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次药品降价刚结束，药品价格的黑幕再一次被撕开，又再一次无声无息弥合，如同前几次一样未见明显成效，形成“有价无药”的尴尬局面，甚至有的销售网点甚至有70％的降价药根本买不到。被降价了的品种，药厂自然降低了生产积极性，甚至放弃生产，转而改变剂型、包装、品名后，摇身一变又是药品柜台中的大爷。这种现象的确让人气愤，但我们也不应简单地把矛头指向这些药商。每一次降价，政府初衷是要压制流通渠道的价格加成，但结果每次都是药品生产商遭灾，最终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有谁会愿意“赔本赚吆喝”呢？其实，简单的降价举措，牵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团体，最后便促成了“老药新制”的骗局。人大代表归纳出的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流通环节多，流通成本高。我国的药品流通环节有6个至9个，而国外一般是2个至3个。药品从出厂到患者手中，往往加价200％－500％。（笔者注：之所以早期的药品降价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是因为整个产业链将降价压力集中到药品生产企业后，生产商的利润空间被压缩；到了后期，生产商承受不起降价压力，渠道商又不愿放弃高利润，最终导致整个供应链崩盘，药品停产。因此可以预计，日后药品降价行动的收效将日渐式微。）

　　二是以药养医的制度沉疴。目前大医院药品收入平均约占医院总收入的50％至60％，一些基层医疗机构的这一数字已高达80％至85％。在利益驱动下，那些利润少的降价药，自然被打入冷宫。（笔者注：这是我国的特殊情况，也是历史的无奈。由于政府对公共卫生长期缺少投入，医疗机构的收入结构出现了畸形，因此改善医院收入状况有助于降低药品价格，也是必由之路。）

　　三是新药审批流于形式。王晶代表说，2004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了1.9万种新药报批，而同期美国FDA受理的新药报批数量仅148种。近几年，出现许多药品报批公司或机构，他们聘请有关官员和专家为顾问，变相行贿以申请新药批文，将原先至少５年的正常审批速度缩短到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笔者注：我国的法制监督体系不够完善，加上医药行业行贿受贿的“犯罪成本”很低，这类情况的发生自然很多。）

　　人大代表的提议非常中肯，但我想进一步应补充以下四个重点：

　　首先，重点抓基础用药，并纳入政府公共卫生职能体系。

　　基础药品和基础医疗一样，都是政府本应承担的公共卫生职能，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加强扶持。至于扶持的办法，我想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生产补贴”，另一种是“委托加工”。

　　生产补贴的方式可以借用政府处理基础医疗职能的做法：现在的公共卫生职能基本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并且国家通过向其购买服务的形式履行应有职能，并给予一定的补贴。同样，政府也可以按照药厂核定生产量和供应量给予利润补贴，并销往指定渠道。

　　委托加工的方式类似于招标活动，即把药品销售招标扩展到药品生产招标，在指定药品品种的基础上进行药品OEM改革，这样即可以保障生产厂家的合理利润水平，同时也保障了低价常规药品的供应。事实上，国家已经启动了类似的办法，2007年我国已经确定内地第一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和药品品种，10家大型制药企业被指定生产32种基本用药，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其次，在药品行业管理中要正视药品的商品属性。

　　药品和医疗一样，都有着不可回避的市场属性。但是，在我国以往对医药行业的管理中，一直带着浓烈的“仇商”情绪，不能正视医药产品（服务）的市场规律，并且一直企图用“计划经济”管理形态对其强制控制，结果却不尽人意。笔者认为，借助市场手段来解决医药行业混乱问题是必经的一道门槛，一方面要用市场手段“疏”、一方面要用计划手段“堵”，疏堵结合而后井然有序。正如困扰药品行业健康发展的“渠道体系”，单靠“价格控制”的手段是无法达到目的的，政府必须深入销售渠道的本质，规范和梳理渠道经销流程，才可能根治顽疾。

　　再次，我国的药品生产行业需要提升技术高度。

　　我国大部分药厂生产的品种，都是仿制药，重复投资严重，技术壁垒很低。在这种“进入壁垒”低、“撤出壁垒”也低的市场中，市场结构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药厂放弃某个品种并不需要承担什么损失，更新生产品种也不需要追加什么投入，这就造就了低价药轻易“改头换面”的现状。如果我国的药品生产和研发结构进一步升级，市场规律便会发挥良性作用，这种情况将会有所抑制。（笔者注：但是同时，也正是在这种行业大背景下，大家都没有考虑药品作为特殊商品的技术投入，便简单地用生产成本来衡量药品价格，误导了社会对药品定价的理解，比如许多媒体记者“揭露”同种药品不同价格的“黑幕”等等，其实都是误解所至。稍懂制药的人都知道，配方的前期研发、原料比例及纯度、剂型、工艺级别都是影响价格的重要因素，单以主要成分为根据论长短是不科学的，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对此持辩证的理解。）

　　最后，引入社会监督机制。

　　整个产业链从生产到销售，至少经历了四个环节：新药审批→成品生产→经销批发→终端零售，每一个节点都存在黑幕。虽然政府在这个链条中加大了监督力度，但执法效果仍有待改善，一方面由于对手过于狡猾，另一方面由于总体执法环境的欠缺，这其中牵涉工商、卫生等诸多职能部门。当然，不容否认，部分的政府官员腐败行为也是药品腐败的组成部分。

　　从以往经验看，政府的监督优势在于前三个环节，而在终端销售层面却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引入社会监督力量则可大有改观。当然，社会的监督也需要组织保障，这些事务可以交由民间组织或者基层社区完成，政府支付一定的费用即可；而社会监督者定期向政府提交考察报告和民意统计，工作性质以提供一线资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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