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限价联盟违法的话，也只能说它的形式欠妥，而其所欲解决的市场竞争秩序问题、其所憧憬的“救亡图存”的美好愿望，走遍天下却都是说得通的。对这个短命的联盟，之所以业内响应者多，业外批评者多，恐怕还在于论者是否有切肤之痛，或者是否能够真正体会身在其中的业者的苦衷。

　　对峰会限价的最后定论，如果是用来评价发生在任何一个充分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企业行为，都会令人完全赞同，如果用来定论中国的彩电企业，就有些不公平。

　　我们常说“中国特色”，可是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忘记了国情？

　　如果说峰会是违法的话，那也只能依据《价格法》中有关条款，对“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可是这里有一个根本问题――彩电峰会是为了损害别人的合法权益呢，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为了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呢，还是为了维护基本成本？

　　损害了从事正当市场销售的彩电企业的行为，是早在峰会之前的不计成本的倾销——

　　一台21寸彩电可以被贱卖到600元，而它的成本我们完全可以从透明的网上采购中计算出来：显像管近500元，机芯280元，机壳90元，包装泡沫、遥控器60元，这样加起来已过1000元，另外的市场费用和管理费用还不会低于15％。

　　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里，低于成本价的倾销都是损害同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是要靠强硬的法律来维护公平竞争的。低于成本降价的企业得不到制裁，自发维护成本的行业组织又有什么理由受到指责呢？彩电峰会不过是干了一件原本应该指望法律去实现的事。

　　对市场清清楚楚的峰会巨头们没法有太多的指望，因为犯规的都是国有企业。因为是国有企业，所以才舍得不计成本地去确定价格。

　　人们熟知的彩电品牌也就长虹、康佳、厦华、TCL、海信、创维那么十来个，可有统计表明，目前在全国的城乡市场出售的彩电品牌不下100个，其中很多品牌不按规则运作，成为扰乱市场的根源。这个统计其实也是可以推测出来的：八十年代，彩电凭票供应那阵子全国各地争相引进彩电项目，据说总共上了120条生产线，每个省甚至每个象样一点的城市都有，一条生产线就代表一个厂、一个品牌，什么红梅、牡丹、青松、熊猫、孔雀、海燕之类，

　　几乎所有动植物都被彩电注册了还不够。进入九十年代，向市场经济转轨，大浪淘沙，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也不外乎前面提到的那十来家，其余的基本上亏损，养活不了自己。按规则讲，这些活不下去的企业应该有两条出路，要么被人兼并，要么破产清算。第一条路我们已看到很多范例，比如康佳兼并陕西如意，海信兼并辽宁金凤等等，可是哪家活不下去的老彩电厂破产了，我们还很少听说。

　　为什么活不下去的企业不能让他赶快破产了事，以免贻害同行呢？因为是国有企业，破产了，一大堆以前由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交给谁？拿在股市上劣迹累累的巨额亏损企业成都红光为例，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就有五大原因破产不得：第一，6300名职工已基本下岗、歇岗、提前退休，大部分职工已几个月没领到生活费，这些问题颇为棘手，处理不好将成重大社会隐患；第二，与海外已签了大量采购合同，如果单方违约，将引发一系列复杂的国际经济纠纷；第三，向社会发行的债券及内部职工集资本息均相继到期，如果红光破产无力兑付，将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第四，红光破产，牵涉到8万股民利益，将引发股市和甚至社会震荡；第五，成都电子行业5家企业为红光贷款担保13亿元，如果红光破产，成都电子行业可能全军覆没。

　　红光如此，其他国有企业可见一斑。

　　在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资源自由配置，一个行业应该是有进有退，资源向效率最高的企业集中。现在我们的情况是，退的不能退，资源不能向优势企业集中，该进的不但积聚不了足够进的力量，反而还要被纠缠在低档次竞争上不得脱身。

　　前几年，彩电企业老打价格战，那说明单个企业独善其身还有外部潜力可挖。而到现在，一向都被价格战伤害很深的企业们居然能捐弃前嫌坐到一起来，这说明什么？不是说明什么气量问题，而是说明单个企业所能够挖掘的空间已几近耗尽，不得不依靠整个行业大环境上台阶了。

　　彩电峰会终于走到不了了之的份上是必然的，因为它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干了一件原本应该由政府才能干得了的事情。

　　正是因为彩电峰会所欲解决的问题之大，我们才更同情峰会效果之有限。靠几家企业的不具有强制性的力量想改变大环境，显然是勉为其难。允许不规范企业的存在是对规范企业的致命打击，你限价等于拱手把市场让给了不计成本的企业，这个时候，谁执行盟约，谁就意味着要出让市场。所以，会是开完了，可是具体面对市场哪家企业不思量再思量！即便峰会仍一开再开的时候，对限价的约束效果也是极为有限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先生从理论高度阐明了企业代替不了政府的道理：为什么反不正当竞争这些事企业做不好，只能政府去干？这是因为，企业本身是一个赢利性组织，彼此之间是平等的，要把单个的平等的企业组织起来，期间的协商、谈判等交易费用是非常之大的；进一步要把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起来，由于机会主义和道德祸因(在此事上主要表现为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可以明里、暗里不遵守联盟的协议或盟约，悄悄地背叛盟约），监督和组织费用会更大。换成政府行为则不同，政府的行政权力带有强制性，只要决策是正确的，决策和推行成本通常是比较低的。所以，按照企业和政府各自的特点和性质，反低价倾销的不正当竞争，就历史地落在了政府头上。这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企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具有不同的功能。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兹曾经讲过一段意义深远的话：最重要的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管理，我们都能从一个好的、有效率的、反应灵敏的政府那里得到好处。

　　反应灵敏的政府提供的良好的法规和秩序，可以施惠于其翼下的每一个企业。峰会结束了，而它所提出的严重课题政府将如何去解决，所有真切关注中国彩电业的人们都将拭目以待。因为，如果说中国还有能与外国企业自由竞争的企业的话，如果说中国还有自己的企业家的话，我们都不能不说到彩电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是最早与外国企业短兵相接、最早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行业。这个行业里的好企业给我们自信和希望，如果这次峰会传递出来的制约他们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解决不了的话，希望也会变得没有希望，那就不仅仅是企业的悲哀，而是民族产业的悲哀。

　　彩电联盟被宣布违法之后，峰会所欲起到的刺激市场的作用没能实现，市场立刻开始了大面积降价反弹。既然限价是违法的，于是大家都堵气式地放开降。康佳一直憋了两个月，两个月内尽管时有盟员跳水，但是作为主要发起人，康佳一直坚守盟约。联盟一告结束，康佳率先大幅度放水，峰会旁观者长虹紧跟其后，而且力度更大――1996年以来每年必到的价格大战，今年尽管由春天推迟到了秋天，但毕竟还是没有逃出价格战的厄运。中国彩电企业第一次联合起来欲有所作为的愿望破产了。

　　不能限价，企业所能做的似乎就是降价一途，而在没有淘汰机制的情况下，谁能预测如此降价下去将是怎样的深渊？！

　　我们曾经热衷于夸耀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彩电生产国，可是在这种得意洋洋中，我们与国外大企业的差距却正越来越大。厦华总经理郭则理痛心地说，实际上，从1995年以后，我们国家的电子工业特别是彩电业的技术创新已经减缓了，什么原因呢？在于我们整个行业很少有剩余资金、时间、人力、物力去投入于最新技术开发。所以，整个电视机行业包括芯片我们同国外公司的差距都变得越来越大，绝对不是越来越近。他说，这种差距有一种纯粹是时间上面的差距，第二个是看差距的含金量。原来差一年，只是差一项技术；现在差三个月就差一个技术了。也就是说现在一年的差距比原来一年的差距要差好几倍。三个月就一个更新换代。所以，不但你没接近，反而是后退了。

　　彩电行业利润最丰厚的的时候，是实行计划经济的那一段时间，也就是在1984年到1990年这一段时间，那时彩电行业是超额利润。到了1996年的时候，大约也有百分之二十几的毛利。今年经过不断的降价竞争，特别是上半年出现恶性的降价竞争，很多规范的彩电企业，它的毛利已经是很低了。

　　诚然，在彩电降价的同时，其元器件的价格也同步在降，但不是同比例。所以说，在整个彩电降价竞争当中，彩电整机生产厂商是最吃亏的，它遭受的损失最大。

　　中国彩电躲不过降价命运的根本原因似乎已形成共识，就在于企业并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比如彩电的芯片，显像管技术等等，我们能掌握的是一般的加工技术，最多是在一些表层的开发上做文章。是企业之间最缺乏的是产品的差异性，没有差异性就使得大家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降价竞争。

　　其实参与降价的企业都明白，降价竞争是一场不断消耗的、没有输赢的战争。大家如果恋战的话，最终肯定不会有一个好结果。

　　明知没有好下场，但大家又别无选择，这种残酷有点像荆棘鸟——据说这种鸟为了让自己的歌声更嘹亮，有时不得不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径直往荆棘上冲击。

　　有业内老总说，现在这种情况，除非有更残酷的降价竞争，除非连政府都支持不起的时候，才有可能止住。至于什么时候到头，这位老总认为，到了政府发现自己已经支持不了所在地区的这些彩电企业，到了税务部门发现国家的税收已经损失到不能容忍的地步，才可能走到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状态。

　　我们记得，彩电峰会还有一项任务是联合进军国际市场，但事实上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作为。那么，彩电企业为什么不把国内的压力分流到国际市场呢？

　　一向出口能力很强的厦华老总郭则理分析说，尽管走向国际市场已经成为很多彩电企业一个时髦的口号，但是做起来是有相当难度的。企业必须下定决心，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本身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改变企业本身的技术创新体制，才有可能走上国际市场。比如说，一台新的电视要到美国去，你就要经过UL、FCC认证，要经过很多的周折，对这台电视机的质量、售后服务都提出了比国内现在市场上高得多的要求。当然，在这种要求下，有很多企业目前的状况实际上还做不到，而且对今后还要付出的这么多的努力，他们也感到不太容易，

　　所以，尽管进军国际市场的口号叫得很响，但结果是我们国家一年的彩电出口总是维持在四五百万台的水平，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大的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几乎和政府对峰会下最后判决的同时，主要有几家彩电企业发起的一场应诉欧盟反倾销研讨会8月7日在北京举行。会上，郭则理这位中国彩电业中对欧盟反倾销的最早应诉者还是和他的同行们一样坚持认为，走向国际市场是中国彩电企业摆脱目前厄运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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