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销史1978年：破晓的黎明 _ 文库

　　马金迪是从回归前的香港来到中国大陆的，他对香港列车能在早上九点提供杜松子酒和冰镇威士忌感到满意。在开往广州的列车上，马金迪只能喝到滚烫的茶水了。他注意到在这个招待外国人的车厢上，至少茶杯的装饰还是很精美的。

　　在香港居住了一年之后，马金迪对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国家的直接对比感到好奇。进入大陆的时候，香港的高楼大厦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绵延数里的起伏丘陵和种满谷物的庄稼地。在跨越罗湖桥的一刻，马金迪感觉到了中国人彬彬有礼的态度和强烈的好奇心。对于香港的拥挤来说，马金迪觉得这里的一切是祥和平静和妩媚动人的。但他想不到的是，要不了多久，这里就即将成为中国最有生气和繁忙的经济特区。　　

　　身穿绿色军装和戴着红领章的人民解放军边防军开始对马金迪进行检查，但并不严格，甚至还拿着他的一本书要当场请教马金迪英语发音。　　

　　列车过了罗湖桥后，西方旅行者开始发狂地拍摄这个陌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切。一位丹麦旅行者则把他的印象直接录到了一盘录音带上。　　

　　列车的终点站是广州，在那里，马金迪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位20多岁眉目清秀的翻译彬彬有礼地对马金迪说“我非常希望到英国学习外语。我的一个朋友已经去了那里。打倒四人帮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1978年的中国还没有任何堕落的现象，至少在马金迪眼里是如此。广州机场的一个“失物招领”的玻璃柜则给马金迪留下了“中国人具有诚实精神”的印象。他还在内格尔的一本《中国旅游指南》的书中读到，一位外国旅行者在旅馆的废纸篓里扔了一双旧鞋，但这双鞋子在他离开中国的飞机上，还是回到了他的手中。这样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拾金不昧，至少1978年的中国人还不能理解外国人为什么会把旧鞋丢在废纸篓里。　　

　　但日本的评论家山川晓夫却不像马金迪这样富于人文色彩。他从一些经济数据的对比中得出了“中国从1966年开始到1978年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善”的结论。此时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文革开始后的十三年留给中国的只是一片空白。　　

　　应邀去武汉钢铁厂参观的日本高级技术人员在参观工厂时需要穿上高腰的胶靴。这个工厂在建厂初期，苏联专家撤走后，就一直自力更生。现在，它更像是一个沼泽地中的街道工厂。山川对此感到震惊，因为同时期的日本钢铁厂，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公园式工厂的角落里，只有两三个人，其余的都使用电子计算机管理。　　

　　这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据山川晓夫估计，只相当于日本1877年到1887年这十年中的数据。　　

　　山川还悲观地估计，此时在工业上对中国进行援助的话，可能会引起某种社会矛盾或者新的社会不安。但他显然认为邓小平也知道这些现实情况，却还是坚定地决心实行“四个现代化”的路线。　　

　　不过也不是每个日本人都像山川那么悲观，至少一位《日本经济新闻》的记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实现商业的现代化。这位来上海的记者看到的南京路已经是一条繁华的街道。百货店、衣料和电器都琳琅满目，陈列也别具一格。中国甚至已经有了24小时营业的商店，但那时叫作“昼夜商店”，1978年的消费者更多地叫它们为“小店”。上海市内的各菜市场在这年夏天开始实行“电话预约定菜制”。引进自动售货机也成了一件新鲜事。上海的《解放日报》甚至已经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超市。这种商业业态在当时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美国人对投资中国抱着强烈的谨慎态度，一位代表西方一家化学公司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说，“任何西方企业如果打算冒险把大量资本投入中国的合资公司，那简直是发疯。它们根本控制不了这些企业。”美国一些大量进口鞋子的贸易商已经开始初步探索中国工厂的生产状况，但是中国人并不让他们参观工厂。　　

　　中国正在计划开办一些生产鞋子和轻工业的合资企业，但香港的观察家认为，西方公司大概不会像在石油钻探设备和其它重工业产品那样蜂拥而上激烈竞争。事实上此时中国已经开始了和一些美国公司的初步谈判，并且希望在这些合资公司中采用外国的设备、技术和管理。中国的打算是在一段时间内（通常说是5年），用工厂生产的衬衫、鞋子或者手提包来偿付给外国投资者，这些价格要大大低于香港、台湾、南朝鲜（也就是现在的韩国）产品的价格。在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厂房、设备和技术将全部归属中国人。但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仅仅是中国所倡议的合资企业的一些“说明动向的细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也敦促美国和其它国家仔细研究中国的建议，并且需要保持小心谨慎。　　

　　美国人认为这些合资企业将会建在福建或者广东，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准备好了要和这两个省的当局进行谈判。在一些美国人的印象中，中国人已经变得更为讲求实际了，因为中国需要技术，也需要出口市场。　　

　　香港已经有一两家公司蠢蠢欲动。它们的整个市场路线图是先在中国进行初加工，再到香港进行精细加工，然后销往美国。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大规模地降低成本和避税。　　

　　1978年，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世界，都已经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破晓前的躁动。　　

　　远在非洲的埃及已经观察到中国的一些变化。这年年底埃及的《今日消息》总结到，1978年，中国是地平线上的一颗明星。　　

　　邓小平已经被证明是无辜的，共产党承认，以前批评他的罪名都是不实之词。中国的大字报虽然还可以见到，但是内容已经变成了批评毛泽东和他的一些思想观点。中国的外交官也不再一定被要求穿毛式服装了，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穿西装。这个国家已经在修建为了旅游业而设的饭店。西方舞蹈也开始被接受。中国也已经决定和资本主义的美国建交。　　

　　宣布中美建交的时间最后定在1978年的12月16日，这天的上午，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报：上午10时将有“重要广播”。此前中美建交的谈判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绝大多数中美公众都对中美建交公报的发表感到意外。　　

　　上午10时，中国总理华国锋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电视镜头前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联合公报上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俞雷：俞雷：曾任职于世界500强企业的玛氏中国、欧莱雅中国，现任帅康集团浙江康纳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有着10多年丰富的市场营销和战略管理工作实践经验,是中国知名的营销专家和财经作家，《销售与市场》杂志专家团成员。俞雷著有《最糟糕情况下的营销》、《逃离外企》、《公司名利场》、《追寻商业中国》等书，并曾为FT中文网、《21世纪经济报道》、《销售与市场》、《浙商》等知名财经媒体撰写专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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