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是大上海沙文主义迫使广货退却……

　　至今，九十年代初一个圣诞节期间的两次际遇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广东潮州市潮州宾馆。应当地朋友之邀，我在一间中国宫殿式的大厅里宵夜。一壶茶、一道道点心，大厅中间是低平的歌台，当地人称之为听歌。　　

　　歌台的追光灯亮了，主持人操着潮州普通话说：“今夜良宵，上海红歌星陈小姐为我们献歌，现在，我们欢迎这位漂亮小姐！”　　

　　顿时，口哨声四起。广东人以特有的欢迎形式向这位上海漂亮小姐致意。　　

　　随着高勒克司追光灯的摇曳，“阿拉”的陈小姐款款步上歌台，甜蜜的微笑朝向这个喧嚣的大厅。坐在前排的我注意到，这位喝黄浦江水长大的“漂亮小姐”的面部肌肉在微微地搐动，不知道能不能用强颜欢笑来形容。　　

　　明显走音的《潇洒走一回》在听歌大厅的“滚滚红尘”中飘荡，她的歌声远不及她的容貌。但是，一曲终了，十几个广东人奔到歌台前，围着这位上海小姐朝她丢钱，如同阔佬向乞丐施舍一般……　　

　　我点了一首《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伴奏乐响起，陈小姐以凄凉的声调唱起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也许她太投入，眼角渗下了几滴泪花。这时，陪同的广东朋友对我说：“你这个同乡也太损人了。怎么说呢?广东商人在上海发大财买洋楼，上海小姐却在广东当歌女……”这位广东朋友没说下去，可是，作为同乡的我心头已是沉沉的了。　　

　　两天以后，1992年圣诞夜。3位数以上人民币的入场券使绝大多数上海人在这个“平安夜”同慈祥的上帝暂时分别。是晚，我在上海五星级的锦沧文华大酒店又目睹与广东人有关的如下一幕：一位年逾半百宽脸低鼻的广东商人，在两位显然是他的上海销售商店经理的陪同下来到了圣诞狂欢大厅，簇拥着他们的是五位亭亭玉立美色尤人的上海小姐。《平安夜》的乐曲奏响了。这位来自广东东莞、在上海商界颇有名声的“进口休闲鞋大王”，轮番搂着上海小姐翩翩起舞，那两位看上去很是精明的上海商店经理不时地为广东老板的舞姿鼓掌，使人联想起“财大才能气粗”的话来。　　

　　身材短胖的广东商人累了，终于瘫坐在硕大的意大利真皮沙发上，凝视着这如痴如醉、如梦如醒的空间，他啜了一口洋酒后感叹地说：“上海，真是个好地方！可惜我只是个上海的‘新移民’。”岂料，他的那位上海舞伴语出惊人：“老板，你是上海商界‘大哥大’！”　　

　　广东人，上海商界“大哥大”?！　　

　　没有历史也就没有现实，回顾是必要的。对于广东商人而言，大上海何时开始成为他们淘金的乐土的呢?　　

　　“我们赶上了这个改革开放的好年代！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以联产承包为标志的农村改革的进军号后，我们这批广东种田人成为搭乘‘先富起来号航船’的第一批乘客，而在这以后的许多年里，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上海人还捧着铁饭碗、围着大锅饭转，我们赢得了改革开放的时间差。”以十分亢奋神态说这番话的是那位在上海蜜饯市场占有五分之一地盘的广东潮州周老板，跨出“潮州门槛”使这位昔日潮汕平原的赤脚医生成为今日上海虹桥开发区高档外汇商品房的主人。　　

　　“改革开放的时间差不就是政策的倾斜线吗?”我对这位已在大上海取得年营销额9000万元的广东商人说。　　

　　“没错，政策倾斜线是我们致富的生命线。”周直言不讳。　　

　　1982年，刚刚放下“春苗”式红十字卫生箱的周还只是一位24岁的青年，“春苗”失去行医资格，同时意味着周将回到农民的行列。在人多田少的潮汕平原，“田里没有金子”是一句人人都知晓的老古话。　　

　　和当地大多数人家一样，当时的周家门口也有几口大腌缸。每年，橄揽、梅子、桃子等水果登场时，把吃不了的水果整理后倒入腌缸，制后的凉果可吃一年。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那几十年，这凉果不准上市场，一家人哪里吃得了这么多凉果?多少年来，周看到凉果就难受。　　

　　那年秋天，在家闲得发慌的周在镇上喝早茶时听人说：“上海人把凉果称为蜜饯，男女老少都爱吃，根本不管这凉果腌缸里有蛆有虫。”回家后，周东拼西凑筹集了70元车马费，从家里扛了3O公斤蜜饯闯荡大上海去了。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当时别说潮州附近没有机场，就是有机场我也坐不起飞机啊！那年头到上海可真是受苦受难，坐长途汽车颠了二天才到厦门，又坐了一天一夜乱哄哄的硬座车厢才到上海，下了火车，蜜饯都快变质了。这日子可真不是人过的。”时至今日，周还念念不忘那艰难的起飞。　　

　　出了当时的上海北站，周扛着一麻袋蜜饯直奔对面那家很大的食品店。哗！蜜饯柜台生意还真红火哩！可是，商店那位戴眼镜的经理十分严肃地对周说：“没有国营集体工商执照，什么生意都不能与你做！”　　

　　一连走了好几家，经理的回答几乎是相同的。　　

　　这一晚，周是在南京路的屋檐下度过的。守着一大袋蜜饯和不到一半的车马费，他犯愁了。　　

　　天无绝人之路。翌晨，一位潮州同乡和他相遇。当他扛着麻袋跟随着同乡走进淮海路一家食品店后，奇迹发生了：同乡向商店经理出示了广东的营业执照，报出了银行帐号，当场开出批发发票后，30公斤蜜饯立即成交了。30公斤蜜饯卖了168元，同乡付给周100元现金后走了。　　

　　虽然100元对于当时的周来说不啻是一笔巨款，但是，更使他振奋的是同乡凭着一张乱七八糟的营业执照在十分钟里赚了68元，赚钱就像魔术师一样。　　

　　周花了2元人民币以国际饭店为背景拍了一张彩照后速速地回潮州去了。他发誓：我也要当赚钱魔术师。　　

　　“那时候，你们上海要取得国营或集体企业营业执照比出国护照还难。可在我们广东，无论何种性质的营业执照，只要你提出申请，工商部门都有求必应。当时，我一口气就办了3张，有国营性质的，也有集体性质的，有生产型的，也有经营型的，上海人要哪种，我就出示那种。”今天，周神抖抖地说。　　

　　真该轮到周发财。1982年12月，当周以平均每公斤0．90元人民币的成本在家乡收购到近1吨的蜜饯．正为赶在春节旺季市场前赶运到上海而缺少运输工具着急时，潮州到上海的长途零运班车开通了。周从包里挑出一张国营营业执照，立刻享受到运费优惠的“政策”。　　

　　货到上海，由于周持有各种“版本”的营业执照，他的蜜饯生意格外红火，除去各种开支，净赚1500元。这是他过去背“春苗”卫生箱6年的收入。从此，沿着政策的倾斜线，周老板成了上海蜜饯市场的大王。　　

　　在潮汕家乡，他至今没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蜜饯生产厂，他仅有一个早在9年前就租下的一间生产队的库房，门口挂个“凉果收购站”的牌子。可是，在他上海的公寓里，他至少珍藏有10张各种所有制性质包括中外合资性质的企业营业执照。每天傍晚，他根据上海蜜饯市场的销售动向，让他的秘书(当然是上海人)编制生产计划(谁说市场经济没有计划?)向家乡电传。与此同时，潮州每天发往上海的长途运输车队中有一辆车是周老板包下的。　　

　　1989年，上海有关部门以违反工商行政法规找到了周老板。因为，按照上海政策，长驻上海从事销售业务的外地企业人员必须在上海工商部门注册登记。早有准备的周老板回答说：“我一没在上海开销售发票，二没在上海挂出经营部牌子，三没在上海设仓库。仅仅是长驻上海摸摸市场行情而已。”说完，周老板递上了一直捂在包里的广东潮州市有关部门的外运证、核价单。你要啥，他有啥。　　

　　周老板仅仅是一位较为成功的广东商人，在大上海他的同乡中，他还绝对算不上辉煌。　　

　　大上海计划经济运行机制的巨大惯性和广东改革开放领先一步的政策优势，是时代对闯荡大上海的广东老板的恩赐。一条明显的政策倾斜线为广东老板在大上海划出一条金灿灿的跑道。　　

　　“如今，浦东开发给上海人致富带来了机遇。但是，我要说一句泼冷水的话：相比较我们早巳富起来的广东人而言，上海人恐怕赤了脚也赶不上。”说这番话的是那位在上海医药市场有“广东药大王”之称的年仅25岁的梁老板。　　

　　有志不在年高，梁老板闯荡大上海已经有7年历史，并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如今，这位小广东不仅能在大上海创造每月百万元销售额，而且还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至少几十名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上海朋友围着他转，其中有经理、厂长、业务员，还有不少与其业务无关的政府机关干部哩！　　

　　“要我谈广东人在上海的优势，我认为很重要的是经济水平的优势。”这位高中毕业弃学经商的小广东如是说。　　

　　确实，梁老板在上海的成功勾勒出一条经济水平的倾斜线。　　

　　1987年春天，18岁的梁老板在他姨夫带领下，第一次来到大上海。你别瞧不起这个只有1．6米高的小广东，那时，他的兜里已经有50万元了。这是他前3年的资本原始积累。　　

　　一路上，姨夫凭着前几年在上海做生意的经验，不停地向梁灌输他的成功之道：舍得撒落一分，才能得到一元。梁牢牢地记住了，因为，姨夫还点拨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守着大锅饭的上海人穷得酸透了。要在上海滩站稳脚跟，就必须交一批上海朋友为你卖命。　　

　　抵沪的当天晚上，姨夫就为他邀来了20位上海朋友，在上海绿杨村摆了两桌，觥筹交错之际，姨夫作了即兴发言：“本公司业务已发展到全国，今后，我不再常驻上海了，由小梁接替，还望各位高朋多多关照！”话音刚落，梁就“活学活用”当场“舍得撒落”了，在与客人交换名片的同时赠上见面礼 l份：进口西洋参和高丽参各 l盒、“三五”牌香烟 l条、日本产女仕丝袜l打。生意还没谈成一笔，小小年纪的梁老板就如此气派!?上海的朋友们服了！在1987年的上海，这份见面礼绝对够威够力！连其姨夫事后都说：“怎能这么大手大脚的啦?”你猜梁老板怎么说：“你不是说‘舍得撒落1分，才能得到 l元’吗?这回，我撒落700多元，放大10倍就是70万啦!你没瞧当时那些上海朋友兴奋的样子吗?”　　

　　第二天，姨夫回广东做他的大买卖去了。梁老板悠悠地坐在宾馆里，他坚信会有上海人来为他卖命的，什么叫钓鱼呢?　　

　　“鱼儿”果然一条条“游”来了，有主动提出为他兼职当推销员的，有愿意定期为他提供医药市场信息的，甚至有热情邀请他住到自己家里去办公的。人生地不熟的梁老板立刻如鱼得水了，当然，他依然坚持“撒落”理论：只要你到他那儿去，最起码的“恩赐”是外烟 l条，至于犒赏当然不能少。　　

　　2个月后，梁老板的业务销售量就超过了他姨夫单一的进口西洋参、高丽参扩展为中西药品、医疗器械。到1990年，梁老板已经成为上海滩医药市场颇有名声的“广东药大王”了。　　

　　如今，自称“在上海没有挤过一次公交车”的梁老板居住在市中心一套2室 l厅的住宅里，虽然手中提着一只大哥大，但是，他平时很少出门，尤其是不用为业务而东奔西走。他每天就像调度员一样，向他的各路上海朋友们发口谕，和他的广东同行不同，他至今没有正式雇佣1名员工，他的理论是：雇佣的人数毕竟有限，而朋友网络的编织是无限的。确实，只要他发口谕，平时在单位很是神气的上海科长会为他骑着摩托车去机场取航空包裹，司机朋友会在单位出车时悄悄地开到冷库为他运货，漂亮小姐愿意为他去民航售票处定机票……甚至还有为他捧着邮包去寄特快专递的上海经理。　　

　　“并不是我富有号召力，只是巨大的经济落差在起作用。如同中国人见到美国人总是那么彬彬有礼一般。见到有钱的人没脾气了，对于上海人来说尤其明显。说真的，我在上海做生意上没有 l天能离开上海人，是上海朋友为我创造剩余价值，而上海朋友得到的只是小头。平时撒落的一点东西算得了什么?一笔生意做成，就够我撒落一年半载了。1992年10月，一位好长时间没给我办事的上海朋友来找我，他给我提供了2条信息：一是美元兑人民币将再度升值，二是华东地区性病治疗中心的地址、药房主任的姓名。于是，我立即电传广东，大量吃进瑞士罗素公司出品的性病克星‘菌必治’，当时进价是75元人民币，如今，120元都抢着买，你说这位上海朋友等于送我多少钱?……”那天，梁老板在他的寓所里告诉我说。据透露，他的上海朋友们已为他购得内部价商品房一批，梁老板的蛋糕做大了。　　

　　背井离乡，从热士到冷土，巨大的文化震撞与生存压力，使多少外来人口在雄踞华夏的大上海被视作“盲流”、“贱民”而无情地被淘汰出圈?这是因为，他们行进在一条由低向高的经济倾斜线上。　　

　　而梁老板们呢?在一条由高渐低的经济倾斜线上，冷士会变成热土，无情会变成有情，有脾气会变成无脾气……　　

　　说起战上海的广东人，不能不说说天天在荧屏呼唤“我们的爱天长地久”的“太阳神”，尤其是在强手如林的大上海一手托起“太阳神”的小广东陶国光，尽管这位广东太阳神集团华东经营部经理已经离任回粤，尽管“太阳神”已经在上海保健品市场”神’‘宝’大战”中陷入重围，但是，“太阳神”曾经在大上海缔造的辉煌却永远令阿拉反思。　　

　　1989年初，和无数同乡一样，29岁的陶国光提着密码箱踏上了黄浦滩头。尽管这位商科专业毕业的小广东被封为广东“太阳神”上海经营部经理，但是，当时他的自我感觉并不太好。因为，1989年的上海人买滋补品只知道“人参蜂皇浆”，谁知道广东冒出“太阳神”?更何况，上海人常常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广货。　　

　　开始几天，陶国光并不急于一间一间地叩开药店经理室的大门，因为他知道，即使有十分之一的经理开恩，这“太阳神”也只可能被塞在货架的角落里。“在商战中，没有规模是无法产生经济效益的。”对“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发迹史很有研究的陶国光相信规模效益。这些天里，白天，他一家家商店跑，一块块广告看；晚上，又找来一份份上海报刊琢磨，请来一批批上海医药界朋友聊天。　　

　　终于，他发现上海医药保健品行业的一个严重缺陷：信息控制不足！在已经纳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口服液市场，上海产品的广告投入不会大于3％，尽管当时上海已经有不少口服液新产品问世，但是，上海人只知道人参蜂皇浆。而且，上海报纸已经在批评“泥沙俱下的蜂皇浆大潮”了。　　

　　陶国光的眼睛亮了。他清晰地记得托夫勒那一段关于市场经济信息控制的妙语：“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以大制造商为一方(在上头)，而以批发商和零售商为另一方(在下头)，权力的对比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导致制造商保持权力的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控制。制造商们身处信息控制的顶峰，是美国最舍得大做特做广告的人，因为大做广告易使他们得以有效地控制传递给顾客的信息。”　　

　　陶国光发现：他和上海同行在营销策略上存在的倾斜线很有可能是他成功的生命线。　　

　　于是，“太阳神”尚未在上海商店全面铺开，陶国光已经开始在上海传媒“五大户”(三报两台)的广告部穿梭了，广告包了一个又一个，黄金时间黄金版面广告价再贵他也在所不惜，他要强迫上海人接受这样一个观念：人参蜂皇浆监市了，谁来补台，惟我“太阳神”!　　

　　上海的药店经理看不懂了：这个小广东钞票没赚，广告费铺天盖地花，阿是疯了? ！　　

　　为了让广告费取得最大的广告效应，陶国光潜心研究了西方商品社会流行的 CI(Corporate Identity)理论，即通过特殊的设计和规划，提出一套完整的、统一的视觉传播系统，强迫消费者接受。　　

　　在今天，为什么只要在传媒出现黑色三角顶起红色圆块时，上海人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太阳神”?或仅仅出现大面积的白色色块，底下压上四条由粗渐细的红色条块，人们也会感觉到“太阳神”的存在?大大的狡猾的陶国光的 CI理论确实结出了硕果。就拿“太阳神”产品而言，消费者服用一支口服液，就被强迫灌输6次“太阳神”商标，首先是包装盒上，然后是小小的盒封，抽开内盒，塑料底板上有一只，说明书上再加一只，看了瓶贴上的那一只后，在揭开铝盖后又有一只。　　

　　1990年，“太阳神”开始在大上海微笑了。陶国光在上海滩少说创造了500万之销售额，直逼得上海士生土长的“人参蜂皇浆”满街挂出跳楼价。　　

　　但是，不知满足的陶国光又把世界著名的美国蓝吉利公司的全方位信息控制术移用到“太阳神”上。蓝吉利为了推销修面刀片、修面膏，不惜重金在世界系列棒球比赛上大做特做电视广告，即使在与其产品毫不相干的美国小姐的竞选上也频频亮相。陶国光则不惜巨金，参与上海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社会活动，从流行歌曲专场到时装模特表演，只要是全社会的活动，他都乐意挤一脚。1991年夏，由他出资的胖墩夏令营还歪打正着为他做了一次免费广告，一个小胖墩在游泳池受伤上法庭，乐于施助的太阳神公司的大名在报纸的政法新闻里频频亮相。　　

　　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在上海广告界传递：1991年，陶国光在他管辖的华东市场，至少投入了3000万元广告费。你算算看，他为广东太阳神集团和他本人赚了多少钱?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一年，他以100万美元的巨资买下了连一般外商都不敢问津的豪华型的上海爱邦大厦二层整层楼面。当然，这个小广东没忘了在沿零陵路的玻璃窗上一枚枚地粘上黑红相间的“太阳神”商标，以向上海人灌输那份“天长地久的爱”。　　

　　陶国光成功了！1992年5月，32岁的陶国光终于成家了，如花似玉的上海许小姐成了他的心上人。蜜月期间，我在爱邦大厦陶国光的办公室兼新房目睹了如下一幕：小许在为陶国光发 FAX(传真)，陶国光在他那硕大的转角写字台前办公，乌黑的台面上一块白色座右铭上分外显眼地写着：“忍”。“已经很发达了，还‘忍’它干什么?”我不解地问。“没有一个成功的人士不是靠‘忍’字起家的。”陶国光回答说。我注意到，他的爱妻小许在会意地微笑。　　

　　1992年8月下旬，如日中天的广东太阳神集团突然有了一个重大的人事变动：陶国光奉命调离上海。　　

　　8月30日，我到上海衡山宾馆为已经卸任即将打道回府的陶国光和他新婚燕尔的妻子送行。以下是匆匆之间的简短对话：　　

　　“陶先生，我曾经在广州《南风窗》杂志发过一篇关于“太阳神”墙里开花墙外香的文章，你认为‘太阳神’商标大约值多少钱?”　　

　　“确实，‘太阳神’的主要市场在华东，尤其是上海，要正确评估‘太阳神’商标的价值不太容易。但是，可以参考的是，美国‘可口可乐’商标据说值20亿美元以上。当然，‘太阳神’不可能值那么多。”　　

　　“你在上海商界搏击4年就一手托起了‘太阳神’，可以说是强龙能斗地头蛇，你认为广东人和上海人比较，市场经济中的优势在哪里?”　　

　　“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营销策略上，起点高、创意新、 CI意识强、信息覆盖广是广东人的大手笔，上海人明显滞后了。”　　

　　“在功成名就的时候，你突然告别曾经艰苦创业的大上海，是否有太多的遗憾?”　　

　　“对不起！李先生。我无可奉告。”　　

　　……　　

　　据说，在陶国光离开上海的第2天，上海有好几家口服液生产厂摆开了筵席。　　

　　“如果广东人有1000个陶国光战上海的话，我真不敢想象！”一位厂长悄悄地说。　　

　　当机遇女神又一次青睐上海，黄浦江两岸被推上中国九十年代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时候，1992年，自我感觉开始恢复良好的“阿拉”开始发问：广东人究竟还能称霸上海商界多久?并非“上海沙文主义”，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认识，上海、上海人不应该输给广东和广东人，尤其是在自家门口。　　

　　但是，“阿拉”还是“痛苦”地看到：虽然上海开始满街金碧辉煌，但是，最大的“剩余价值”还是为广东人获得，虽然夜上海霓虹闪烁，但是，“阿拉”只有偶尔公吃揩油或者到夜总会探望正在侍候广东人的女友或妹妹的资格。　　

　　来自上海各大宾馆的信息：以 HOTEL(宾馆)为据点大战上海商界的广东人有增无减。同时，从广东禁娼专项斗争第一线结束的消息表明：在珠江三角洲的宾馆里，长包客房从事卖淫活动的“上海鸡”并没明显减少。……　　

　　这是1992年上海人的印象和感觉。讲到底，是经济权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广东人称霸上海商界的日子究竟还有多久?　　

　　带着这个凝重的问题，当时，我采访了一些商界的朋友。　　

　　“上海人如果走不出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思维定势，那么，在市场搏击中上海人向广东人俯首称臣甘拜下风的现象就不会改变。就拿今年初开始称霸上海滩的那种广东产‘××珍珠茶’而言，上海中药行业对珍珠深度加工技术早就掌握了，但就是没人去搞。当然，这里有体制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思维定势。广东人的这种珍珠茶没几个月就轰炸上海滩了，但上海人还在试验室里不停地摇着试管。这试管里摇得出1年几个亿吗?”上海先锋中药店经理郑少平感叹地说。　　

　　“计划经济对上海人的印象太深了，凡事都得请示汇报翻本本，哪里还有时间去抠钱。在我们广东人看来，上海真遍地是黄金啊！我随便出一个点子都能赚钱，上海朋友不相信。前几天，我当着他们的面抄了一则‘收购广告’，几十个字，请他们送到《新民晚报》，就100来元广告费，结果，有100多个上海人来联系，我花了大约2万元收购了70多套国有企业库存闲置的各种精密仪器，还有进口的呢！托运到广东装修一番，净赚了3万元。你说上海人能这样干吗?”这是一位在上海从事游戏机买卖的广东人的“自白”。　　

　　“什么叫商战?商战就像战争一样，要扩大战果，稳定阵脚，就必须拉出去主动出击，光靠守在家门口总是被动的。九十年代的商战绝对是开放型的。你拉得越远，取胜的可能性就越大。会不会有这么一天，上海几百家‘老字号’忽啦啦地拉到广州沙面、深圳罗湖风风光光地开出广东分号?至少，我有这种打算。”上海“老字号”培罗蒙西服公司总经理金建华说。　　

　　“如今，上海的政策和广东相差已不太大，广东人的优势确实在减少，但是，我们并不太担心，因为上海人捧了几十年铁饭碗所养成的惰性并不会因为政策的优化而立即消失。据我了解，上海人走出上海到我们广东经商的还很少很少。被政策养娇了的上海人怎么可能像我们这种没有吃过一天大锅饭的广东人无畏无惧、能曲能伸呢?你们上海人会厚着脸皮几个小时缠着客户陪笑脸吗?能几天几夜坐在敞篷卡车上风餐露宿押运货物吗?……狗洞不会钻，龙门跳不了！”这是广东惠州一位在上海做“进口时装”生意的小广东的话，他曾经在已经谢幕的上海市百一店“世界名品城”中创造过一周销售额88万元的记录。　　

　　进入1994年以后，不止一位上海商店的头儿以一种十分复杂的神情告诉我说：广东货在上海长达十年之久的长驱直入的时代过去了。如果你到上海闹市转一转，你一定会惊异地发现，无论在商场里和店铺里已不再是广东货的一统天下了。　　

　　我是以一种上海人应有而长时期压抑的激情作如下的观察和描述的：　　

　　——食品商店里，上海、江浙产的蜜饯已把广东潮州人长期占据的地盘挤到了一个不太大的角落。“潮州门槛”所擅长的“包装创意”和子虚乌有的“海外总经销”密码已为上海蜜饯厂商所破译，而且比潮州人还绝；　　

　　——百货商店里，上海国有、三资企业产的充盈着现代气息的各款女式手袋、皮包、内衣充斥着空间，曾经深得上海女人倾心的“广货”只能退缩在柜台的角落，有的不得不推出“2折大放血”的“拍卖跳楼价”；　　

　　——医药商店里，“太阳神”口服液所营造的“天长地久的爱”淡薄了，在品种繁多五花八门的口服液中，象征“太阳神”CI的红白色块已不再那么夺目了。与此同时，希冀在上海再创“太阳神奇迹”的那个广东“太太口服液”，在大上海花去了巨额广告费后，“每天送你一位‘新太太”，上海人接纳的也并不太多；曾经很是疯狂的广东“克力架”、“体力架”不见踪影了……难怪一位混迹上海六年，赚上海女人钱从头赚到脚的“小广东”，在辞别上海打道回府的前夜，对着话筒唱：“大上海，不是我不爱你，只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　　

　　广东商人在上海的这种失落感的产生开始于伟人南巡的不平凡的1992年，上海经济随着上海人的步伐，踏上了中国经济的红地毯。目标：重返国际经济舞台，而并非像广东人一样与港澳经济同存共荣。　　

稍有经济头脑的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上海，中国商界的半壁江山。谁占领了上海市场，谁就意味着占领了全国市场。于是“地头蛇”必然地与“强龙”捉对厮杀了。　　

　　首先向“广货”发难的是上海国有大中型企业。上海轻工、二轻系统的一些工厂，逐一瞄准在上海市场称王称霸的“广货”，快速推出一批赶超产品。在食品行业，上海一些“老字号”的食品厂在获得了产品自行定价权后，在工艺和包装上做足文章，利用名牌效应，与“广货”“捉对厮杀”。　　

另一路向“广货”发动进攻的是上海“三资企业军团”，尤其是乘着浦东开发开放登陆上海滩的三资企业，其上海合资方所拥有的销售网点是广东厂商所不可能拥有的。君不见，那些充盈着当代国际商业文化气息的“连锁店”、“专卖店”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上海南京路、淮海路等繁华大街上脱胎换骨的老店旧址上。一年多来石门一路“女人街”上改换门庭开出的70余家洋里洋气的女人用品“专卖店”，其中绝大部分是上海三资企业的杰作。　　

　　尤其令广东厂商遗憾的是，在上海被历史地推上了中国经济的“龙头大哥”地位后，来自世界各地的厂商也纷纷在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商场”抢起了跑道。尽管上海商业黄金市口的营业场地每平方米每月租金已亮出了50美元的天价，但是，财大气粗的外商照样乐此不疲，在一些豪华商厦里打出了“国际牌”。这就使以仿造港澳为主，仅仅拥有“二手款式”的广东厂商落在了下风。　　

　　“广货”一枝独秀的时代终于写上了句号。这种变化已经出现在上海人的视觉神经上——同样面对“广货”，在两年前，一般上海人的第一反应是赞叹：“喔哟！广东货！”今天，第一反应则已变为，“嗳呀，广东货。”　　

　　徒弟?师傅?看谁笑到最后?　　

　　在近代中国经济舞台上，上海和广东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师徒关系”。100多年前，刚刚从东海渔村中苏醒的上海接纳了广东人的商业文化，那时，广东的商贾是上海滩的老师。至今，在上海虹口一带还留有这种历史的印痕。本世纪初，上海的银行家、企业家在岭南手把手地教会了广东人；抗战前后，当上海开始成为一个国际大商埠的时候，广东“师傅”又开始在上海表现他们的才华，上海华联商厦等一批商业建筑就是他们的杰作。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共和国的工作母机上海又必然地成了广东的师傅，上海产的一条4．4毛巾和一只三五牌台钟是广东新娘的骄傲……　　

　　历史的年轮到了21世纪前夜，上海市场出现了“‘广货’在大上海受阻”的对于广东人来说的特急警报，这是不是意味着这对“师徒关系”将又一次出现历史性的变化?这是一种历史的轮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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