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类开始利用群体去实现个体无法实现的目标以来, 管理就成为人类社会有组织地追求既定目标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

　　在西方，从19 世纪末“管理学之父”泰勒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算起,西方管理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科学管理”概念的提出到“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从单一范式确立到多种范式竞争的火爆局面。

　　较之与西方，中国的管理思想更加源远流长，从道家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到儒家的“仁者爱人”再到法家的“循名而责实”，中国的管理思想跟中国的文明历史一样悠久，尽管古代的管理思想在我国并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管理科学，但它却为今天中国式管理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理论营养。

　　除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迅速吸纳了西方上百年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这成为中国式管理可资借鉴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源泉。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行为科学阶段和现代管理理论阶段，出现了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等诸多流派，形成了庞大的管理学理论体系——“管理学理论丛林”。

　　面对这样一座丰富宝藏，我们众多“樵夫”摩拳擦掌冲入“丛林”大砍其柴，但结果却发现这片貌似甜蜜的“甘蔗林”并非就是养育我们的“青纱帐”——从实达公司倾巨资聘请麦肯锡做管理顾问而惨遭失败，到乐百氏与达能全面合资后全面败退，再到屈云波科龙公司“西化”的营销From EMKT.com.cn改革最终失利，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全盘西化在中国水土不服。

　　相反，因本土特色而成功的“海尔模式”、“联想模式”、“华为神话”、“南街村共产主义管理模式”以及百度、阿里巴巴等新型高速成长的网络公司，无不渗透着中国人自己的管理智慧。管理学是管理实践的升华，任何直接经验只有转化为间接经验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存和传播。无论在哪个领域，优秀的理论总是来源于杰出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就中国而言，众多超常规、高速度发展的新型企业的崛起总会给我们本土管理理论的新发展提供丰富的营养。

　　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和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双重烛照下，在中国本土标杆企业管理实践的摸索中，一个充满个性特色且带有巨大争议的管理学概念应运而出——中国式管理。　　　

　　二、中国式管理的流派分支　　　

　　从狭义的角度讲，“中国式管理”这个概念最初是台湾学者曾仕强个人发明的“专利”，但一经提出，这个概念就迅速泛化为代表一切中国本土原创性管理派别的理论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中，按照观念、风格和研究方法等区别性因素的异同，中国式管理理论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流派：　　　

　　1、崇古主义派　　　

　　尽管把它放在中国式管理理论流派的“排头”，但严格说来，崇古主义算不上一种真正的流派，只不过有相当一批管理学界和业界的人士崇尚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博大精深，认为当今的中国式管理就应该是中国古代的精华管理思想的现代应用。在“古为今用”这一大旗下，众多的支流汇集成了中国式管理中的崇古主义流派。

　　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性，崇古主义流派又呈现出不同的分支：如沿用易经管理思想的易理派、恪守道家管理思想的无为派、崇尚儒家管理思想的儒商派、遵循兵家管理思想的兵法派、修炼佛家管理思想的禅宗派，采纳法家管理思想的帝王派等等。不同的流派分支又提出了不同的管理策略：王道管理、仁义管理、中庸管理、修身管理、兼爱管理、无为管理、太极管理、无极管理、弱管理、柔管理、隐管理、简朴管理等等。

　　从管理原则上讲，崇古主义流派坚持古为今用的管理原则，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去，力图给当下的中国企业管理提供纯正本土化的文化根基。

　　从管理特点上来讲，崇古主义流派的特征在于强调“哲学式管理”。中国传统文化向来不是科学式的而是哲学式的，崇古主义管理也不进行精细的科学分析，而是看重微言大义的“管理箴言”，它讲究见微知著、触类旁通，今天流行的“一分钟管理”也正是从中找到了借鉴。

　　从管理风格上来讲，崇古主义管理流派属于“境界管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境界，使得崇古主义管理看重提升企业家个人修养和企业的宏观愿景，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暗合了当代西方的战略管理。

　　正是由于与当下某些流行管理理念达成了“否定之否定”式的契合，崇古主义管理流派在今天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一些试图从传统典籍文化中寻找现代企业管理基因的书籍，以至于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都被中国当代的企业家当成管理秘籍来读了，《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一个好员工》、《王熙凤是一个好领导》等等，不一而足。这又成为崇古主义管理流派的一个新变体。　　　

　　2、框架体系派 　　　

　　与崇古主义管理流派倡导的“古为今用”不同，一批兼具中西文化背景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并参照西方现代管理理念，试图建构一种独立于“西方管理理论丛林”之外的“中国式管理理论丛林”，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框架体系派”。

　　框架体系派主要由高校教师和研究者组成，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彭新武教授及其“进化管理学”理论框架、西南财经大学罗珉教授及其“管理学范式”理论体系、中欧管理学院梁能教授及其“中国ＭＢＡ教育”框架体系等等。当然，其中的最具影响力的代表还要数以下两位：一是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苏东水教授及其建构的“东方管理学派”。二是中国首位管理工程学博士、中国工程学院院士候选人席酉民教授及其创立的“和谐管理理论体系”。

　　“东方管理学派”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复旦大学，到现在已经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东方管理学派”立足本土、博采众长，形成了一套以“三学”（东方管理学、中国管理学、华商管理学）、“四治”（治国、治生、治家、治身）、“八论”（人本论、人德论、人为论、人道论、人心论、人缘论、人谋论、人才论）为主体的管理理论框架体系。

　　在这样的框架体系下，“东方管理学派”把“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作为自己的管理宗旨，在现代管理学“人本复归”的大前提下，以“学、为、治、行、和”为主线，提出东方管理学的目标是构建社会的“和贵、和合、和谐”。

　　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东方管理学派”已经渐渐为世界各管理学派所认可，成为了当今世界管理学界独树一帜的管理派别，并2003年正式设立东方管理学博士点、硕士点，开全国管理教育之先河。

　　与苏东水教授及“东方管理学派”的文科哲学背景不同，“和谐管理理论派”的倡导者西安交大副校长席酉民教授则是从理工科学背景上探讨中国式管理的本质和规律。

　　“和谐管理理论”是物理学出身的席酉民教授在其成为中国第一位管理工程博士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的管理理论框架体系。“和谐管理理论”将组织系统视为基于规则和单元自治的整体，以便考虑组织如何在持续变动的外部环境中发挥整体优势而非部分的改进。该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在于，它认为管理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遵循双规则，即用优化思路解决客观科学的一面以及用减少不确定性的思路解决主观情感的一面，并设法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提高组织有效性。

　　经过多年探索，和谐管理理论已经建立了包括“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和谐耦合”等一整套特色鲜明的概念界定，并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例如，从“谐”的部分中抽象出了“理性、科学安排和优化”的机理，称之为“谐则”；从“和”的部分中抽象出“环境诱导下的自主演化”的机理，称之为“和则”。另外，和谐管理理论还引进了物理学中“场”的概念，任何东西，只要进到“场”里，就会自然地形成固定的规律和运行状态，和谐管理的目的就是制造这样一种“场”，使进入系统的人能够目标一致，相互协调，形成一种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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