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的经理和掌柜们，与满清的达官显贵的关系，不是一般的铁。　

　　《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是个有傲骨的读书人，可是，在历史上，乔家的大德通，恰恰是最善于走上层路线的，和朝廷的关系，不是好，而是很好，好到连最长袖善舞的胡雪岩，都难以望其项背。大德通的掌柜高钰，在大德通干了50年，其中有20多年是当老大，以善于与高官交际出名。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大德通对于朝廷和战局的一举一动，掌握得十分清楚，甚至很多官吏要通过大德通，来了解朝廷和战局的动向。　

　　在慈禧西逃期间，高钰和随驾的内阁学士桂月亭联系紧密。有一天，桂月亭告诉高钰一个绝密的信息：“銮驾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如此绝密的军情信息，高钰预先知闻，可见他与朝廷大员的关系有多铁。而大德通与朝廷关系的登峰造极，就是慈禧下榻在大德通票号，随驾的董福祥等大臣，则住在协同庆票号。到了1949年土地改革的时候，大德通票号的东家、祁县乔家堡的乔家女主人，还保存着慈禧在大德通住的时候，随手所赐的金钗。假如乔家与朝廷的关系，真的象《乔家大院》中所写的那样，闹得要生死相见，慈禧还会、还敢住在乔家吗？　

　　在乔家堡住过的大人物，不止是慈禧。湖广总督端方，也曾经在乔家堡的中堂住过。大德通的高钰，与赵尔巽的关系非同寻常。赵尔巽去什么地方当巡抚、总督，高钰常常跟上，人称“二督抚”。合盛元票号的汉口经理史锦刚，是湖广总督的干儿子，总督府的办事人员，都不敢直呼其名，叫他“三少”。袁世凯当年还是政坛新星的时候，想巴结当时的朝廷柱石李鸿章，多次求见未成，最后还是请三晋源票号的老板，引他在票号的账号见到了李鸿章。　

　　有了朝中达官显贵做靠山，票号的钱很好赚。因此，它离现代投资银行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对朝廷大生意的依赖，就像吸毒一样日益上瘾。普通商人、老百姓的小额存款，它是不办的。他们看中的是朝廷官府、官僚、大商人的存款。然而，时代变了。　

　　以“小银行的大掌门”的美誉，在中国金融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陈光甫，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作风就大不相同。与自闭的山西票号相比，两者的出手判若云泥。陈光甫的起点低，1915年，在上海宁波路开了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当时门面小，本钱少，名义上说是10万银元，其实只有东拼西凑的7万银元，只有7个人。　

　　陈光甫自兼营业，拉存款、跑工厂、放贷款，晚上还得回到行里培训员工。然而，在美国的经历和见识让他知道怎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当时，小额存款，银行是看不上的，陈光甫偏偏独树一帜，把眼光投向了这个真空地带，因为这个决策，他还一度遭到同行业的耻笑。当然，他选择小额存款，一方面是出于无奈，大企业和官僚根本看不上这间新出生的小银行，另一方面，他也是看准了其中潜藏的商机，小额储蓄存款，稳定性比企业存款强，趁着同业不屑一顾，正好人弃我取。陈光甫提出“一元即可开户”的口号，那些没人理睬的老百姓，见到居然有银行肯给自己的小钱开户头，纷至沓来。有人刁难嘲弄陈光甫，拿了100银元，要求上海银行给他开100个存折，上海银行照开不误，赢得了民心。　

　　不光赢了民心，陈光甫还赢了商机。1915年，银行的储蓄存款仅有1.8万元,简直是微不足道,而到1921年,已经有116万元,到了1932年,更是达到2300万元。而此时，曾经不可一世、不屑于这种小额储蓄，只将眼光高高盯着官僚的山西票号，早已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破败不堪。　

　　上海银行，这家陈光甫创办的新生草根银行，不光吸收存款的方式不同，发放贷款的战略，也和山西票号大不一样。同样是在中国，处在相近的时代，作出的选择大不相同。这里面，比的是眼界、是信息、是胸怀、是胆魄。山西票号紧挨着朝廷融资，上海银行却是草根阶层，出生之初，和这些达官贵人根本搭不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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