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司马光是两面大旗，针锋相对，势不两立。我们再看一看同期其他大臣对于变法的一些议论：　　

　　元老大臣富弼说：臣闻朝廷内外的事，渐有变更，这一定是由于小人向陛下进献邪说。大抵小人只喜欢动作生事，以便在其中有所企图。如果朝廷保持平静，那么凡事都有常法，小人能指望什么呢？希望陛下深入考察这种情况，不要让自己后悔！

　　宋神宗神色变得庄重，说：今日得爱卿十分正确的议论，可谓金玉之言。

　　我们不能光看一个人是不是反对变法，而更应该分析他为什么反对变法。同样，我们也不能光看一个人是不是赞成变法，而更应该分析他为什么赞成变法。

　　富弼是反对变法的，而且非常坚决，以至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说：“枭富弼之头于市，则法行矣。”王雱非常聪明有才，《宋史》上说他“为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而且更重要的是“安石更张政事，雱实导之。”也就是说在变法的问题上，王雱对他老爹王安石多所引导。王雱最佩服的人是商鞅，“常称商鞅为豪杰之士，言不诛异议者法不行。”是个狠角色。可惜死的早，只活了33岁。王安石晚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改革的志气也消磨了不少。

　　富弼反对变法的原因跟司马光很相似，最怕小人由此“动作生事”。小人一般唯恐天下不乱，也唯恐天下不变，只要一乱，一变，就可以从“不作为”转而“乱作为”。富弼也是人事问题上的悲观论者。苏轼的弟弟苏辙上奏疏说：　　

　　所谓使财政富裕，不是求取钱财而有所增加，而是除去有害于财的事而已。有害于财的事有三项：

　　一是冗官（多余无事的官员）

　　二是冗兵（多余无事的士兵）

　　三是冗费（不应支出的费用）　　

　　这是北宋有名的“三冗”问题，由来已久，并不是苏澈首先提出来的，上述司马光对“国用不足”的分析也完全是同一个意思。苏轼的恩师欧阳修（比苏轼大30岁）早就说过：　　

　　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　　

　　这个话说得很严重。虽然朝廷感觉钱很不够用，但是下面的老百姓已经被收括的精疲力尽了；国家军队虽然很少打胜仗，但是不打仗的时候却骄横不可一世（所谓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制度也越变越坏，越来越复杂，因循苟且成为一时之风气。最后欧阳修下了一个结论“不异五代之时”。

　　欧阳修是文坛领袖，又是大历史学家。一部《二十四史》，跟欧阳修有关的就有二部，一是《新唐书》、一是《新五代史》，其中《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的个人专著。

　　欧阳修认为北宋当时的朝局“不异五代之时”，而“五代终始，才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 五代十国是中国From EMKT.com.cn历史上大动乱、小分裂的时代，皇帝多如牛毛，忽起忽灭，政局一直处在“习惯性流产”的漩涡之中。总共50年时间，却有5个朝代，13个皇帝，8个姓。

　　为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冗兵”问题，可以看几个数据：

　　约在王安石变法前20年，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当时北宋帝国有军队118万人。每年巨额军费开支占国家收入项目的比例分别为：　　

　　¢ 钱：30％

　　¢ 绢帛：102％

　　¢ 粮：80％

　　¢ 草：80％

　　按照现在的说法，北宋为了与辽帝国、西夏帝国抗衡，已经深隐军备竞赛的泥淖。军费开支使帝国财政不堪重负，这是宋神宗迫切变法的现实原因。这还仅仅是“冗兵”一项，再加上“冗官”、“冗费”，北宋帝国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再看苏轼，明确反对变法。他给宋神宗上了一道奏疏，其中说：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责求实际）。……

　　至于人才，则有一定的天份，把他们放到政事上，有没有才干自然就显现出来。现在进士日夜研究经传子史，贯通驰骋，可称渊博，至于面对实际政事，何曾用上一二！……　　

　　苏轼的意思，变法不变法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培养人才，以及如何选拔、任用人才。如果“人”的问题解决了，国家财政问题自然就能扭转，不仅财政问题，其它一切问题都将得到极大的改善。

　　苏轼的提法有一些理想化的色彩，把经济改革的问题转化为人力资源问题，这一点他跟司马光、富弼比较一致，但根本的差异在于苏轼对人的问题“乐观”，他相信“人”的问题可以得到改善；而司马光、富弼对人的问题“悲观”，司马光认为借变法之机“吏缘为奸”、富弼认为借变法之机“小人生事”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方面的力量很大，大到足以让变法完全失败的程度。

　　苏轼的奏书打动了宋神宗。　　

　　宋神宗当天召见苏轼，对他说：现在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即使是朕的过失，也可以指出。

　　苏轼说：陛下求治天下太急，听人献言太广，进用人员太快。

　　宋神宗吃惊地说：爱卿这三句话，朕一定仔细思考。　　

　　苏轼虽然说了三条意见，实际上只是一条：求治太急。“听人献言太广、进用人员太快”都是“求治太急”的表现形式。

　　有许多大臣批评宋神宗“求治太急”。司马光是一个，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也是一个。范纯仁针对宋神宗急于求得天下大治，多次接见疏远小臣咨询朝政的情况，进言说：“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

　　“求治太急”是一个时间问题，也就是说宋神宗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尺度内处理变法的问题。在自然界，时间的规定性属于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地球自转一圈是一天，24小时；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圈是一年，365天。就人来说，也有许多硬性的时间规律，比如十月怀胎；再比如人的寿命，大概没有超过150岁的，超过100岁也很难。古代汉武帝追求长生不老，劳民伤财，现代人吃各种真真假假的保健品，但人的寿命还是有一个上限。就人事来说，也有各式各样的时间规定性，比如要写出一部《红楼梦》，别的不说，单就时间来看，恐怕没有十年，数十年不足以成事。如果有人说三个月就写出了一部《红楼梦》式的作品，大概没有人会相信他。

　　对北宋帝国来说，变法要在怎样的一个时间尺度内展开，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时间尺度的问题将在蝴蝶模型“战略决策”这一部分详细讨论，对蝴蝶模型来说，时间尺度的判定是制定战略决策的首要前提。）规划的时间越长，就可以越从容，比如前三年先行人事改革，后面再来搞经济改革；但时间长，变数也多，潜移默化不仅需要耐心，还需要一种内在机制与结构的精密把握，需要完整的、切实有效的变革策略，需要既考虑制度，又考虑人事，这都是高难动作。而且，对于人事改革，北宋帝国普遍没有信心，因为王安石变法前约20多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已经搞过，结果以失败告终。当时，富弼、韩琦都是改革派，现在，他们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成了所谓的保守派。

　　目前看起来，宋神宗、王安石像是“速成派”，或者说是“激进派”。两个人工作勤奋，全力以赴，不知疲倦，雷厉风行。他们对变法的时间尺度似乎没有清晰的意识，而代之以糊涂、抽象的“越快越好”。

　　宋神宗把咨询面扩大到了不适当的程度。按古代制度来说，必须是相当高级别的官员才能面见圣谕，但就像范纯仁所说的那样，疏远小臣现在也开始享受皇帝亲自接见的荣宠，也成了最高决策者的顾问和智囊。

　　宋神宗之所以这样做，像是接受了儒家的教诲，儒家对“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向津津乐道。法家就不是这样，商鞅对秦孝公说“成大事者不谋与众”，“民不可虑始，而可乐成”。我相信，宋神宗之所以充分扩大咨询面，原因在于他心里没有底。普通的经验，假如你已经打定主意做某一件事，你是不会到处去东问西问的，因为你已经打定了主意，你没有疑问，所以也就不需要去问任何人。

　　宋神宗越是扩大咨询面，越是听到更多不同的意见，就越是心里没有底，就越是要去咨询更多的人。宋神宗陷入了一个怪圈。弄到最后，王安石正式开始变法以后，不要说民间，就是帝国中枢的朝廷，根本就没能统一思想，而是改革派与守旧派，更糟糕的还有改革派内部也纷争不休。

　　纷争的时间长了，必然的规律是方方面面开始堕落，堕落的标志就是从“理念之争”转向“人事之争”。一到“人事之争”这个层次，就把“君子”、“小人”的标签到处乱贴，渐至无所不为，最后让参战各方差不多全部堕落为真正的小人。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人最吃香呢？

　　“变色龙”最吃香，宋徽宗（赵佶）的太师蔡京就是一条纯种变色龙。纯种变色龙不管变法不变法，也不管谁是谁非，这些问题对蔡京来说，都很幼稚，而且幼稚的可怕。蔡京只有一条原则：谁得势就依附谁。

　　“纯种变色龙”蔡京与“艺术天才”宋徽宗的君臣相得，是一种可怕的政治组合。王安石变法后57年（1126年），北宋首都开封城破，宋徽宗成了金帝国的俘虏。那个时候，就不是“国用不足”的问题了，金兵围开封，城中粮荒，一只老鼠也价值数百钱。第二年，宋徽宗及其皇族及其后宫嫔妃共三千多人被金兵押往遥远的东北。

　　蔡京不在这支倒霉的俘虏队伍中，他拚命向南逃，他的意思是想逃到海南岛去。幸亏那个时候还没有美国，不然，蔡京一定会乘国际航班逃到美国去。蔡京逃啊逃啊，终于没能逃到海南岛，半路上在长沙死掉了。　　

第 1 2 页　　　　下页：第 2 页 8

相 关 文 章（共5篇)

王安石变法：最洁净的标本 （2008-06-17, 中国营销传播网，作者：丁千城） 蝴蝶模型：通过中国历史研究组织成长战略 （2008-03-27, 中国营销传播网，作者：丁千城） 顶级人才的测评方法：《庄子》“九征” （2007-09-21, 中国营销传播网，作者：丁千城） 不了解王安石变法，大规模公司变革就会显得准备不足（上） （2007-09-20, 中国营销传播网，作者：丁千城） 不了解王安石变法，大规模公司变革就会显得准备不足（下） （2007-09-20, 中国营销传播网，作者：丁千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