个座标中，我把事业和拓展比作X轴，上下横向关系以Y轴表示，在X轴即事业不断发展的同时，Y轴的关系感情联络也必须同步向纵深延伸：事业的发展是基础，而方方面面的关系是事业赖以存在的保障。如果X轴、Y轴不能同步延伸，那么，你不是惨淡经营，就是‘中箭落马’，……” 接着，陈老板扳着手指列举出一个个在经济改革大舞台上红极一时而又如流星般逝去的人物。“忽略了Y轴的延伸，其实就是平时人们所说的得意忘形，这绝对是短期行为。”陈老板以严肃的口吻说。 旋即，他从公文包中取出一张12寸的彩照，似乎要佐证他的“空间座标”理论。彩照摄于1992年中秋前夕，陈老板在上海锦江饭店友谊厅拉开了16桌1000元标准的筵席。“这不是一次订货会，这只是一次感情联络会，与会的100多位上海朋友来自方方面面，三教九流，厂长、经理都有。这就叫做养朋友，我最反对的是临时抱佛脚。”陈老板越说越得意了。
如果你是个留心报纸广告的人，你也许早就发现，近1年来，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国营大工业集中的城市的报纸广告中，除了化妆品和药品广告外，最多的广告是“阀门”、“流量计”、“水泵”的广告，厂名都是以“上海”打头，中间冠以吉利发财的名称的“阀门厂”、“泵阀厂”。广告上那几乎是出自一人之手的密密麻麻的表格里印上了几十上百种泵阀的规格、价格，而且都是清一色的“款到发货，信誉保证。” 半年前，一位北京朋友就惊诧地说：“大上海怎么在一夜之间成为‘泵阀之城’了。” 殊不知，这又是温州人在上海的杰作。 确切地说，近几年上海滩冒出的几百家泵阀厂，其中大部分生产基地在温州，上海只是营销点而已。 “办法总比困难多”。世上没有难得倒温州人的事。 1982年，国务院50号文件决定报废处理全国1980年前积存的机电产品，全国几万家国营企业报废价值超过lO0亿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结出的恶果，到了已经在市场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温州人手中，变成了累累硕果：他们乘机以废铜烂铁的价格从全国各工业重镇运回了其中数以十万吨计的机电设备，而后稍加整修后返销回市场。 搞机电毕竟不是下水田。先天不足的温州机电工业终于在全国酿成了数起惨祸：在苏州，温州水泵使抽水灌溉水田者触电身亡；在东北大地，温州机电产品的火花曾一次次点燃烈焰，给世界以烧焦的尸体…… 终于，温州机电产品很少有人敢问津了。 于是，温州人只得借助于大上海这块金字招牌了。他们很清楚，凭着全国最富实力的上海机电工业的声誉，泵啊阀啊都能跑遍全国。 于是，温州人跑遍了大上海，不管大厂小厂大学中学部队研究所哪怕是街道福利小厂，只要有上海两字，他们就“联营”，就不愁机电产品跑不掉。 于是，也就有了上海新客站对面共和路、民主路上满街的泵阀经营部，如果你探头走进那任何一间茅草房，手戴阔板金戒指的温州人定会先递给你一支香烟，而且一准是“红塔山”。 把握成功的座标，温州人无往而不胜。但另一方面，温州人返乡往往带回成堆的上海“远足”、“花牌”皮鞋。上海人不解地问：“温州不是闻名全国的鞋城吗?干吗带这么多上海皮鞋”?“不瞒你说，‘温州人不用温州货’是温州每个人都懂的道理。”
1992年12月，香港歌星谭咏麟在大上海刮起了“阿伦”旋风。100元1张的门票创造了又一上海之最。 上海体育馆ll台，临近开场时分，一个温州老板带着16个男男女女在2排就座，每人手上的一瓶矿泉水和2块mm巧克力显然是老板慷慨的赠予。这16个上海人是他的雇工和朋友。 在近似疯狂的欢呼声中，谭咏麟一展歌喉，如痴如醉的歌迷把演唱会的热烈气氛一浪推向一浪。 可是，这位温州老板却呼呼地入睡了，尽管他的前后左右都是狂热的“阿伦迷”。 良久，温州老板才睡眼惺松地揉了揉眼睛，问道：”红太阳’唱了没有?” 让他的随员怎么回答呢?
在上海一家建筑装璜公司的家庭装璜“排行榜”上，名列第l的是用28万元人民币装修一套3室1厅的住宅。这个令海外华人都惊叹的纪录保持者又是温州人，一位48岁、在沪从事机电产品买卖的温州瓯海的周老板，周在上海北京东路五金一条街的“连锁店”多达7家。 这套足以与五星级宾馆总统套房媲美的居室在幽静的上海西部。 大理石是法国进口的；全套卫生洁具是美国标准牌；席梦思和真皮沙发是意大利原装货……说不尽的奢华。 但是，一则属于周的幽默已经从他的上海雇员那里传来： 在客厅的大理石上圈养的“宠物”不是沙巴狗、波斯猫，而是一对鸡，一对从家乡带回的士鸡。周老板属鸡，但他从不吃鸡； 价值上万元的美国标准牌洁具的抽水马桶上的、柚木座垫已被拆除，周老板如厕只有蹲坑才能方便； 席梦思床垫上铺上了4块从温州老家带来的铺扳。周老板只有在铺板上才能进入梦乡……说不尽的烦恼。
来自温州永嘉的刘老板，在上海乍浦路和九江路，分别拥有海鲜酒楼和精品店，白天为那些生猛海鲜、进口时装的进货验收不知有多忙，深夜从西到东带着保镖收帐非得到凌晨才能合眼。 可是，“再忙，逢到初一、月末、圣诞的日子那可不能含糊，非得抽时间去拜拜菩萨。”这是刘老板逢人便说的一句话。 “圣诞拜什么菩萨?”记者给搞糊涂了。 “我也说不上中国外国菩萨的大名。反正我认准了，既然有那么多人崇拜，一定有道理，否则怎么能流传干百年呢?假的早就拆穿西洋镜了，这不，我们温州人过去卖假货，如今再以温州名义做生意就难以使人相信了。”只有小学文化的刘老板谈起了哲学辩证法。 “可这佛教和基督教是不同的教派啊！”记者还是不解。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我们温州人就相信这句话。多一方菩萨保佑总是好的，我不管他什么教派，见到菩萨就叩头化缘不会错。外国菩萨不兴叩头，我就朝礼拜堂扶梯边的捐助箱里扔钱表表心意就是了。出门在外，见座就拜。这是我离开家乡10年的规矩。上海的玉佛寺、龙华庙我不知捐了多少钱了。这不，这个月半我又在那里化缘3000元换回一条佛教直幅中堂。”刘老板极为潇洒地说着。 雅致的楼房边。镇有避邪的石碑；豪华的皇冠车里，贴有驱魔的纸符；小学校又改为旧时的庙宇祠堂；10万座“太师椅”式的豪华阴宅“白化”了青山……这是温州给中国改革大业留下的败笔。 社会学家说，上海这个移民城市是最容易同化外来人的。可是，在上海，温州人为何如此难以同化? 是他们太富有了?是上海人太穷了?还是农业文化的劣根性在他们身上太顽固了? “在上海滩，我们是最阔气、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又是最会醉酒的人。”经常会有温州人如此豪迈地说。 “相对于你们手捧铁饭碗的上海人而言，我们每一个从没捧过铁饭碗‘白相’上海滩的温州人都是一个奇妙的故事。”说这番话的，是在上海做洋酒生意拥有私家车不喝洋酒不喝啤酒而习惯于喝酒精兑水酒的昔日“贫下中农宣传队”成员、今日称誉同乡的“洋酒王”。 在九十年代的今天，只要审视一下某个上海人是如何认识上海滩的温州人以及他理解的深浅，便可测定这位上海人在不断深化的改革中的位置、态度、作用以至于他整个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也许，还要加上智力和勇气。 适者生存，作为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越来越多仍留在上海的温州商人告别柜台，租借一套居民房开始了真正的“皮包公司”的干活。如果你是个有心人的话，也许会在晚报的中缝分类广告中发现他们在向市场呼唤：供应×××，价面议，电话×××××××。这百把来元一条的广告往往就是温州人的杰作。 今天，当市场经济的浪潮在神州大地滚动的时候，较早跃身于市场经济的温州商人们正面临着新的抉择。温州市领导已经向温州人民发出了“第二次创业”的号召。 征战上海的“温州商人军团”，看你们的了!因为大上海已经在新世纪前夜成为中国大陆乃至西太平洋沿岸一块沸腾的热士。 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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