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解雇了。”曹兵对前来看望他的朋友说，脸上全无一丝沮丧之色。　　

　　“天哪，那怎么办！”倒是朋友关切中透出焦虑。　　

　　“嘿，天塌不下来。”曹兵还是一脸的坦然。见朋友一副想劝慰又不知从何劝起的样子，他说：“其实我早知道我会被解雇。即便他不解雇我，我也要辞职。走只是早晚的事。”“为什么?”朋友不解。　　

　　“人事关系太复杂，实在没法忍受。”曹兵咳了一声后沉默了，一副一言难尽的样子。　　“外国公司人事关系也复杂?”朋友好奇地问。　　

　　“是啊，你也知道，当初我离开原来的研究所，就是因为那儿的人事关系复杂，人浮于事。所以当时不惜和原单拉打破头，死活丢掉了‘铁饭碗’。图的就是外国公司人事关系单纯、简单。挣钱还在其次。”曹兵说着又是一声长叹。　　

　　见朋友露出一副想问但又怕触及曹兵痛处因而欲言又止的样子，曹兵笑着说：“咱俩相交也深了，跟你说说也无妨。平时朋友问我公司的事，我一般都推托。不是我卖关子，而是说起来累，想起来更累。”　　

　　“我是在人才市场被这家香港公司驻京办事处主管经理看中的。这是个女经理，姓汪，长得挺漂亮，也挺干练。我对她印象很好，看她像个干事儿的主。而且听她说这家公司在香港的字号也很老，老板待人忠厚云云。我问到公司人员的管理情况，她说在外国公司，一个人得干几个人的活；给你一块天地，能不能施展是你的本事。我想也对，十来个人的公司人事关系再复杂又能复杂到那儿去?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忙乎还忙乎不过来了，还斗什么斗?我们研究所闹腾得这么厉害我看就是闲出来的。你让他们也像外企人一样忙乎得四脚朝天，看他还有没有功夫折腾人?”　　

　　“就这样我来到了这家香港公司。公司连我在内当时不到十个人，除主管经理汪小姐和一个不知是什么身份但好像说话很管事的景先生外，大家年纪都二三十岁。有几个人和我是前后脚进来的，也是从国营单位来的，他们和我一样，胸怀抱负，希望到外企公司能练练本事，发挥一下自己的自我价值。”　　

　　“但很快，我们发现我们陷入了一个无形的网。这个公司怪事迭出，老板像个幽灵，我们到公司几个月了，连他的面都没照过一次。但他又仿佛无时不在我们身边，了解我们的情况，甚至了解我们雇员之间的龃龉。他向我们发布指令，操纵着这个办事处运转。他靠什么?靠电话，靠传真，靠人。靠什么人?天知道。一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完全搞清他对人对事作出判断的来源是什么。明里，能给他说上话的一个是汪小姐，一个是景先生。景先生何许人也?这也是怪事之一。他原是一个司机，老板刚来大陆那些年，他为老板开车，他是老板留在大陆的心腹，于是便成为这个办事处的主人。知道吗?在我们公司，司机管着我们这批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本科生。没文化的管有文化的，没文凭的管有文凭的。那位汪小姐倒是个好女人，个人生活很不幸，离婚了，认识了我们老板。老板很喜欢她，但老板在香港有妻子。汪小姐倒好象很认真，女人大概都很专情。表面上，老板把这个办事处交给她，她是驻京代表，管理公司日常事务。但其实，她活得很累，很尴尬。她没有权力，事无巨细都要请示老板。老板说一，她很难能说二。她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女人，搞外交绝对是一把好手。但她以前是演员，没有专业，不懂业务，好像也不想学，一遇到数字就嚷嚷头痛，因此她很难操纵公司的业务。她在公司的特殊地位是因为她和老板的特殊关系。我们对她倒没什么。我们挺喜欢她的性格，也同情她不幸的过去和现在。反正我们是雇员，听谁的不是一样听。但她和景先生之间好像就微妙了。景先生是老板的心腹，公司的实权其实在他手里。她和他之间表面上客客气气，其实谁也不服气谁。他们之间‘斗法’，我们打工的就难办了。于是，‘戏文’也就多了。”　　

　　“在外企，雇员的忧患意识很强。因为手中的饭碗随时可能失去，为了保住饭碗，讨老板的欢心是至关重要的。但老板见不着，那么讨老板亲信的欢心便是顺理成章的了。有的雇员去讨好景先生；有的小姐认为只要和汪小姐搞好关系，汪小姐不倒，她也倒不了。讨好了两位，能不能得到雇员所希望的利益很难说；但得罪了他们，必定没好果子吃，这点确定无疑。我们有一个小姐，一直对景先生言听计从，绝对说一不二，人也非常能干。她和景先生搭档做订单，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她作的。但末了该拿提成了，景先生硬说80％的工作是他做的，他该拿80％的Commission(佣金)。小姐气得脸都白了，但还是眼泪往肚里咽，她惹不起他。她对他这么忍辱负重，末了仅仅因为一次展览会上，她当众顶了他几句，他当即沉下脸说‘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干了!’说完甩手而去。当晚小姐就接到老板让人传来的话：她被解雇了。像景先生这样狐假虎威的人在外国驻京商社有不少。这些人仗着老板的喜欢，在商社为所欲为，欺负自己的同胞。而对外方老板，整个一副摇尾乞怜的形象，大大地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这类人被我们称为‘假洋鬼子’。相比之下，我们汪小姐温和、含蓄得多。她让我们叫她汪姐，平时对我们表面上很宽厚，很热情。但她其实只是老板的一只‘金丝雀’。作为一个40岁的女人，可以说她的前途、生活现在完全依附在老板身上，她不敢有一点点得罪老板。而她其实又是一个非常自尊又有个性的女人。处于这样的窘境，她的心情也很难平静。她的情绪有时跌宕起伏很大，情绪不好时，脾气发起来吓死人，有时把我们秘书小姐训得直抹眼泪。她处于一种有名无实、有责无权的位置，经常很烦。事事要她管，但事事又做不了主。她坐镇北京办事处，但解雇人却是老板一句话。有一次老板发话要解雇一位雇员，她在和雇员谈话时好像眼圈都红了，说我也没有办法。不管她是不是在演戏吧，她的尴尬我们是理解的。但是我们也不清楚，在禀承老板旨意这点上，她和景先生是一样的。他们不会维护我们的利益。他们维护的只是老板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利益。”　　

　　“是的，你说得对。我们自己的利益还要靠我们自己来维护，但这是从个体而言，就群体而言，很难，至少在我们商社是这样。按理我们中国雇员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但令我震惊的是，不仅老板在制造一种雇员间的不平等，我们的雇员也在互相制造不平等。先说我们的老板。他为我们公司设立了一种竞争机制。谁最后签下合同，谁就能拿佣金。按理，一个合同的签署，是许多人合作的结果。在我们公司，同一个订单，投入工作的人绝不可能是一个人。以前是一个订单做下来根据各人的功绩得到提成。自从老板设立了新的机制以后，雇员之间团结、合作的机制被打破了。为了签下合同，大家抡订单、抢客户，雇员跟雇员抢，经理和雇员抢。比如同一部门，常常面对的客户都是相同的。你一开始做这个订单做的好好的，经理利用职权要你陪同去找你的客户。你明明知道这一陪就把客户给‘赔’掉了。但经理发了话，你敢不去?经理认识了你的客户，便对客户说我是经理，以后这个单子就由我来做了。而对客户来说只要做得下生意，谁做都一样，何况是同一公司同一部门的经理呢?”　　

　　“经理利用职权抢雇员的客户。他们自己的客户却又牢牢地抓在手里，不让别人涉足。他们对自己做的订单严格保密，客户网滴水不漏。所以我们公司的几个经理签的合同总是最多，挣得钱也最多。雇员抢不过经理，便开始抢自己的同伴。谁都想探听别人客户的情况，一有端倪，马上动手。‘横抢夺爱’在我们公司不以为耻，反成为一种风气，最后变成谁会抢客户，谁的本事就大，谁挣钱就多。老板本意是增加雇员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但结果我　看是一场混战，得益者只是少数，大部分雇员的精力在内耗中消蚀。而能做成订单、签成合同的只是少数二三个人。我们大部分雇员半年连一个订单也做不成。我这次被解雇理由就是今年半年没签下一个合同，但你说我签得了吗?几个月前的一个展览会上，我和一客户谈好了一笔生意，我们的机器以5万5千美元与一客户成交。老板来参加展览会(这是我惟一的一次见到老板)，我向老板汇报后，老板大肥手一挥说不行，不给5万7不准签合同。结果客户不干，黄了。但两天后我知道我的经理接揽了这笔生意，最后是以5万2千美元卖给客户的。我怎么也不能理解，老板为什么宁可损失3千美元，也要把这个合同让给经理签，就是从这件事我领悟到我该离开这家公司了。做生意参入了过多人为强制的因素，这叫什么做生意?”　　

　　“回京后，我的心情特灰。我发现大家都变得怪怪的。谁签下合同了，大家不是祝贺他，而是冷言冷语。有的说：‘你真够能耐的，我们大半年做不下一个合同，你一个月就做下两个，本事不小嘛!’有的说：‘瞧她那得意劲，就她能’。听了这些碜人的话，签下合同的人真希望自己没签下同。这种遭人奚落的滋味可真够他们受的。”　　

　　“签下合同的人拿钱，签不下合同的人难道坐以待毙?开玩笑!不是拿不着钱吗?那好，哥们儿‘造’钱。出差是‘造’钱的最好办法，一天伙食补助50，住宿包干200。那好，出去为客户维修机器，其实两天就可以修好了，非磨磨蹭蹭，不磨个一个礼拜不完事。这一个星期下来，光吃任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就挣下了。雇员有请客户的权力，那好，花三百的我让饭馆开一千的发票。你总不能坐飞机来查吧?买礼品，我‘觅’一半，送客户一半，双方得益。总之能省的绝不省，不能省的更是可着劲儿花。这一趟差出下来，不‘造’完一万元不回京。我们公司一个月光差旅费办公费用没有二、三十万拿不下来。可笑我们老板成天算计克扣我们的饭补、加班费，那能有几个钱?他为他的吝啬付出的代价可是成千上万的美金”。　　　

　　“你问景先生管不管我们?他当然管。但他自己‘造’得比我们还厉害。他一出差，哪次不是几万几万的花；一请客没几千哪下得来？反正是老板的钱。但这个‘假洋鬼子’对我们是够刻薄的。他恨不得我们不花钱都让他一个人花。但是我们好歹也都是大学毕业以上的智商，真要打起游击战来，他们哪里打得过我们?我们不把帐做得天衣无缝还算有智商?”　　

　　“这真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老板宽待我们，我们自然会卖命给他干。但我们的老板实在太会算计了，简直让我们无法忍受。上个月开展览会，他让我们全班人马在展会开幕前一周全部开到广州。干吗?当搬运夫。他为了省这每天30元的搬运费、安装费，他让我们这些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业务员干体力活。我们每天肩扛手提，又拆又装，累得散了骨头架。他简直不把我们当人!好吧，你老板是省了这几个人力钱。但他不算算这么做又白白花去了多少本可以不花的钱。我们全班人马十多个人参展会，大部分人原可以提前一天来就行了，但我们却提前了一周。按每天600元的参展会住宿标准，这周老板多花了多少钱。展会期间，我们使劲吃喝玩乐，卡拉 OK、保龄球，什么贵玩什么，反正在饭店玩，钱由老板付。你说如果老板对我们好一点，这一笔笔钱我们无论如何是要给他省的。但他让我们心理太不平衡了，我们简直没法平衡。展会结束后发放奖金。我们几个做业务的，为老板卖了真苦力，每人才奖励200元奖金；景先生这些既不会做生意，在展览会上也没做什么事的人，奖金1000元，外加一枚金币。连老板那个香港带过来的打杂的什么也没做，还得了和景先生一样多的奖励。我们的劳动力原来就这么贱！”　　

　　“老板太不了解中国人了。他们以为凭他是个香港人，凭他有几个钱，就可以不给人尊严，不给人人格，为所欲为。他搞错了。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是应该互相尊重的。我们为你干活，你给我们钱，谁也不欠谁。在人格上，应该平等，但我们的老板把自己当成上帝，以为他雇佣了我们，他就可以主宰我们的思想、意识相行为。说来你可能不信，自打进了公司，我又开始每周写作文了，写给谁?写给老板呀。地要求我们每人每周交一篇报告，详述这一周每天做了什么，跟什么人接触，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生意，有什么新计划。于是每到星期五，我们一个个便苦思冕想。有得写要写，没得写编也要编出来。其实你想想，哪能每周都有生意做，每周都有合同可谈的?但不行，你得在报告上写足成绩。这种成绩不能写少了，老板看不见；也不能写大了，让老板不信。要写得合情合理，永远给老板希望，但又总是因为种种原因，这种希望难以实现。让老板觉得你永远在做事。其实天晓得，那有这么多事可做。每周我们写完，交给秘书小姐，小姐周末加班，把每一份打出来，然后发传真给老板。一二天后老板写回批语，等我们阅读完，又一份报告要交了。其实老板让我们写报告除了想了解我们在做什么外，重要的一点是想了解掌握我们的客户。我们有两个经理可油呢，他们常常借出差、谈生意推托，拒绝汇报他们的客户情况。他们很明白，客户是他们饭碗的保证。只要他们手里有客户，老板就不敢轻易‘开’他们。老板很恼火，但也无可奈何，一是天高皇帝远，二是钱要靠他们挣。而我们位微言轻，过一天混一天，混不下去了，走人!”　　

　　“是的，几乎每一个人，脑子里都在转着‘走’字。有的一边捞钱一边寻觅合适的公司准备跳槽；有的人整天诚惶诚恐担心不知哪一天就被敲了饭碗；有的人走意已决，只是在寻找走的方式。我便是第三种人，本来想辞职，但听说若被解雇的话，老板还得给外企付一个月的离职费，便决定最后让老板肉疼一次。于是不慌不忙天天去上班但绝不干活，等着老板解雇我。”　　

　　“这不，我如愿了。”　　

　　“问我后不后悔?我不后悔。应该说我潇洒走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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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潮儿 （2000-08-27, 《销售与市场》1994年第六期，作者：吴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