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商，正在依靠自己的资本实力楔入世界，成为令人敬而生畏的力量。

　　在突飞猛进、蓬勃发展的环太平洋经济圈，散居海外的5,500万华人中那些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商人们正以更快的速度脱颖而出。他们在一种与众不同的、不断寻找机会的商业文化驱动下，以一种无可比拟的合作性网络，使自己正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朝气的资本家。再没有哪个群体能比他们更富有创业精神和商业热情。

　　在亚洲，有经验的投资者们早已知道，在这里要做好事情的最佳办法就是打进海外华人的圈子中。它的成员主宰着东亚除韩国和日本以外每一个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他们不仅拥有最大的资金储备，而且还有十分关键的政治关系，以及在难以生存的市场(如印尼、中国和越南)生存下来的最有用的资讯。香港投资银行亚洲咨询委员会主席兼总裁、49岁的维克多·方先生说：“如果你正被人考虑着成为商业伙伴，那么，一位华人商业社交圈子里受人尊敬的商人的个人举荐，要比你往桌子上甩很大数目的金钱都顶用。”

　　现在，海外华人正在他们的亚洲基地之外迅猛发展。当他们这样做时，欧洲人和美国人——这些潜在的顾客、伙伴和对手也在探究着他们的动力和诀窍。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彼英特·卡姆堡，77岁的台湾福摩萨塑料集团的创史人和主席王永庆，刚刚建成一个价值21亿美元的石油化工和塑料制造工厂——这是得州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由私人公司所做的投资。在纽约市，拥有Renaissance Stouffer酒店网的68岁的香港房地产亿万富翁程越东(音译)，已获得了美国Donald Trump公司“河南岸”计划的控股权，即在曼哈顿区胡德逊河沿岸修建一个耗资25亿美元的公寓综合性园区。即使是具有典型美国风格的食品“女童子军”小甜饼，现在也是由台湾总统企业集团所拥有的八家美国烤饼店做出的。这家台湾联合企业，还收购了生产著名Amos牌巧克力饼的工厂。

　　所有这些使海外华商成为一个正日益强大的群体，但他们的社会仍是一个十分隐秘的世界，外人知之甚少。作为一个长期遭人歧视、受人压迫的少数群体——这种问题今天仍然时常发生——海外华人很少抛头露面，他们习惯于回到自己的社交圈子里。即使是他们经营的公有公司；也常常是由家族控制的企业联合的一部分，很少暴露财经细节或股东结构。海外华商在他们所主宰的商业领域，如贸易、房地产、金融业都不会创出一个显赫的品牌，以便躲开公众的注意。现在，当他们涉足蓬勃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如远程通信和计算机产业时，这种状况正在改变。但还没有一个海外华商能同日本Song公司的老板齐名。

　　但是，这个神秘世界有时还是对外敞开的。一年多来，笔者采访了一批高层华人经理，包括许多很少接受报界采访的人。他们坦率地说出了他们的经营活动、生意经，以及将来的计划。

　　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是：这些第一代商业先驱们最担心的事，可能就是如何最好地对待他们的成功。这些人都不愿与外人而只愿与家族成员分享权力。麦金锡公司香港分公司的顾问们在研究了大多数的海外华人联合企业后，最近警告说：“他们的组织过于集权化。管理程序太复杂，已无法适应他们目前庞大的商业规模。”尽管如此，我深信这些东方的洛克菲勒和卡耐基们会富有想象地做出反应，以适应新的挑战。同时，他们创建、管理和支撑这些迅速崛起的公司的许多东西仍然值得外人学习。

　　先从价值观上说起。无论海外华人生活在哪里或多么富有，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即勤奋工作、密切家族关系、俭省节约、注重教育。当然，这些美德也是西方人新伦理道德所推崇的，但对于海外华人来说，这些特质并不仅仅是他们过去文化中古老的遗产，而是他们生存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他们中的杰出分子从生意中获得快乐，在许多发达国家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激情追求着商业成就。每年收入达9．05亿美元的台湾总统企业集团主席、65岁的高勤云(音)先生说：“失去金钱是一种反社会的犯罪。如果我们的公司行将破产，我就会感到象自杀一样。工作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旦我无事可作，就会感到很不自在。”

　　这毫不奇怪，几乎每一个华人亿万富翁都是自己干出来的。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小学六年级就缀了学，但却学会了在复杂的塑料工业中独领风骚。他现在每天都坚持工作，把许多个人消费看成是不必要的奢侈。为了使他穿着合体，王太太让一个裁缝把丈夫穿破的西服和内衣作为样本，照样做出新衣来，放进这个亿万富翁的衣柜里。他的基本理论总结了他的同胞们严格遵循的信条：“勤奋工作，决不要浪费钱财。”

　　个人财产超过50亿美元的香港房地产贸易商、66岁的李嘉诚先生已为他的故乡汕头捐资兴建了一所医科大学。但是，他仍然没有拥有自己公司的专用飞机，手上戴的一块日本西铁城电子表也只花了不到100美元。李先生曾自豪地就这一点对笔者说：“我敢打赌，您的手表肯定比我的贵重。”

　　这种节俭美德也体现到了经营技能上。同西方公司所雇佣的经理们相比，海外华人都慎于欠债。华商们最珍视的商业品质——不管是亿万富翁还是只有一个车间的制造商——就是信用，这意味着好的名声和坚实的信誉。

　　但是，不要把他们对金钱价值的珍视误认为不愿冒风险。在追求不断发展的目标中，这些颇具开拓精神的企业家们随时准备着下极大的“赌注”。美国得克萨斯州人为王永庆宏伟的石油化工计划倍感惊讶，但这与他在台湾耗资90亿美元建成的综合企业相比只能算小菜一碟——那里简直就是一座迷你城，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笔制造业投资。

　　是什么东西在驱动着这些极其保守、又充满活力、雄心勃勃的混和体呢?一些理论界人士强调说是孔孟之道，它宣扬家族稳固和注重教育的美德。但是儒家文化也有其负性的一面：它在对社会阶层排定座次时，商人被排在最底层，这可以很好地解释在毛泽东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过引人注目的资本家。

　　更重要的因素似乎是这个群体作为移民所具有的共同传统。65岁的李绍基(音)在1949年之前移居香港，从事房地产业，现已拥有大约60亿美元的财富。他说：“海外华人的成功正是中国战乱年代的结果。离开祖国的华人必须拼命奋斗，这成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从父到子一代代地传了下来。因为我们没有社会安全感，海外华人的习惯就是多存些钱，多结交些朋友。”

　　象酵母同热水和面粉混在一起一样，海外华人只有到了能为他们提供发展的稳定和自由的异邦才会繁荣发展。这种移居潮并不是近代才有的。十五世纪，当明代郑和带领他的船队远航东南亚时，他发现他的许多同胞早已定居在那里了。上个世纪当殖民主义方兴起时，这股移民潮达到了顶峰。许多贫穷的中国农民和苦力流向了东南亚。这些开始时在西洋人的橡胶园和锡矿做工的华人后来变成了小商人。当殖民主义者在二战后离开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时，华人就成了留在那里的最有经验的商人。

　　作为移民的不稳定性和生活的艰辛，更强化了海外华人做生意的谨慎、控制一切的风格。他们的大多数企业，即使是几百万美元的公众式公司，也都是家族式的，由一位定夺一切的家长统治着，大的生意都是由他了解和信任的人去做的。几乎每一家华人企业的老板都是一位手腕强硬的企业家。

　　这种商业文化的一个好处就是速度快。海外华人能很快地嗅出利润之所在，拍板定案更快。他们是实用主义者，而不是条条主义者。香港的吴先生说他在几天内可以做完一笔在亚洲买下一间酒店的生意，而同样的行动在美国就要花去几个月时间。

　　这种商业文化的另一个优势就是耐心。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都牢牢地掌握在一个家族手中，海外华人的公司常常会比多人拥有的股份公司更愿意——当然也更能够——长远地看待投资行动。没有股东们要求提交每季度财务收支报告的压力，他们就可从长计仪。吴先生说：“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实施一个很好的计划，而不必急功近利。这是你自己的钱，所以你决不会只是为了平衡收支帐表而卖东西。投资报偿今年或明年是否会到来都无关紧要。”按照这种哲学，吴先生把公司120亿美元的20％投向了中国大陆。

　　总之，商业情报和资金都会在海外华人社会里迅速地流动，因为他们是一流的关系网式商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海外华人的网络能使你在香港的一家金店储蓄美元，在胡志明市这家金店老板的另一个店铺以优惠的汇率换出越南盾。在八十年代菲律宾政治动乱期间，海外华人就是通过这种非正式的银行系统将资金转移到了香港和新加坡。

　　20多年前，笔者在几个亚洲国家同一些海外华商领袖会面时，偶然地发现了这个商业网络交换信息的效率。第一站后，所有其他的商人都已知道了我的安排，并确切地知道了我已见过了哪些人。这种合作的网络存在于几百个相互联系的家族公司之间，其关系是以一种久经考验的信任连接着的。

　　香港利宝集团源自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和房地产联合企业集团，拥有资产约60亿美元。当你步入它铺满地毯的董事长办公室时，你马上就会看到海外华商们把与关键人物的关系放在了何等重要的位置。这里悬挂着集团主席莫查特·雷迪的两幅镶金框的照片，一幅是与中国政府总理李鹏的合影，另一幅是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及夫人希拉里的合影。65岁的雷迪擅长为利宝发展外界关系，而把日常生意都交给了两个儿子去做：“我打开门，别人穿门而过。”

　　雷迪通过毕生奋斗已建成了一个全球性公司。他生于印尼，在南京学习银行业，并接纳大陆朋友到他的网络中。大陆解放后，他返回印尼并熟练地救活了几家小银行。因此，印尼最富的华人企业家林希龙(音)先生接受了他，并让他管理中亚银行，还给了他一些股份。1984年，他在印尼已发展了有利于公司发展的关系，其中包括一家印尼海军基金会所拥有的银行，后又在美国执掌了海外华人最古老的银行——加州利宝银行。

　　雷迪追求中国人互利互惠的艺术，他接着建立了一个由香港多家股份公司参与的联合体，总资金达25亿美元。去年利宝有限公司的利润迅猛增长了80％，达5570万美元，收益为2．02亿美元。香港亿万富翁李嘉诚拥有利宝有限公司9.4％的股份，并且给他的印尼朋友带来许多房地产生意。雷迪34岁的小儿子斯蒂文是他在香港的代理人，他说：“我父亲总是说，要套住一匹马，你就得骑着一匹更快的马。”

　　为了进入中国大陆，雷迪已同两家大陆公司——中国资源公司和中国旅行社建立了战略盟友关系，这使中国旅行社获得了雷迪的“香港中国银行”50％的股份(中旅的一位高级经理是雷迪的同窗)作为报偿，中旅也成了雷迪在深圳建立的一家银行的伙伴，使它可以用人民币作生意，而这一点对外国银行是加以限制的。

　　1995年，这些华商关系网将使用现代化的计算机联网技术。新加坡华人商会正在组建一个华商数据库以覆盖这个地区，它将包括各家公司的特点以及如何同他们联系。41岁的商会主席郭龙驹(音)说：“这是为了使华人网络更系统化，更利于合作。”

　　局外人是否能打入这个信息网尚未可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的关系网信息不会进入信息网与大家共享。郭先生家族的宏龙集团拥有50亿美元的财富，在大陆有几项合资项目，他说：“我在中国认识谁，我是否有一些关系网，这都属于保密信息。我甚至连密友也不让知道。”

　　李嘉诚27岁的小儿子李理查1990年做了笔漂亮的交易，他建成了第一个泛亚洲的卫星电视台。他将美国的卫星、中国的运载火箭和国际上广播业的专业人才汇集到一起建立了一家新型公司。尽管这个公司目前还没有运营利润，但李理查克有了利润。1993年美国FOX电视公司的老板罗普特·莫杜克以8．25亿美元购买了他的卫星电视，这是他最初投资的6倍。

　　当这些充满生机的家族式公司发展成全球性公司之后，寻找能将奠基人的宏伟蓝图付诸实施的合适人选如今成了他们最大的挑战。没有一位家长能预先确定他的长子——传统的继承人——是合适的人选。为了培养人才，他们采用到一流大学受训和任职锻炼相结合的办法来培养后代。

　　这是一种特殊的裙带关系。当一个继承人完成学业后，他必须独立做一笔成功的生意以证明他拥有必备的素质。香港亿万富翁李绍基的小儿子说：“也许这是种好的培训模式，但其压力是可怕的。”

　　他的第一次考验是在3年前。当时他揣着订单被派往美国得州，为他家族的公司选购房地产。但他并没有在某市市中心购买那幢摩天大楼，而是在休斯顿、达拉斯和圣·安东尼等城市购买并翻新了一千多处房屋。他的总投资为2．3亿美元，这些房产每年为他收回13％到14％的租金。这桩生意展示了他洞察隐藏价值的能力。他说：“我买了那些房产后，我们赶到那里检查我是否出了差错。他很满意，现在放手让我在中国发展房地产。”

　　随着年轻一代的崛起，一代新型的海外华人企业正在出现，它们更依赖西方的管理技术，但仍保持着传统的家族式公司的长处。

　　追求宏伟的目标以及实现它的原动力是海外华人公司的一种标志，而不管其是由职业经理们管理还是由一位家长掌管。台湾福摩萨塑料公司主席王永庆年已77岁，这是个最有冲劲的企业家都要悠着点的年龄，但他却在进行着世界上最大的一笔产业投资项目。1957年王先生从67万美元贷款起家，现已建成一个塑料王国，去年的销售额达70亿美元，利润率为16.3％。王永的大儿子说：“这个集团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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