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企业，创业之初，必读《水浒传》；创业小成之后，非读《红楼梦》不可。《红楼梦》里，荣国府的二老爷贾政，老实办差，勤奋做官，被安排了一个江西粮道的“肥差”。贾政家里有钱、又有世袭的勋职，立志当一个大清官，不但不搜刮民财，还从家里拿钱倒贴。可是，这个一心当清官、好官的贾政，有背景、有文化、有资历的大领导，却栽在了一帮小吏手里。

　　不是贾政无能，而是小吏太难对付。

　　“贾政难题”的起源

　　要解决“贾政难题”，必须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官，什么是吏。

　　官吏二字，往往混用，其实不同。通俗地讲，官，是管人的人，管比他更小的官、管下面的吏，官不直接管事，不直接管老百姓。吏，是衙门里、机关里、企业里的中间阶层，他们直接管事、做事。老百姓、客户、消费者平时见不着官，与他们打交道的往往是吏。现官不如现管，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汉朝的时候，官和吏没有明显区别。当时每个部门的老大是官，其他的全是吏。汉朝的大官，常常由吏而来。甚至宰相从吏员升上去，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到了唐朝，吏和官，已经有了清浊、高下的区分了。

　　造成重官轻吏的罪魁祸首，是元朝的蒙古人。蒙古人马上得天下，以为骑兵就是一切，不学中国字，根本无法治国。而汉族的读书人，又被堵住了科举做官的路，正好适合蒙古人的需要，进政府当书记、文案，也就是吏。吏成了一条无可奈何的出路。从此官吏分流，遗祸千年。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又定了一条更坏的政策：吏不能当御史、不能考进士。这样一来，吏在官场上再也没有前途。结果，优秀的读书人都不去做吏，只有落第秀才们去充当。朝廷里充斥着读四书的书呆子，绍兴师爷则把握朝廷六部、地方州县的行政。明代有人去绍兴当官，朋友鼓励他说，天下治乱在于六部，六部的吏完全是绍兴人，所以，治好绍兴就治好了天下，可见当时吏的权力之大。到了清朝年间，吏的权力更大了。天下不管什么事情，到了吏的手里，铨选（考察提拔干部）可疾可迟，处分可轻可重，财赋可侵可化，典礼可举可废，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大可小，工程可增可减。他们既被人看不起，又没有官场的前途，也没有正式的俸禄，索性自认流品卑污，自暴自弃，捞钱使坏。

　　明清的官员，别看是才子名臣，甚至像张居正、曾国藩、张之洞，其实都是管人的官，不是管事的官，基本没有地方基层的行政经验。所有的事务，都把持在吏的手里。一般人十年寒窗，进翰林院，天天读圣贤书，到了三十来岁出来做官，对于实际的事务，几乎一无所知，只能任由吏们摆布。书办的官称为“书吏”，大小衙门基层的公务，只有书办才熟悉，这一点就是他们的“本钱”，其中的真实情况，以及关键、诀窍，为不传之秘，所以书办虽无“世袭”的明文，但无形中父子相传，有世袭的惯例。户房书办简你“户书”，他之所以阔气，是因为额征钱粮地丁，户部只问总数，不问细节，当地谁有多少田、多少地，坐落何方，等则如何？只有“户书”才一清二楚。他们所凭借的就是祖传的一本秘册，称为“鱼鳞册”，没有这本册子，天大的本事，也征不起钱粮。有了这本册子，不但公事可以顺利，户书本人也可以大发其财。

　　中国企业现在又在走这条死路，走向“贾政难题”。企业里也开始官吏分流，管人的官不懂事务、管事的吏不顾大局。不解决吏这个“贾政难题”，其他的战略、战术、思想、理念、机制都是白费，就像张居正说的“浪费纸张和口水”。

　　治官容易治吏难

　　贾政自幼饱读诗书，也有多年的京城部委工作经验，家世更是显赫，四大家族同气连枝。然而，到了地方上当官，由于不懂“吏”情，结果被“吏”们收拾得服服帖帖，吃了大亏。

　　贾政是有心做个清官的，一是家里有钱，钟鸣鼎食，从来不用为钱操心；二是有这个可以世代传下去的爵位，不想为了眼前小利坏了大局，另外，贾政的个人修养，也是荣宁二府中最高的。可是，他想做清官，底下的吏们不干，他们联合起来收拾这位清官老爷，搞得这位贾大老爷事事不爽，样样不利。贾政想出趟门，没人打鼓、没人抬轿、没人吹吹打打，寸步难行。贾政没办法，只好向这帮吏的头子李十儿打听，李十儿告诉他：“那些书吏衙役都是花了钱买着粮道的衙门，那个不想发财？俱要养家活口。”说来说去，贾政要想把这个官当得舒服，只能默许这帮吏贪污受贿。贾政只能撂下一句“我是要保性命的，你们闹出来不与我相干。”这些吏逼迫贾政默许之后，开始无法无天，终于弄到不可收拾的烂局。

　　李十儿这些恶吏，无非只是想捞点钱。《水浒传》中的宋江，就不是要钱这么简单。他区区一个郓城小吏，不但家财万贯，出手豪阔，还名满天下，居然有觊觎天下之心。宋江只是区区一个郓城小吏，县政府的小科长，家里虽然有点田地，但与柴进比，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然而，正是这位宋江，将“及时雨”的品牌发挥到了极致。作为天潢贵胄的柴进，能量居然不如一个县城小吏，这就是“贾政难题”造成的后果。关于宋江和这些吏的把戏，在范卫锋2005年出版的《黑化——草莽经济时期中国民间企业的成长通道》 一书中，有更为详尽的讨论。

　　俗世间的恶吏们爱财，佛祖手下的尊者也难以免俗。《西游记》第98回记载，唐僧师徒四人走了14年，终于到了西天，见了佛祖后，去阿傩、伽叶两位尊者那里领经书，结果如来同意他们领经书的批示也不管用，二位尊者问唐僧索要见面礼。唐僧他们不识趣，不信邪，结果只能领到无字的白本。直到他把紫金盂献上，才算取经成功。

　　对于晚清的“老大”慈禧来说，李鸿章、恭亲王、庆亲王、翁同龢、左宗棠这些人，就是她的“吏”。北洋海军被看作李鸿章的私人势力范围，他的政敌为了防止其势力膨胀，阻挠北洋海军购买新的枪炮舰艇，把很多钱用在修颐和园上面，导致在军备上落后于日本海军，而在明知北洋海军外强中干的情况下，逼其仓促出战，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可是，李鸿章的政敌们，也有他们的充分“正义”道理。当时光绪想要亲政，他的拥护者们为了让慈禧体面舒服地退居二线，修座园子给她安享晚年，也是无奈之举。让慈禧身边的宠臣们大发一笔“修园财”，以便交换到实际的政权，进行光绪的改革，似乎也理直气壮。然而，最终的结果是，这两派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却导致了非常糟糕的结果。

　　吏，可以将善政变成恶政。北宋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在宁波推行试点时，大获成功。为什么同样的政策，推广到全国就失败了？历史学家众说纷纭，但“贾政难题”是其主因。当时宁波的范围毕竟小，王安石天纵英才，亲力亲为，把吏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然而，全国变法开始后，王安石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暇顾及，只能由吏去推行全国。一支由宋江、李十儿、阿傩伽叶们组成的吏员队伍，可以把任何善政变成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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