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飞的今日上海，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994年3月2日，香港某财经类刊物在黄浦江畔采访。笔者应昔日上海文友、今香港记者张先生之邀一同前往，目睹如下采访场景：　　

　　亮丽的新外滩，一位中年男子驾驶着锃亮的进口豪华轿车驶进停车场，进入两位香港摄影记者的镜头。一次事先约定的采访开始了。　

　　“作为改革开放时代大陆的成功人士，你感到最大的收益是什么?”　

　　“最大的收益不是金钱，不是轿车，而是时代赐予我们每一个人充分体现自我的空间。”　　

　　 “你在事业上的成功是否与你拥有一个‘好爸爸’有关?”　　

　　“‘好爸爸’?!我的爸爸的确是一个解放初入党的老干部，不过，他在六十年代就响应党的号召，带着全厂职工到闭塞的‘大三线’支内去了。他是一个连信封信笺都不敢往家拿的‘马列主义老伯伯’。”　　

　　“雍国建先生，方向盘请扶正。我们的摄影记者还没选到作封面照的理想角度。”

　　……　　

　　此时，背景是高耸云天的“东方明珠”。一江春水正托起一个生机盎然的上海。　　

　　香港记者的采访完成了，但是，他究竟是一个靠什么起家的老板?雍国建必然地列入了记者的采访计划。　　

　　1994年4月22日，下午。循着名片上留下的地址，记者在一个幽静的大院里找到了雍国建。此刻，他正在擦洗自己那辆轿车，弓着腰撩着袖，活脱脱一个称职的司机，但那一身的名牌包装和狡黠的眼神又证明，他是一个不小的老板。　　

　　雍国建把笔者引到了一套充盈着现代气息的客房。趁他沏茶的机会，我细细地打量了这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一套硕大的真皮会客沙发的边上是一台传真机，办公桌上文件夹堆放得高高的。是他的办公室?但又不见一个雇员。一张席梦思床上，杂乱地扔着一大堆换下的衣物。是他的居室?但又太缺少应有的家庭的宁馨。　　

　　雍国建感觉到了笔者的困惑，拧亮带有悦耳的重金属撞击声的包金打火机后，他说：“这里是我的市区工作室。我这个人有求静的怪癖，常常丢下公司的事一个人在这里办公思考。至于这套居室，是租下的。这年头，虽说购置房产会增值，但是，我认为还是划不来。这套房算100万元吧！5年后，最多值200万元。但是，100万如用于流通，恐怕不用2年就能翻一番了。”　　

　　好一个精明的生意人!　　

　　正谈话间，他的大哥大响了，从对话中记者听出他好像与对方在谈气象，“副热带高气压团”、“温室效应”什么的。　　

　　好奇怪!商人也有侃科学的雅兴?　　

　　雍国建从文件夹中抽出一叠传真件递给笔者，全是关于今年夏天北半球天气情况的预测和分析，其中日本、法国的有关气象资料上还有完整的中文翻译。围绕着这些气象资料雍国建神侃了起来——　　

　　“这些国外气象资料是我出钱请人翻译的。并不是我对气象有特殊的爱好，而是出于经营的需要。眼下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生活在极其有限空间的上海人对气候变化越来越敏感了，这必须要与市场营销产生紧密的连锁效应。按照上海的惯例，气象台每年5月中下旬对上海夏天气温作中长期预报，这种气象预报一见报就成为商人们共享的信息资源，而要取得主动权，就必须得到超前的信息，这是商界竞争的成功要素。早在3月份，我就通过国外的朋友，得到了国外大量的今夏天气走势预报，从中我得出的结论是：1994年夏天必热无疑!于是，我将所有资金用于空调的订货。到现在为止，不少同行对我的做法表示不理解，我对他们说：等上海中心气象台的中长期预报见报后你们会后悔的。”　　

　　“当然，经商仅仅有超前的信息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缜密的市场调查。还是拿空调来说吧，现在商店出样的都是高档挂壁机，二三千元一台的低档窗式空调没人愿销，上海人难道都这么富有吗?我现在订的那批空调中，有一半是市场滞销的窗式空调，都是工厂让利再让利给我的。信不信由你，如果今夏上海出现持续高温，跑得最疯的肯定是这批低挡的窗式空调。在经济收入拉得越来越开的今天，消费金字塔的底部也越来越大，而处于底部的人们在过去时代形成的‘趋众心态’或者说‘兵团式消费态势’，是难以迅速抹去的。这就是窗式空调必将有极大市场潜力的根据……”　　

　　春天的阳光下，套着进口羊绒衫的雍国建在编织着夏天的梦想。当时，笔者还曾为他担忧：这金色的梦想会在夏日骄阳的曝晒下黯然失色吗?　　

　　后来的市场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和那一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中年人一样，今年39岁的雍国建也在物质极度匮乏的窘境中走过了“那个时代”。对贫穷的记忆同样是刻骨铭心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一天，当厂长的父亲偶而得到了一次“特供”：一斤猪肉。母亲煮了一大碗红烧肉，当时只有6岁的雍国建一块又一块地用手拿着吃。母亲犯愁了：这可是一家七口人丰盛的晚宴啊!可是，再劝说也没用，过度营养缺乏驱驶小小的雍国建目无尊长，最终，母亲只能含泪用绳子把他捆在桌脚下。在谈及这件往事时，雍国建说：“当时，真是饿极了。我就想有一把剪刀把绳子剪了。”　　

　　1963年，读小学的雍国建迷上了连环画。一天放学，他在路边看到连环画出租摊上有一套新出版的英雄人物传记，租看这十本书得花5分钱。为了这5分钱，他硬是缠着母亲要，从家里跟着母亲到厂里。但是，慈母还是掏不出这5分钱，不是母亲心太狠，5分钱对她确实不算是笔小支出啊。终于，雍国建奔回家，叩开在大学当教授的邻居的房门，厚着脸皮说：“老伯伯，这个星期你家地板的蜡我来打，你给我5分钱工资就行了”说完，就利索地从屋角拿来打蜡工具，蹲在地上干了起来……　　

　　1966年春天，雍国建的父亲支内去四川，在十六铺码头送行的时候，父亲给了他5元钱，并嘱咐他：要好好珍惜着用。捏着有生以来的第一笔“巨款”，当时还只是小学4年级学生的雍国建想得很多很多：如果用于借书买东西吃，这钱很快就会用完，能不能让这5元钱越来越多呢?最后，他悄悄地奔到了银行。“这也许就是从小萌发的金融意识吧！”今天，雍国建得意地说：“当时，除了增值，我根本就没其它动机。”　　

　　在那个精神至上的年代，年幼的雍国建并没有把一颗红心“无私地”献给“埋葬帝修反”的事业。也许，这就是他在以后社会结构的嬗变中抢占有利位置的底蕴。　　

　　中学毕业后，雍国建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在苏北海丰农场的那些年，他认为自己最大的作为就是从银行存款的利息中赚了不少钱。那年头，苏北农村不同的银行储蓄所有不同的银行存款利率。为了了解利率的高低，雍国建贴上8分钱邮票，发一批信给附近的储蓄所，再从中选择。为了获取最高的利率，他会在工余时间蹬着“老坦克”骑上几十公里。“那时，合法的投资就只有这条路。农场工资每月只有30多元。父亲又在四川支内，家里不可能寄钱给我，因此，我只能在银行存款利率上动脑筋了。现在看来，在任何一个时代，只要你是个有心人，机遇总是有的。那时，我每年得到的利息不会少于2个月的工资。”　　

到回城时，雍国建的“原始积累”已经达到了数干元。　　

　　1979年春天，上海百万知青开始从黄土地流回水门汀。雍国建也回到了故乡。　　

　　他一踏上南京路，就发现这个城市不要地了。为了找工作，他跑遍了居委会、办事处、劳动局，甚至跑了几十个工厂，得到的都是一句话：“对不起，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出于无奈，母亲提早退休，把旱涝保收的铁饭碗让给了雍国建。母亲是厂里的“白领”，雍国建也理所当然地坐进了行政科室。　　

　　“一杯茶，一张报，八个小时悠悠泡”的生活开始了，雍国建还很得意哩！实在闲得无聊，上班时，他干脆自学起高中数理化了，反正36元一个子儿也不会少。　　

　　1981年春天，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来上海出差，住在当时堪称豪华的上海大厦，雍国建代表在四川的父亲去探望他。岂知大厦的服务员硬是不让他上楼，非得客人下楼来接，偏偏那位客人又临时出门，而服务员也不同意雍国建在大堂沙发上坐等，还掼出一句“损坏了你赔?!”雍园建受刺激了：被人瞧不起，还不是太穷的缘故!这天，已在深圳参与开发的爸爸的朋友讲述了许许多多关于深圳和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的新鲜事?“在那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成为现实”的话使雍国建彻夜未眠。　　

　　几天以后，他跟着父亲的朋友去南方“考察”了，当然，他没忘记带上那几千元的“原始积累”。　　

　　“至今，我不会忘记第—次到深圳的所见所闻。那时，上海厂里还在要求我们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深圳人已明明白白地说：做生意就是既为自己也为社会，既为小家也为大家。我把带去的钱全部买了牛仔裤，临分别时，父亲的朋友告诫我说：你要做生意我赞成，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法律和道德——法律是要你不做坏人，道德是要你做好人，这是应该时刻铭记的。确实，我把这句话永远记住了。回沪后，我把200条牛仔裤全部批给了个体户，净赚3000元，这几乎是我在工厂—年的收入。”雍国建回忆说。　　

　　几天以后，他瞒着母亲向厂部递上了辞职报告。他怕母亲伤心，因为，为了他继承这只铁饭碗，在工厂“管人”的母亲只能早早地回到家里管孙儿孙女了。刚辞职那阵子，他还每天像模像样地早出晚归“上班”呢。　　

　　从此，摔却了铁饭碗的雍国建日复一日地在鹰厦、浙赣、京广线上奔波，从头花、内衣、时装到文具、手表、家电，什么赚钱搬什么，好几次过年都是在千里铁道线度过的。　　

　　八十年代中期，城市经济改革的潜流开始在上海的高楼大厦间涌动，并日益迸发出巨大的诱惑力，上海经济向多元化发展仅仅是个时间问题。这时，雍国建隐隐地感到，他该结束长途贩运的艰难生派了。　　

1986年初，他以自己的“原始积累”为抵押，承包了市郊一家乡办羊毛衫厂。这家羊毛衫厂的硬件确实不错，还有进口电脑编织机，可就是品牌不响。　　　

　　怎么办呢?这时，雍国建想到了求助国有企业，那阵子，国有企业职工还在自我感觉良好地诵念着“书记谈理想，厂长搞横向，干活靠阿乡，阿拉白相相”。“千活靠阿乡”的雍国建请来了上海一家国有名牌羊毛衫厂厂长搞横向，当时绝无危机感的国有企业厂长同意以每件羊毛衫3—5元的提成横向联合。这下可乐坏了雍国建，挂上国有名牌，他的羊毛衫卖价提高了50％，还常常供不应求哩!　　

　　紧接着，为了扩大销售窗口，他又找到了徐家汇商业街的一家国有企业搞联营，国有企业提供沿街的一排仓库房，雍国建筑资改建成商店，获得十年的使用权，每年仅需缴纳少量的租金。就这样，几个月后，他就拥有了几百平方米的商场。他懂得“店多成市”的道理，在商场中心位置开设了自己的羊毛衫专柜，把其余柜台分别出租给除羊毛衫以外的商家。于是，一个顾客盈门的综合性百货商场成型了。“我不到1年就收回了改建的投资。我真不明白，那时候，国有企业厂长怎么会不干这种举手之劳的赚钱生意?”　　

　　八十年代末，当上海开始满街破墙开店，到处挂满羊毛衫时，顺风顺水的雍国建却突然盘掉了店面，停止了羊毛衫厂的承包。朋友们看不懂了。“知否?什么东西热起来，什么东西就必然乱起来。这是一种经济规律。”雍园建回答说。　　

　　是见好就收?还是准备养老了?　　

　　雍国建又一次搭上了改革号列车的第一班。　　

　　八十年代未，浦东开发前夕，伴随着金融体制改革，股份制试点改革这棵未来的经济参天大树在上海这片计划经济冻土上顽强地生长着。　　

　　1990年1月，雍国建来到了当时门可罗雀的上海西康路上的证券交易部，还处于柜台交易状态的柜台上挂着“飞乐”、“延中”等股票的转让价，都发行几年了，股价还是在发行价左右。雍国建买了一大叠股票——他认准这将是一个新的经济生长点。　　

　　一年以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当深圳炒股“过江龙”在黄浦江畔给上海人上了一堂证券课后，雍国建乐坏了，他做梦也没想到手中股票的价格会加上一个零。这时，他悉数抛出了全部股票。　　

　　1992年1月，当30元1张的第一批股票认购证在上海发行时，机遇女神又一次和他接吻了!没作任何考虑，雍国建不仅自己，还代兄弟姐妹，包括远在四川的爸爸买了认购证。当问及他一家当时究竟买了多少认购证时，他笑着说：“这当然是家庭机密。我可以透露的是，我还当作压岁钱给小外甥买了6张。至于说到为何会在大多数上海人放弃这次淘金机会的情况下，我会毫不犹豫地投入，这与我的性格有关，我这个人不喜欢随波逐流。”　　

　　在结束采访的时候，记者与雍国建有了如下对话——　　

　　“你目前是否投入股市?”　　

　　“我相信‘做一年不如做一回’。平时不去股市，驾车路过证券公司门口注意一下‘人口密度’，在‘人口密度’最少的时候进一点货，人再少再进。然后，在适当的时候通过电话委托抛掉。这样赚点日常开销钱是没问题的。”　　

　　“除了家用电器，你现在还经营什么?”　　

　　“除了不准经营的，我什么都可能做。”　　

　　“你现在最大的缺憾是什么?”　　

　　“缺憾?(略加思考)那就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拥有一家自己的工厂。”　　

　　“你最欣赏的一句名人格言是什么?”　　

　　“‘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和贸易’。黑格尔的这句格言，应该用来激励我们这个民族。包括我父亲在内的我们的先辈曾经拒绝邀请。”　　

　　“作为一名成功者，你要告诫读者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人人都有机会发达的时代。但是人们在通向发达的路上必须尊重法律和道德：法律是要你不做坏人，否则将前功尽弃；道德是要你做好人，否则将一事无成。”　　

　　在色彩纷呈物欲横流充满诱惑的新世纪面前，雍国建先生，你能持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