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状

　　企业文化，企业精神，是企业管理的老课题:论述其内容的文章数以千计。不管怎样讲，其基本原则还是那几条:以什么文化为基调? 以什么文化排除其他文化的干扰?以什么文化进行建立?以什么文化进行开发、并使其成为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天皇神权是大和民族的精神支住，伊斯兰教义是“圣战”的火举，“大同世界”理想曾鼓午万千志士仁人抛头颅、洒鲜血、浴血奋战。那时失败了，人就可以剖腹自杀，誓死不降，而今天还能不能收到那种奇效，确是个迷，或者直说，已没有那种“傻劲”了，至少大多数人不会那样干。何也?时间与条件发生了变化，熏陶的文化发生了“质变”。挖掉中华民族美德与高尚信仰的思潮有:

　　 1、人本观。自我中心，人本价值，这是西方正在建立的伦理体系。它的核心是“自我设计与自我实现”，进而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我们一些人不去抵制它，反而宣传它，还把它说成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他们的眼里，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动物，以我为中心，以R 为半径，划一个利益园圈，以实现自身利益为最高原则。好与环，对与错，都是以能否满足自我进行衡量，进行划分。这种人本中心、自我利益圈的理论，对我们的信仰观与伦理观冲击很大，将我们现在的人变成了三种类型的人:可塑人、实惠人与现代伦理人。年青人 思想活跃，上进心强，勇于开创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但一般个人主义强，金钱占的地位高，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就看我们引导是否得法。年纪大的人，特别是50岁以上的 人，受中华伦理熏陶多，受党的传统教育多，是党当前能维持“正统”的中坚，但他们也受到利益圈与商品观的冲击，有一些新的观念与新的思潮，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间的人，大多是实惠人，但他们是现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精神文明对他们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2、金钱观。金钱万能，金钱至上，金钱教拜，金钱主宰，已在很大一部分人的脑子里安了家，成为其主导力量。马克思在写<共产党宣言>时，就警呼它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过去的血缘与宗法关系已消失殆尽，荡然无存。今天的市场金钱规律 又如洪水猛兽，以难以阻当之势，正洗荡着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变了，企业变了，人也变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我玩的就是心跳与剌激”，“为了钱，偷抡诈骗与卖淫，我样样都干”，“有奶便是娘，没有钱我可以六亲不认”，“只要给钱，我可以当杀手” ，“我要骑在道德脖子上洒尿”，等等。诸如此类的金钱信条，正以各种方式侵蚀着人们的心灵。

　　 3、婚变观。男女有别的伦理观念，今天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搂搂抱抱与滥交!在他们的眼里，人可以分为可性交与不可性交的两种人(隋炀帝杨广还有上不淫生我、下不淫我生的戒律，而这些人连这些戒律都不要，将自己混同为猪与狗)。有一电视连续剧，名叫≤ 告别二十岁≥，其中一女子讲:“与男人干那种事，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男女相处，就要发生性交，若不性交，就变得不可理解”。他们提出:“只要恋爱，不要结婚”。“结婚是为了集财，离婚是为了活得轻快”。正由于此，离婚率大幅度提高。

　　 4、价值观。为人类社会作贡献，为解放事业与社会主义奋斗， 死得其所与重比泰山的理论，今天没有多少人听了，特别是一些年青人。在他们的眼里，要出名就得有绝招，就得坚持“流芳百世” 与“遗臭万年”的等同原则。他们说，当你看到岳飞的遗像时，就必然会想到秦桧。秦桧的大名比那些不出名的皇帝的名子还要响。 “被世人唾骂?值多少钱一斤!”“我十二岁被公安局抓，就被劳改，一举成名，比那些只会读书的学生风光得多!”“虽不能名垂宇宙， 坏小子独霸一方，也比消然好得多”。“总之，生错了时代，如果早生两千年，我可与项羽争天下。”

　　 5、人生观。人生就是为了吃、喝、玩。为了吃、喝、玩，可以不择手段，偷抡诈骗，甚至杀人越货。青史留名，没有门!犹国犹民，那是上层专利!要求作贡献，那是说教!“小事清楚，大事糊涂”。 大事有大人物，小事才是自己的事，不清楚行吗?!

　　 6、竟争观。竟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要生存，要发展， 就要竟争。竟争的实质，就是牺牲对手，发展自己。在竟争的词典里，永远找不到“好心”，“诚实”与“仁慈”。

　　 7、文学观。文学艺术是陶冶人们情操的重要形式。应重视文学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搬上午台的毛泽东与周恩来，赢得人们的好评，不仅因为他们是胜利者，而且还因为他们是献身革命、鞠躬尽力、奋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今天，我们要发展商品经济，需要成千成万开拓型的企业家，午台上应树立他们高大的形象:顽强、灵活、不为失败所摧，不为胜利所骄，看准目标奋勇前进。这对创业者是一种感染与鼓午!但与此同时，淫秽片、凶杀片、打斗片大量上市。未成年人、青年人及一些不肖之徒的作恶犯罪，大多是从电影与电视上学习的。在文学艺术领域内，不能只讲求微观效益，还要讲求社会效益。

　　 8、传统文化观。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化也就更为复杂与神秘。除了中国的阴阳五行与八卦外，还有神鬼之说。虽然唯物论已对它作了科学介释，使它变得昭然若揭，但还有那么一批人相信有神有鬼。有不少国家干部与共产党员，跪在神佛面前乞求保佑，参与捉鬼送邪，求其平安。甚至连搬家这样的小事都要得到神的明喻后才能行动。这种寄命于天、寄命于超自然力的行为，何时才能变为相信自己?何时才能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9、宗教观。人都要有信仰，并以信仰作为自己的精神基础。信仰物必须稳定，而且还要一些高深莫测，使人捉摸不透，神秘化的级别高。中国人最早选择“龟”为神物，虔诚地乞求它给自己的未来行动以明喻；随着科学的发展，才知道“龟”是个大笨蛋，连它自己都保不住，还能保护人吗!选来选去，人们就选在“上帝”与 “神”的身上。他们住在世界的彼岸，看不见，摸不到，但在心里能想到。干坏事，上帝就要惩伐，如同老人教肓小孩一样；干好事， 上帝就记功，积累多了，死后渡你上天。基于这点，宗教遍布全世界。我们曾给大学生发了一份问卷:“你信仰什么?”我们原以为他们会答信仰社会主义之类的话，出乎所料，有人写着“我相信神”。在神与上帝的面前，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并未分出胜否， 呈现为胶质状。对这些，我不打算多谈，仅指出下列要点:信仰神与上帝，称为白色宗教，主张人们行善，对社会发展还有好的作用；与此相反，还有一种黑色宗教，信仰的则是魔鬼。凡参加鬼教者，首先要宣布同上帝绝交。他们的宗旨，就是反道德，跨越一切道德 “禁区”，向善行进攻，甚至法律。如果有几千万鬼教徒，那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而只好称为地狱了。而我们中国也有人讲“要骑在道德脖子上撒野”，向伦理道德进行挑战。这种思潮还在漫延。

　　 10、丑陋论与写实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有美就有丑，有好就有坏，有善就有恶，不可能只好不坏，也不可能只坏不好。必须一分为二，不能一点论；必须指出矛盾双方的主与 次，不能以偏代主，也不能以点代面。这就是唯物辩证法。柏杨先 生写的≤丑陋的中国人≥，把中国文化说成是“酱缸”，把中国人说成是“恐龙型”的人物，并把“羞愧当荣耀”，等。他说的是事实，但这些事实并不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行为，人数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多数。以偏代主是错误的。还有一个叫马军的作家，本着写“直观”与“人的不可思义状”的原则，大写特写藏民的一妇多夫、天葬与乱婚等，严重地伤害了藏民的自尊心，受到批判是应该的。即是是事实，又能说明什明呢?只能说明作者“猎奇”，又赢得一批 “好奇”的读者。还有一些作家，将自己的读者群定在“个体户” 与“玩世不恭”的子弟身上，按照他们的需要塑造形象:玩女人，打 麻将，偷抡诈骗，丧尽天良，置道德于不顾。他们把忠于“主义” 与“道德”的称为“傻冒”，把“唯利之徒”称为“精灵鬼”，并说社会发展需要的是“精灵鬼”。

　　 总之，虽然马列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市场经营意识与中华伦理还是大多企业文化的主体，但在上述思潮的浸蚀下，已呈现为千疮百孔、已无完肤好言了，其“肉”也被挖之殆尽。如果不用邓小平 的“根本指针”为指导,再塑中国企业文化，任其泛滥下去，不仅会严重地损害企业的市场形象与经营竟争能力,还会严重的损害中华社会美德,变为社会性灾难。这是十分严峻的问题。

　　二、原则

　　我国传统的企业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已被商品经济的意识文化所革新，有些则遭到严重破坏，呈现为复杂状，正象我们走进巨型珠宝店，现处都在闪闪发光，使你眼花缭乱；而每一种货色，都有它的市场，都有它的顾客。这种多极争斗、多极争艳的文化态势，将长期存在下去，21世纪都不会改变。我们如何在这种多极文化中确立社会主义企业文化的主脉络，就是一个大课题。其基本原则应以中华伦理为基因，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市场经济意识为主脉络，建立多极文化体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年青人进行人生观与理想教育;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 其中道德是基础，应放到首位抓。周恩来说，他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中华道德是中国人的立身之本。只有具备了中华美德，才能谈得上更高的政治信仰。没有道德，没有美德，就谈不上是合格的社会公民，更成不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所以，有道德， 这是最低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更高的要求，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或称之为“四有”。

　　 对中华伦理的研究,已是世界性的研究热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首先是日本，其次是“四小龙”以及东盟各国，加上近几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中国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引起世界极大的关注。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国本土文化基因嫁接现代电子技术,以每年10%的高速递增向世界展示了一种非西方经济的发展模式。他不是以新教伦理为文化基因的原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新型的后发现代化。这个论点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格中克龙提出来的。他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一书中，首先提出 “后发优势”的论点。东亚工业、特别是中华工业模式中的温和极权主义与自由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高速发展模式，既是向西方的“自由唯利”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也是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70年代后，有人提出“儒家动力论”，把东方地区工业发展的成功归为儒教文化的薰陶，认为儒家传统文化， 即关于伦理道德与处理人际关系的方法及其价值观念，是东亚工业高度发展精神动力。美国学者卡恩在<1979年及其以后的世界经济发 展>一书中提出“新儒教国家”的概念，把经济高速发展的东亚地区称为“亚洲伦理工业区”。他认为儒教伦理对人的培养，将促使新儒学社会比其他文化的社会具有更高的潜在增长率，能促使社会经济更加有效地增长。儒家动力论倡导文化多元化和民族文化的复兴，强调发挥传统社会的现代潜力。我国的台湾学者刘述先也写了本<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认为儒家思想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还应借助于儒家伦理。中国的发展，即独立自主，对等贸易，多出口，多储蓄导致经济高增长，减少了国民经济对外的依附性。 这不是“脱钩”，而是加入世界市场与参加国际分工，充分利用国际产业梯度进行转移，从依附向独立自主型转化。这是东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新模式。

　　 管理学认为，管理的核心不是物，而是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是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如何正确地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就成了管理人的关键所在。日本与“四小龙”认为，儒学思想确使他们减少了许多人际关系上的麻烦，成为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是儒学思想的发源地，更应借助儒家思想整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净化社会空气。这是基础工作；在此基础上，以爱国主义与最后共同富裕的目标熏陶他们，培养他们高尚的情操。基础工作更为重要，建议在中小学开设儒学课。

　　 三、建设

　　 在建设企业文化时，应按照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个大前堤来确定。它虽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却可以归为三大类，即中华伦理、 国家大法与商品经营，简称为儒、法、商。

　　 法，包括政治信仰与国家大法，即社会主义的政治信仰与国家的宪法、经济法等；商，包括产品制造与商品经营的知识，等。笔者仅就伦理作以说明。

　　 伦理属于上层建筑，是国家法律的补充。但它的广延性、群众性与社会基础的深厚性，远非法律可比。中华民族是个古老的民族， 其传统文化也源远流长，伦理的基础也极为复杂，其中的三大教一般被认为是中华伦理的主体。这就是佛、道、儒。佛教认为，生、老、 病、死、苦是人无法绕过的大关，是人无法逃避的现实。怎么办?遁世出家，逃出尘世，忍让为先，多积善行，死后升天。相信这种理论的人，今天只有佛教徒了。道教认为，天地以金、木、水、火、 土为本源，以阴阳相交促其变化，并按照自身规律而动。怎么办?清心寡欲，顺其自然，无为而待。这种无为哲学，今天也没有多少人热衷。唯有孔夫子的理论，今天还有其积极意义。它的大前堤就是人们都要生活在集体与社会中，每个人采用什么行为标准处理个人与集体、与社会的关系，才不致使集体与社会混乱，唯持集体与社会正常功能的发挥，维持其正常运转?他们提出五个字，就是仁、义、 礼、智、信。“仁”是其中的灵魂。

　　 什么是“仁”?唐代韩愈的定义为:“博爱为仁”。后人就此认为仁即博爱，博爱即仁。这种理解过于狭隘，“仁”的含义远远不至于爱!“仁”的第一种含义是“核”。“核”是核心，正象桃核与 杏核；而这种核的核心，又是它们的仁。这种“仁”，是形体的根与源。这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仁，就有什么样的形体，进而引申为人们的行为。“仁”是出发点，是本源，是根；从这点出发，会成为形形色色的“果”，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人的行为。这些行为，以 “善”定性，以“善举”概之。基本框式是:修身齐家平天下。修身 是前堤，是基础，其核心是“正心、诚意”，“勇者不惧”，“匹夫不可夺志”。“志士仁人”，立志为仁；“杀身成仁”，为仁献身；“不成功便成仁”，成不了仁就死，等。在修身上，儒教强调 “智仁勇”。<礼记·中庸>有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能成此，也即本来的“人”，也即还本面目的“人”。 这都是标准，如何才能达到?儒论强调教与学。诸如“因材施教”， “学问思辩”，“温故知新”，“举一反三”，等，特别强调“格物致知”，即穷尽事物而达到认与知。

　　 “仁”的第二种含义，就是“形”。“形”，是指“仁”字的 结构，它是由“人”与“二”组成的。一个人就不存在人际关系， 两个人就有了人际关系，三个人就成了社会关系。如何处理这种人际关系，就是“仁”字的用途。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主要的标准就是四个字:义、礼、智、信。义薄云天，克已复礼，居敬穷理，诚开金石，就是这些标准的绝好说明。

　　 儒学，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现在，世界上先后出现了四次孔子研究热潮。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论语>的发行居世界十大名著的第二位。日本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将自已的经济起飞的一个原因，归为孔学思想的传播。孔学的生命力，不是采取排他方式确立的，而是在多极文化思想竟争中发展起来的。将儒论移植于 “仁”，移植于现代职工与经营者的心中，就会产生巨大的以诚感招、以诚开拓的社会效应，人们的欺诈与野蛮经商就会变为文明经商，社会风气也会为之诚朴与自然。

　　具体建议:

　　1、抓教肓。职工的思想阵地，永远不会“空白”，你不占他就会占，谁的力量大，谁就会“安家”。这种“家”，一旦安下，就很难被“赶走”，如果一旦被赶走，要重搬回来也很困难。所以， 就要在抡先“安家”上下功夫。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理论去占领他们的头脑。当着这些理论占据了他们的头脑，他们就会将其他思潮视作“异端”，视作“斜说”， 从而达到抵御的目的。这种扎根工作，应从幼儿园作起，而且尽可能全民化。

　　 2、启发思维教育。启发思维，进而达到创造思维，这是我们进行教育的基本方法。孩子放学回家，西方人多问孩子给老师提没有提问题，而我们中国人总是问孩子听没有听老师的话。西方教育侧重孩子思维，中国教育侧重孩子守规。守规教育过多，就不利孩子成长。大学也是老师讲，学生记，记的越多，背的越多，就能得高分，这能培养出开拓型的企业家?!如何进行启发思维教育，是教育工作者的大课题。

　　 3、挖天性。人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形成的，是与生俱来的， 当然，后天影响也很大。例如，人的尊重欲与好胜欲，顺境者多则建，逆境者多则摧。强化人的好胜欲，激发人的求胜本能，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日本靠强化人的求胜欲，发展武士道精神，使日本自强不息，好争好胜，雄立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企业职工， 如果求胜欲得不到满足时，即企业经营失败时，就要自杀，那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保护好胜心，激发好胜欲，使小孩从小就养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性格。这种顽强儿成为企业的职工，成为企业的经营者，企业就会大见成效。

　　 4、推行“倍增计划”分配原则。它的基本原则是:⑴、硬指标。 目标一旦确定下来，绝不随意变动，达不到目标，即是差一点，同样不给回报；达到目标，即是没有超，同样给回报。这样，就将全体职工的注意力引向“企业的目标值”。⑵、发展型。企业的发展， 不充许有“山峰”与“山谷”之分，只能有“高速”与“低速”之 分。这就要求企业的计划指标不能低于历史最好水平，达不到，就要采取断然措施，包括处理暂时用不上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并进行裁员。⑶、达到目标后就兑现，绝不许空头愿，使职工的收入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步化。英国二次大战后，要求职工“勒紧裤腰带恢复战争创伤”，得不到国人的合作，最后以失败告终；而日本则推行“倍增计划分配”，就获得成功。今天，大讲延安精神，同样得不到职工的支持。

　　 5、进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有些至今还有很强的生命力，如古代的一些管理思想，领导与用人艺术，特别是儒教处理人际关系的理论，等。这种教育，不仅仅是继承，更重要的是在于了解，激发其爱国心与广博知识。进行传播教育时，不要单打一，而应将各个流派的观点都摆出来，让他们进行比较选择。同样，讲马克思主义时，也应将其他“主义”拿出来共尝，以增强其识别力。这种比较、鉴别的教学法，远比强输法好。

总之,伦理,习俗,道德,观念,主导原则,自我形象的塑造,自我市场行为的展现等企业文化,是在学习中生,在制度中定,在舆论中长, 在奖惩中果。关键就看我们如何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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