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集团公司是一家家族企业集团公司，总部设在咸阳，产品地域分布在陕西、河南西部（三门峡市函谷关为最东面一个市场），四川、甘肃中部和南部、内蒙古中部。员工人数4000余人，一线员工整体文化素质不高，但在“以法治国”的国策下，执行力极强。同时，集团内部的绩效考核以及相应的激励机制科学而合理，企业文化建设深入人心，团队凝聚力也非同一般，企业文化大有变成行业文化之势，到此参观的企业络绎不绝。

　　集团在上一任高级副总裁商鞅的锐意改革下，实力大大加强，营业收入、利润、资产收益率、无形资产比重等几个重要指标都名列行业第一，已远远地把其他六大竞争对手（东方齐鲁集团、大楚集团、冀晋赵氏集团、中原魏风集团、北燕公司、新郑韩氏公司）甩在后面。

　　今天，刚刚发布完就职演说的赢政本来心情很好，但副董事长兼常务副总裁吕不韦却当着集团所有高层的面对赢政说：“小秦啊！，你刚才的就职演说，延续原副总商鞅的以法治企的方针非常好，但法令过于严厉与苛刻，员工的抵触情绪很大。况且现在情况与几年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人才的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开发都迫切要求给员工增加一些人文关怀。”

　　吕不韦对赢政大声讲这些话时，分管其它产业的几个副总以及几十位各地分子公司总经理都把目光投向了赢政，大家对这个刚刚上任的小伙子有何能力，有何魅力把这个年营业收入超过十亿元的企业推向一个新高度，都在拭目以待，而在大家的目光中，流露得更多的是怀疑、轻视和茫然。能给大家更多信心的则是威望高，资格老，大家心中的精神领袖——吕不韦。

　　吕不韦在大家殷切的目光当中，已经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权威和企业的中心位置，于是底气更加十足。

　　“为此，在你的就职演说中，增加一些人性化管理的内容，把原有的奖惩制度进一步修改，轻罪重罚的制度要不得。另外，你的施政方针也不会得人心，扩张战略的目标与实施措施操作性也不强，本周最好再写一个方案交给我，我帮你修改之后再对外宣布。”

　　“你还太年轻，很多事情你是不懂的，还要多学习和锻炼啊！”吕不韦又补充一句。

　　赢政听完之后不觉气往上涌，面对几代老臣，又是自己的父辈，实在没有啥好办法。心想，由于刚刚主政，一切都没有理顺，我一定要尽快做出业绩以树立威信。吕伯伯与父亲是世交，对我还是很疼爱的，恨铁不成钢。在我与他个人定位方面，早就对我说过，“你是集团的权力中心，是政治领袖，而我是企业的精神领袖。你负责企业运营，我负责企业的精神与文化”。但此时的口气和姿态太让我有失脸面。于是，强压着怒火温和地说，“吕伯伯，您说得很对，但我的就职演说也是董事会通过的，再者说了，今天在这个场合，已经算是对外宣布了，想改也来不及了。”

　　“没有关系，这个演说仅仅是企业内部的宣布，一周后才正式召开新闻媒体的发布会。还有，上次的董事会我没有参加”。

　　说完，头也不回地拉着其他下属喝酒去了，把赢政搁在一边。

　　赢政傻傻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站在旁边新近任命的总裁秘书兼总裁私人事务助理赵高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走近赢政，

　　“秦总，吕总欺人太甚了，根本不把您放在眼里，我看以后……”，赵高还没说完，赢政打断他说：“别说了，烦着呢！”，“你让李斯到我办公室，我在那里等他”，说完走出会场，直奔集团大厦。

　　集团的企业文化总监李斯把刚才的场景看得一清二楚，早想上去跟赢政说两句，但吕不韦在场，不便过去，恰好赵高让他去赢政办公室。此时，李斯已经明白一二。

　　李斯进了办公室，赢政开门见山地说：“你先坐下，有一个事情需要你拿个方案，我刚刚上任，根基还不牢，大家都在观望，企业的领袖表面上是我，实际上却不是我，你说，我该咋办？”

　　李斯虽然有思想准备，但对于赢政问的这些问题还是感到很吃惊，心想，我与赢政并不是太熟，他怎么把如此核心的问题与我探讨，为稳妥起见，我还是应该避重就轻，具体的敏感话题尽量避而不谈，多谈一些宏观的理论内容。

　　“秦总，据我所知，企业的领袖包括两个，一个是权力领袖，一个是精神领袖，您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企业的权力领袖，但还不是精神领袖，我想当下重点是使您成为集团的精神领袖”。

　　赢政听完先是一惊，我与吕伯伯私下已经明确，我是权力中心，他是精神中心，难道李斯让我夺吕伯伯的权吗？有这个必要吗？便问道：

　　“我现在已经是集团的权力领袖了，还有必要再成为精神领袖吗？”

　　“秦总，有这个必要”李斯小心地说，“并且使二者合二为一，这叫做‘政教合一’，因为‘政教合一’是企业只有一个主流文化和一个政治核心的强有力的保证。只要您成为企业的精神领袖，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会大为增强。”

　　李斯感觉这些话说得过于文绉绉，不像是谈话，而像是讲课，但为了回避敏感话题，只能如此。

　　“什么是精神领袖我知道，但对‘政教合一’还不太清楚。”赢政来了兴趣。

　　李斯说：“‘政教合一’的概念，我给它的定义是，企业的精神领袖，就是指您和企业权力合二为一，把您的治企思想、精神与权力相结合的一种产物，这样才能保证一个企业只能有一个主流文化，也是一项政令高效执行的坚强后盾。只有二者的高度结合，才能使企业思想、精神通过企业权力与组织进一步地诠释和放大。企业必须有文化，文化必须与企业权力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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