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正在等电梯，迎面碰上了正从电梯里出来的张经理。他是我不久前认识的朋友。他说话不多，但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挺逗。他几乎没有笑，但我分明从他绷得紧紧的脸上捕捉到隐藏在每一条皱纹里的笑意。他长得有点像电影《甲午风云》里的邓世昌，一说话那底蕴十足、音域极宽的男低音更让人把他和邓世昌联系起来。他让我猜他的职业，我说你是个企业家。他皱纹里的笑意更浓了，说小姐的眼睛还挺厉害嘛。他给我留了名片。但一个多月过去了，谁也没有想起来联系一下，萍水相逢嘛。　　

　　不料，却在这瞬间可能错过的电梯前相遇，看来还是有缘分。我问他是不是来办事?他说不，这儿是我的单位。瞎说，我说。我知道他的公司在颐和园附近，难道一个月不见，公司搬到了这个四星级饭店?官僚了吧，小姐。张经理说我现在又是新加坡 A公司驻京办事处的代表了。上次没听你说呀，我说。上次工商注册还没下来呢，还不算办起公司，张经理说，这不，昨天刚注册下来。我说了一些祝贺的话。他邀请我去他的新办公室看看，我答应了。　　

　　办公室挺大，约四、五十平方米。一张黑色的老板桌很气派地放在靠窗的角落，并行放着的是一张型号小一号但同样是黑色同样很气派的办公桌，显然是为秘书准备的。张经理指着剩下的那一大片空地说，办公家具很快就从新加坡运来。　　

　　他请我入座，为我倒了一杯水。　　

　　告诉我，我说，你为什么在自己的公司当老板当得好好的又来给人当打工仔？　　

　　我知道这话说的过于直率，但事实如此。即便是办事处的首席代表、代表，只要是外方雇用，都是打工仔。而依我对张经理的观察，他不是那种会去当打工仔的人。他是那种历经人生沧桑，完全靠自己的奋斗，一步一步走上自己事业顶峰的男人。他曾在内蒙古大草原摔打了整十年。在这十年里，他的灵魂受到了大自然的洗礼，性格因此变的“立体”。他原是天空的一片浮云，是十年草原的风把他变成了一块厚实的土地。靠着这种“土地精神”，他回城里后投身于改革大潮中，在五年里当过几个亏损企业的厂长、经理并使这些企业转亏为盈。然后，他南下深圳、珠海，创办了自己的企业。这几年，他回到北京，在了解了市场后，选择了一项易被人忽视的项目，专营旧汽车零配件，专门为五六十年代的汽车服务。他的生意做得很好。他的汽配公司也可谓财源滚滚。这种境遇下的他，犯得着去写字楼里做一个打工仔吗?　　

　　你说的对，他说，我不会去做一个打工仔的。在这个办事处，虽然我受雇于新加坡老板，每月拿他的工资饭补，但我们是朋友关系，我们是五五分利。　　

　　他告诉我，这个新加坡老板是他几个月前在一次宴会上认识的。当时就谈的很投机。宴会后，老板专门把他请到寓所，告诉他自己很想在中国做生意，但苦于对中国市场不了解，希望张经理能给他一些主意。张经理于是用他多年生活沉淀出来的见识，分析了当今市场，提出私人汽车在中国汽车市场有极大的潜力，以及从事其他贸易的可行性和现实性。张经理建议，在以汽车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求，选择一二个项目，这是打开中国市场的第一步。新加坡老板非常兴奋，当即请求与张经理合作，在北京建立办事处。张经理沉思良久，表示同意。因为对张经理来说，有财力雄厚的新加坡老板的支持，对他的企业走向国际化也是有利的。于是双方当即达成协议：新加坡老板提供一年的开办费，包括办公费用和雇员工资费用；一年以后办事处费用自理，有利五五分成。　　

　　这么说你是一个担着一个高级打工仔头衔的老板，我说。　　

　　可以这么说吧，张经理说，所以我需要我的雇员。　　

　　你要什么样的雇员?我问。　　

　　能帮我看“摊”的，他指指这一间大屋子说，我得去跑业务，不能天天待在这屋子里，所以我需要的是一个能耐得住寂寞的人。总之你瞧着行就行了。　　

　　但事情仿佛没有这么简单。　　

　　我先介绍过去两个朋友，都是天分极高，有开拓精神，肯吃苦的硕士研究生。但不知怎么地他竟然都没看中。　　

　　我又给他介绍了两个很漂亮、活动能力很强的女孩，他也直皱眉。　　

　　最后我又让一个看起来很老实、绝对一板一眼的大男孩去面试，他却说这孩子太木。　　

　　我说，我怕了你了，张经理，你自个儿找人去吧。无奈他又再三请求，我只好笑着说那你等着吧！其实我心里对他究竟想要什么样的人已是迷迷糊糊。　　

　　就在这时，我遇到了郑方。　　

　　郑方长得可不像他的名字。叫郑(正)圆可能和他的外表更吻合。圆圆的大脑袋，圆圆的身体，要不是一米八的大个子，他该成大圆球了。　　

　　郑方一见我就说我刚从珠海回来，谢谢你给我介绍工作。我回忆半天才想起我曾经给郑方介绍过一家日本公司，他家人说他在珠海工作，一时回不来。现在我回来了，郑方说，能不能麻烦小姐再给我介绍一个公司，我便说，行呀，你先请坐吧。可说实话，每天找我介绍工作的人很多，时间长了，便觉得这一切平淡得很，有时便忘了去体会每个人来找你时心里装着怎样的一份希冀。对郑方也一样，我热情接待了他，但内心并没想为他费多少心。我让他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刚跟他说了两句话，就来人了。那天也是出奇的忙。一会儿外商会谈，一会儿雇员有事。足足折腾到快12点，才回到办公室。一看，郑方还端坐在一边，不觉歉意突起。我“晾”了他几乎一上午。我说你让我想想哪儿要人。正想着，又来人了。郑方忙说，小姐你忙你的，我改天再来吧。我连说，对不起。但等郑方的人影消失了，我也忘了对不起了。　　

　　以后的几天，我压根儿忘了郑方。　　

　　上周后，郑方又来了。我让他坐在我旁边，那天不忙，我便和他聊了几句。知道他在公司做过三年，到珠海去了一年。问他年纪，他说24岁。我大吃一惊。回忆起上次端坐一上午的耐心与平静，看他此刻的沉着、稳重和一脸的淡然处之，说他三十多岁毫不为过。我问他专业，他说外语及外贸。我突然想起张经理。我有一种直觉，郑方就是他要我的人。只可惜他不是学汽车专业的。我说出了我的遗憾。郑方淡淡一笑说，小姐我在珠海做的正是汽车生意，我从小喜欢汽车，恐怕没有我不懂的汽车。我大喜过望，连忙打电话给张经理。　　

　　次日，我打电话给张经理，接电话的人却说我是郑方，我已经上班了。我说太好了，祝你好运。　　

　　很长一段时间，我忘了郑方，也忘了张经理。　　

　　有一天，郑方突然来电话让我去他们公司坐坐。他们公司在我们公司楼下。我当即下了电梯，推开了他们公司的门。　　

　　一进门，我看见，郑方把自己的身体深深地陷进有着高高椅背的老板椅上。屋里没开灯，显得很幽暗。屋子安静的有点儿死气沉沉。　　

　　张先生呢?我问。不常来，他说，每天，这屋子里就我一个人。做什么呢?我问。接电话发传真，郑方轻描淡写地说。你天天关在这屋子里，不觉得寂寞?我问。不觉得，挺好。郑方毫不含糊地回答。　　

　　我不仅对这个男孩子刮目相看，在外企工作时间久了，什么样的人都见过。大凡郑方这样的男孩，一个一个都闹着要去外面跑业务。连一些女孩子做秘书做久了，也闹着要调整商社。他们都把日复一日的接电话、发传真看成最低级最不屑一干的活，看成是自己要在外国商社发展不得不过的一道关口。而这个郑方竟然没有一丝一毫的不安心。相反，他好像很享受这份工作。　　

　　我说出我的疑惑。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这一点也不奇怪。我进外企的目的和别人不一样。我问他哪儿不一样。他说大部分人进外企是为了挣钱；而我是想找一份稳定。　　

　　一个正值热血沸腾年龄的男孩，说出这种只有饱经沧桑的人才会说的话，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　　

　　难道不想下海?我问。　　

　　下海不一定非要跳下去游泳。他说，我可以借助一条船一样能抵达彼岸，这不比游泳更安全?公司就是我的船，公司到了我也到了。　　

　　精辟。我说，可是你真愿意这么天天一个人守着这个冷冷清清的古墓般的办公室，真的愿意做这些本是办事员做的事?　　

　　没什么不愿意的。他说，对我来讲工作没有大小之分。其实每一份大工作也都是由一个个细小的工作组成的。我为每一笔大生意所作的准备是生意成功的前提。我觉得一个人不仅大事要能做，小事也要能做，不然自己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住了。　　

　　我很想继续跟他聊聊，一看表时间已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一小时。我要继续我的工作，便上了楼。　　

　　半个月后，张经理请我吃饭。　　

　　饭桌上张经理连声说郑方这孩子真不错，聪明，能干，含而不露。他表面温和，慢条斯理，但仿佛永远成竹在胸。张经理说郑方是那种你只需要告诉他要什么，而不需要多说一句怎么要，他准能准确无误地把你要的东西弄回来的男孩。　　

　　张经理跟我说起一件事。一日张经理突发奇想，想在办公室接上一张大作战地图，说郑方你去想法买一张。张经理说完便出去了。郑方打了几个电话，了解到商店里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中国和世界地图。你猜他最后怎么着?张经理说他竟然从总参搞来了这两张接满一面墙的地图。从这件小事，我觉得这孩子素质比较好。　　

　　其实我知道这孩子很有个性。张经理说，就和他的名字一样有棱有角的。但他在这棱角外面圈上了一个圆。你知道上次你介绍的那两个硕士我为什么没有用?他们的棱角太明显了，太有个性了。用这样的人，没法去驾驭他们。而任何一个老板都不会去用一个他没法控制和驾驭的人，哪怕这个人能力再强，学问再高。人不能没有个性，但不能锋芒外露。郑方这孩子就不错。他的个性被他罩在了温和谦逊的外衣里。我知道他很有能力，有个性，但他听从指挥。我可以让他去做大事，也可以让他去做细碎的小事。我喜欢他。你帮我找了个好帮手，所以我今天要谢你。　　

　　以后的日子里，我成了他们的好朋友。不时插空就下去坐坐。我发现，这一老一小搭档得越来越默契。更逗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高高大大、魁魁梧梧的。经常张经理前面走，郑方后面跟着。张经理开始天天带着他出去谈业务，把办公室交给了一个也是由我新介绍去的20多岁的男孩。　　

　　再单独见到郑方，我说祝贺你。他一脸漠然，说为什么祝贺?我说你现在搞业务了。他微徽一笑，一副遇事不惊的样子说，这算什么?　　

　　接着他告诉了我一段让我终于明白他所以会遇辱不惊、遇荣不宠的原因。　　

　　他说，在珠海，我做生意发了大财。一度我曾拥有一幢楼房，一辆60多万元的轿车。但商海艰辛，我涉世不深，又锋芒外露，刚愎自用，结果受朋友骗，一夜之间我失去了一切。回北京时连波音飞机都坐不起，只能坐联航的飞机。到了北京打不起“面的”，最后坐公共汽车回了家。　　

　　郑方依然是一脸平淡地说，要学做生意，先要学做人。这，便是我经过珠海一场大起大落后得出的结论。这，也是外企许多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至今尚未悟出的道理。　　

　　所以，他说，我坦坦然然地直面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