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特殊气质　　

　　北宋年间的王安石变法具有非常特殊的气质。

　　第一，王安石变法开始的时候（1069年），北宋王朝立国整整110年，按现在的说法已经是一个百年品牌了，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它遭遇到不能回避的困难，这种困难的“表象”是国家财政趋于崩溃。《易经》有言“穷则变，变则通”，因此变法至少外因已经成熟。顺便说一句，“穷”不是指没有钱，而是指走投无路（“穷”的反义词是“达”）。由此推论，王安石变法是被逼出来的。

　　第二，王安石变法具有非常强烈的思辨气息。变法的中心人物都是彪炳史册的文化巨人，王安石是经学大师、文坛领袖；司马光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余如苏东坡兄弟、程颢、张载、富弼、韩琦、文彦博也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这些人观念成熟、词锋犀利、操守严谨，有能力就任何观点说服你，因此王安石变法是被讨论最深切的，如果“真理越辩越明”是正确的，那么王安石变法也可以说是一场“真理大讨论”。

　　第三，观察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进程，似乎有一种潜在的强硬逻辑：基于种种良好愿望开始的变法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越来越走向反面。这种逻辑以及其实现的路径让人难以忽视。

　　第四，变法领袖王安石与反对变法的领袖司马光个人道德操守都没有问题，这就排除了因私利或个人恩怨推行变法或反对变法的可能性。这一点非常难得，如果私心暗中作怪，那么他们的言论就是二元分裂的，就当不得真。

　　第五，王安石变法中的人事问题非常引人注目，其中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变法领导层（宋神宗、王安石、吕惠卿），二是变法执行层（各级官吏），三是广大老百姓。王安石变法使我相信剥离人事问题来谈组织变革是狭隘的、简陋的，“法”作为“文化+制度”的一个综合体，与人事密不可分。

　　越演越烈的北宋财政问题　　

　　王安石变法的直接起因是北宋财政越来越困难，这让宋神宗非常烦恼。变法开始的那一年，宋神宗只有22岁，刚好是现在大学毕业急着找工作的年龄。同年，变法的一些中心人物，王安石48岁，司马光50岁，吕惠卿37岁，苏轼32岁，苏辙30岁；还有一些年纪更大的前朝元老，富弼65岁，韩琦61岁，文彦博62岁。

　　变法前一年宋神宗对文彦博说：“当今管理财政是最紧急的事务，养兵守备边防，国库不可不丰盈，大臣应当共同留意节约用度。”从这一段话看，当时财政困乏非常严重，而宋神宗没有主张，能想到的办法只是“节流”。隔了一个月，宋神宗又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故，用的是什么治道？”此一问，可以看出宋神宗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自己接手的北宋这一大摊子，在列祖列宗手上大体承平，宋神宗有点担心自己顶不住了。

　　王安石为此专门写了一个奏章，其中提到：“仰赖不是夷狄（指辽和西夏）昌盛的时期，又没有连年水灾、旱灾的忧患，所以天下承平超过了百年，虽说是人事，也是由于上天的保佑。但是陛下不能不知道：天助之不可常，人事之不可急于求成，则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日！”王安石实际上已经吹响了变法的号角。对于财政问题，王安石说：“本朝财政管理大抵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虽然俭朴节约而百姓并不富裕，虽然勤勉忧劳而国家并不强盛。”也就是说光靠节流是不行的，必须开源，开源的办法就是立刻实施财经改革。至于如何进行财经改革，王安石认为国家所以困乏，原因在于没有合适的理财办法。而且自古以来的治世，没有哪一个会在经济问题上伤脑筋，经济问题是小儿科，我王安石一变法，就会迎刃而解。

　　北宋的财政问题是积年顽症。苏辙在奏书中说：“所谓使财政富裕，不是求取钱财而有所增加，而是除去有害于财的事而已。有害于财的事有三项：一是冗官（多余无事的官员）；二是冗兵（多余无事的士兵）；三是冗费（不应支出的费用）。”这就是北宋有名的“三冗”问题。为了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冗兵问题，可以看几个数据：约在王安石变法前20年，宋仁宗皇佑年间（1049－1054），当时北宋有军队118万人。每年巨额军费开支占国家岁入的比例分别为：钱，30％；绢帛，102％；粮，80％；草，80％。按照现在的说法，北宋为了与辽、西夏抗衡，已深陷军备竞赛的泥淖。这还仅仅是冗兵一项，再加上冗官、冗费，北宋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司马光并不反对变法，他反对的只是“王安石式的变法”　　

　　司马光作为历史学家，看问题的角度与王安石不同。约在王安石变法前八年（1061年），司马光在奏疏中说：“臣闻致治之道无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而当时的弊端是“国家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望而授任。日月积久，则不择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望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这一段话反映的情况我们很熟悉，就是用人不问能力，只管论资排辈，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慢慢熬，年龄大了，工龄长了，不分贤愚，统一评职称、加工资。改革必须先从人事方面着手，而且唯有人事改革才是根本性的改革，这是司马光变法的基本思想。从这种观念出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安石主张的单纯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变法前，宋神宗经常召见司马光进讲《资治通鉴》。司马光一定会趁机向宋神宗传达自己的理念。以至于有一次宋神宗问司马光：“汉王朝常守萧何法，不变可乎？”宋神宗这样问，显然能看出他拿不定主意，跟改革派接触多了，就觉得变法势在必行；跟保守派接触多了，就会觉得变法疑虑重重。前面说过，宋神宗只有22岁，他的年龄、学识、政治经验，都决定了他很难做出抉择。就司马光来说，王安石变法是力争“朝夕之益”，宋神宗跟着王安石的想法走，那么在宋神宗是“求治太急”，在王安石则是“蛮干”。

　　对当前紧迫的财政问题，司马光也自有主张。这种主张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国家财政困难的原因分析，司马光说：“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也就是说，国家用度太多，而且这些用度有许多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方面包括皇帝的赏赐没有节制；皇室经过100多年的繁洐，人口众多，就像以前的国有企业，退休职工太多，企业养不起了；当官的多，负责实际事务的少，享受待遇的多；军队则是能打仗的少，但编制繁，吃空饷的多。

　　二是如何解决“国用不足”。司马光说：“安民勿扰，使之自富，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何患财利之不丰哉！”这是司马光最基本的经济思想，综合了传统儒家学说“与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同时也包含着司马光对北宋国体的一种根本判断：北宋不能支撑大规模的变法。为什么？因为“吏缘为奸”，各级官吏会借变法之机“生事”，从而使变法在执行层次扭曲变形。

　　因此，与其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不如说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的悲观论者。他对人事问题的透彻理解，使他对变法没有信心。在他看来，即使变法的目的再好，但变法最终要靠广大官吏去实施，而官吏会对变法的初衷加以扭曲。司马光的预见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甚至比他最大胆的想象还要严重得多。对人事复杂性的担忧使司马光对任何激进的改革都采取谨慎的态度，他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实在担心，北宋虽然是一座四面风雨的“破屋子”，但像王安石这样蛮干，恐怕破屋子就要倒了。

　　谁敢说司马光的担忧不是基于真知灼见呢？事实上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都程度不同的持有类似的观点。比如元老大臣富弼对宋神宗说：“大抵小人只喜欢动作生事，以便有所渔利。如果朝廷保持安静，那么凡事都有常法，小人能指望什么呢？”小人一般唯恐天下不乱，也唯恐天下不变，只要一乱、一变，就可以从“不作为”转而“乱作为”。富弼也是人事问题上的悲观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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