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让子弹飞、狂飞一会

　　匪徒们看着枪响后依旧狂奔的“马拉火车”，不禁纳闷：“怎么没打着？”而张麻子很自信很淡定地回答：“让子弹飞一回”！在片头开宗明义、直接点题，揭示了这子弹不会白飞，这子弹犹如初升太阳将迎接新的乾坤、确立新的秩序，预示着时代变迁、社会变革即将到来。此后，让子弹飞还出现在张麻子率领兄弟“直捣黄狼府”的那一场景，子弹密集呼啸穿透黄四郎家的大门，弄得象蜂窝煤似的千疮百孔的！这并不是喧泄，而是昭示变革已经开始。而最后让子弹再飞一会的场景出现在片尾，张牧之等人为民请命、惩恶除奸后，欢送其兄弟各奔前程，各自开始新的追求、新的生活时，子弹飞了好阵子，这明示着几经波折变革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乌云是遮挡不住太阳的，枪膛里的子弹势不可挡！　　

　　二、马拉火车、倒行逆施　　

　　古今中外影坛，以“马拉火车”入戏的电影有不少，并不是《让子弹飞》的独创，但其在该影片开篇中恰到好处的出现揭示了尘封许久的一个掌故：慈禧&铁路&风水。据说，鸦片战争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西方，将焦点聚集在了工业革命，而作为工业革命的“领头羊”的蒸汽机的发明，特别是其广泛地应用在火车头上，霎时间带动了铁路的迅猛发展。清政府开始向西方国家学习修建铁路，但清统治者却迷信火车头运行影响风水的流言，害怕火车的运行会破坏位于遵化东陵的风水，喷出来的滚滚浓烟会破坏周边的农田及庄稼，因此“叶公好龙”的清统治者，想将“科技与迷信”、“先进与落后”调和在一起相生相长，于是炮制出这样的决定：如果想修铁路，必须以驴马拖载，于是就出现了电影开头那滑稽的一幕。

　　诚然，“马拉火车”实属心有余而力不足！但这主客错位的一幕却引发了人们的思考：“火车”是代表社会进步的“形”，而驴马则代表追随“形”的“影”，假使“让形随影”、“落后带着先进跑”必然会陷入万复不劫的悲剧境地。

　　历史的沉痛教训确实如此，面对鸦片战争后中国From EMKT.com.cn国力虚弱，而西方国家借助工业革命、国内改革迅猛发展的客观现实，假如清政府能痛定思痛、痛则思变，借鉴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顺应潮流、审时度势、放眼世界、积极改革、奋起直追，将中华文明（形）承前启后不断推向前去，而不是套上冥顽不灵僵硬腐朽的枷锁（影）；将优秀的东方文化（“影”）融入现代文明的大潮中（形），而不是一味地闭关锁国、戕杀维新，就不会导致中国逆势而退，步入近代化的步伐迟缓而沉重了。然而，清统治者倒行逆施、一意孤行，与时代发展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最终在历史的长河中，在勇闯险滩急流中，最终因不堪重负而将中国这列“不中不西”的“马拉火车”抛向了腐朽堕落无救的封建专制的深渊。《让子弹飞》开篇就为全民上了一堂很有意义的历史课，特别是在我国“高铁”高歌猛进的年代，反思一下对“高铁”的稳定持续的运行发展大有裨益，同时对中国今后的发展走向也会起到一定的明鉴、警示作用。　　

　　三、大风起兮、高祖转身　　　

　　《让子弹飞》的影片里有这样一幕，在马拉跑动的火车里， “汤师爷” （冯小刚饰演）边打火锅边吟诗作对，其中就摇头晃脑背诵了《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力拔山兮气盖世！”而“马县长”（葛优饰演）一边附和，这就是典型的“喧宾夺主”。当年陈胜、吴广发动大泽乡起义时，仅为小沛县令的刘邦识时务斩蛇起义，响应革命号召，最终成为农民领袖成就了一番帝业，由草根华丽转身变成了汉高祖，而准备赴任的也是一位“县长”（葛优饰演），头衔与刘邦的身份齐当，但外型上却错位：“马县长”贼眉鼠眼匪气十足，“沛公”壮志凌云豪侠义气；仕途路径错位：“马县长”靠向上一级打点银两做官，说白了就是花银子买官，一级一级地买，官位不断升级，可由县长做到省长，还可往上做。而“沛公”则是靠付出流血牺牲的代价，一场一场战争地打，战争不断升级，最后楚汉争霸后赢得了江山。弄不好一场战争身家性命就会葬送，甚至一顿鸿门宴也可能掉脑袋，而“马县长”则是以作为身外之物的钱财买“仕途”，两者天壤之别，如何纠偏呢？影片采用了“偷梁换柱”的手法，上演了土匪打劫“马拉火车”抛入急流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掉包戏”， 马邦德县长遭山匪劫持后，为了保全自己，就让自己死去的“师爷”充“县长”，自己则屈当“师爷”，这是有意为之的“反客为主”“本末倒置”，足见在兵荒马乱人人自危的年代，“马县长”为保全身躯不得降低身份。“假县长”已死，自然由“传说中”的土匪张麻子（姜文饰演）替代“假县长”做了真县长，而没死的 “假师爷”：马县长却真的就沦为了“真师爷”，这昭示了另一则约定俗成的定律：“成为王、败则寇”。刘邦揭杆起义最终由草根变成为皇帝，而张麻子也可以由打劫官车冒名顶替充当县令。

　　打劫前：假师爷是形，假县长是影；打劫后：张麻子是形，假师爷是影！　　

　　四、边缘草莽、转战中心

　　张麻子身处草莽丛林专劫富豪只为“杀富”，素为官商们的“克星”、“眼中钉”，打劫要精心部署，也会有代价的付出，而且“官匪不共戴天势不两立”，而社会舆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贬匪褒官“，就算替天行道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也会被一棍子打死，贴上邪恶草寇的标签，事实也是如此，张麻子被当地民众视为无恶不作十恶不赦的匪徒，而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不良商贾却博得了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张麻子也意识到了出没山林打劫官商的“寄生虫”的活法，名不正言不顺，生财不够直接且收益不稳定（打劫的官商时来时不来，打劫的胜利品时多时少、时贵时贱）还要冒很大的风险，不如杀官抢官做官来的更安全、更持续、更长远，于是在那次对赴任途中的马县长的打劫中，张麻子幡然顿悟，打劫不如做官，做官可以正邪合一亦正亦邪时正时邪。与其冒着枪林弹雨冒着生命危险从别人手中掠夺资源，不如安坐衙门自己手中掌握拥有资源调配资源的权力，只要管着银库、粮仓的印章、钥匙就可以坐享其成，想拿多少就拿多少，自己独吞不完还可以让三大妈六大姑分享，可见坐镇权力中心、一本万利、旱涝保收！可谓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都享福！于是头脑并不笨的张麻子决定不再隔物传功、火中取栗，而是要一步到位当官发财，由地处边缘资源稀缺的山林转向资源丰富的权力中心。

　　这就给我们留下足够大的思考空间，特别是对社会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不择手段钱生权、恬不知耻权捞钱”的各种腐败现象的反思，这本身也是一种主客错位，按理说，政府组织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客观，政府组织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为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行，是为人民的利益考虑的，应该大公无私为民办事，而现实中反倒成了假公济私的“合法温床”，人民将举国、倾城的资源交给政府官员保管，是对政府的充分信任，客观上分析官员们只是资源的管理者而不是资源的拥有者、享用者，他们只享有管理权而不是所有权，而劳动人民才是权力和资源的真正主人，但现实中，为官者置身于权力中心、资源中心混淆了两者的区别，任由自身超常膨胀的各种欲望来践踏人民的信任。倘若如此，索马里的海盗是不是也要转型，打劫各国官船就可以到世界各国当官了，何苦还要在海上经受风吹浪打、日晒雨淋的煎熬，还要冒与维和部队血战的风险。

　　进朝当官是主流，退居山林是末节；升官发财是正道，草莽打劫是邪路；当官获利是形，山林生财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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