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在演讲之余观看南京中山陵，收获匪浅。游览完这一圣地，笔者悟出国民党之所以被共产党所打败，其实是自己打败了自己。

　　中山陵是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而建造，平面呈钟形，寓意为唤醒民众，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进门牌坊上镌刻着“博爱”二字，体现了孙先生的人间大爱之精神，祭堂门楣上刻有孙中山先生手书“天地正气”，当然，还包括孙先生的“天下为公”以及最为人所尊崇的“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而中山陵旁边的灵谷寺，里面有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灵谷寺无梁殿前是阵亡将士牌坊，正面刻“大仁大义”，背面刻“救国救民”，看到这些，你也许心中会隐约地感受到，国民党为何败退台湾了。

　　当初孙中山先生创建国民党的动机是何等的宏伟和豪壮，先生救国救民的博大胸怀以及“舍小我为大我”的奉献精神，都为中外人士所津津乐道，可后来呢？国民党基本上背离了孙先生的遗旨，“博爱”变成了“自爱”：一些高级官员和将领爱钱财、爱美人、爱权势，“天下为公”变成了“天下为私”，四大家族以及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为了自己一己私利，争权夺利，贪污腐化，不顾老百姓死活，早已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置之脑外，这样做的结果是民心相背昭然若揭，而让民众毅然决然地倒向了共产党一边，“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无论国民党的武器装备再精良，面对着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只有慨叹失败的份了。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庙里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可当时的国民党显然违背了这句古训。

　　我们由此推及到企业，其实，很多企业之所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也象当初的国民党一样，企业的衰败，往往不是来自于外部的竞争压力，而是来自于自身的腐朽，一些企业刚刚创业或者弱小的时候，往往还能够“同心同德”，“同仇敌忾”，可当企业做到了一定的规模后，内部的争权夺利、贪污腐化、“为小我损大我”的现象就出现了，好多人都不再为企业这座大厦“添砖加瓦”，而是为自己能够获得多少利益而殚精竭虑，结果呢，企业慢慢地走向衰败，甚至消亡。

　　一些企业的员工靠吃供应商回扣而大发横财，一些企业的广告部门靠吃“倒扣”而肥的流油，一些员工靠与客户分赃而“一夜暴富”等等，这些企业的腐败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企业的根基，如果一旦形成风气而企业不去堵塞这些漏洞，早晚有一天企业这座大厦会轰然倒塌，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未雨绸缪，预防大于救治。中国的企业要想保持基业常青，就必须构筑“反腐”的堤坝。共产党为何一再倡导 “反腐倡廉”， 并对腐败行为予以严厉打击，为何中央要派红色后代薄一波主政重庆，并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打黑除恶风暴，并将涉嫌的腐败高官绳之以法，为何呢？防止腐败的毒瘤侵蚀国家机体，中央如果不能遏制腐败的蔓延，亡党亡国将是早晚的事情，因此，国家必须祭起长期打腐的大旗。

　　那么，作为企业也是如此，企业要想防止腐败毒瘤的扩大，就必须防患于未然，建立起“防腐”制度，就必须建立相关的审计部门，并给予相应的必要的权限，不能是仅仅徒有形式，这是堵，同时，企业还要不断地警钟长鸣，不断地给员工予以“廉政”灌输，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是疏。此外，企业的审计还必须要定时、定标准，并作为一种制度沿袭下来，如此才能更有效果。当然，企业反腐，还需要来自自上而下的全员支持，必须企业的高管要亲自挂帅，对于敢于“越雷池者”能够遵章办事，依法处罚，毫不姑息和迁就，只有如此，企业才能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才能让反腐工作落到实处。　　

　　总之，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企业在国家的大框架下，必须“依法办事”，人自身的劣根性，促使企业必须建章立制，有监督的权利才会最大程度地规避内部腐败的风险，才会让企业在健康的体制下，迎风破浪，更好地参与外部的市场竞争。

	崔自三：崔自三，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著名营销实战培训专家、经销商战略发展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海外学院总裁班、总监班客座教授、特约讲师、全球500强华人讲师、工信部中小企业局“全国中小企业互动俱乐部战略合作专家”、“营销OJT”现场实战训练模式创造者，曾获得“中国十大最受欢迎营销专家”、“中国十大营销培训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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