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民工医疗需求以及解决方式

　　上海400多万农民工，一般的医疗问题比如头痛脑热、发烧感冒等，由于没有上海户口和医保卡（综合保险的卡每月20块钱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无法到公立医院去享受医保，而公立医院没有医保进行自费医疗的话，比小诊所贵许多。因此对农民工来说，其最可行的选择就是居住附近的私人小诊所，相对价格便宜，一般感冒掉两瓶盐水，配置头孢或左克等药品的话，基本在人民币40-70元之间，以平均收入2000元为例，相当于月收入的5%-8%之间。截至2011年，上海共有居民小区大约5500多个，总人口大约2200万，其中小诊所大约3000个，面对400万农民工的医疗需求，平均每一个诊所要接待1333个农民工，除以365天，平均每个诊所每天至少接待诊断农民工的小病4人以上。至于大的医疗问题，农民工一般没有能力承担或支付。

　　这种解决方式存在的隐患问题是，一旦出现医疗事故等，小诊所没有实力承担，逃之夭夭是最可能出现的方式，这对农民工的生命健康权和医疗权的完整保护，是个缺失。

　　二、 农民工生理需求以及解决方式

　　农民工生理需求问题，和当年侵华日军的生理需求用慰安妇制度来解决一样，人性中共同的东西，共同的基本需求，目前其主要的解决方式是小发廊、洗头房、以及对应档次的洗浴中心。根据上海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数字，目前上海从事性服务工作的总人数，专职和兼职一起，约100万人，占全上海人口的4.5%，占全上海妇女人数的2%左右，这个比例，和全中国13.7亿人口、妇女6.5亿、全中国性服务工作女性人口600万、占全国妇女人口比例的1%来说，上海性服务行业比全国平均水平整整高了一倍，翻了一番。一方面说明经济发展比较发达，另一方面说明了服务水平比较规范。

　　在上海地区大约100万的专职和兼职的性服务工作者中，大约有20万名左右的专职为主兼职为辅的性服务工作者主要针对的是农民工群体，其组织形式多以洗头房、足浴、小发廊、低档次洗浴中心、澡堂等为主，从事性服务工作者的女性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上海地区的从事性服务工作者的女性绝大部分来自主要来自湖南、江西、安徽、湖北、东北、四川等经济相对贫穷落后的地区，上海本地女性、浙江女性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女性比例几乎没有。

　　从服务价位上来分析，针对农民工群体的性服务价格，综合其档次、环境等因素，价格基本维持在人民币80-150元之间/次，服务的产品线项目也各有不同，各种名目之下，万变不离其宗。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人有正常的需求，就应当满足，孔子说“食色性也”，问题是如何去规范和管理。在过去道统时代，可能首先从道德层面谴责、否定，现在经济发展了，人权意识进步了，可能更多的从解决方案的角度去分析，并拿出符合社会利益的解决方案，可能更好，无论是政府监管部门，或是社会任何团体。

　　这种解决方式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性病蔓延，直接威胁农民工的生命安全。重庆在2006年统计50000名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女性身体健康中，有3000人患有艾滋病，占总人数比例的6%。从离散数学的概率上，以上海为例具体来说，上海400万农民工，20万性服务工作者，提供服务的供求关系比例是5%，也就是每20个农民工，有一名对应的性服务工作者，性服务工作者中患有艾滋病的比例为6%，从这个概率比例上来说，任何一个农民工个体在从事生理满足活动过程中，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是0.3%，就是千分之三，这是个非常高的概率，直接影响的是生命健康，不能回避。如何解决，是个严肃的社会问题。

　　三、 农民工精神需求以及解决方式

　　卡耐基曾经说过：任何一个人的成功，只有5%依靠的是专业技术，包括行业知识、产品知识、销售技巧等，而另外95%则需要依赖人际关系、会说话等软实力。农民工的知识结构中，读过高中、中专的比例不足15%，大部分为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其在城市中生存除了依靠劳动力交换之外，其精神层面也有需求，主要包括人际关系的需求和沟通表达需求。

　　以人际关系的需求来分析，上海400万农民工也有友谊、发展、交往等人际关系的需求，但这些需求缺乏社会机制层面的配合，没有被充分满足，绝大部分农民工在这个城市中的社会关系主要依靠亲戚、老乡为纽带。

　　以沟通表达需求来说，受到整体被教育程度和文化知识水平的影响，农民工群体整体来说，说话、表达、沟通能力欠缺，在要说什么、对谁说、怎么说、先说正面还是先说反面、只说一面还是正面两面都说、只说利益还是利益和威胁都同时表达，缺乏系统的训练，往往导致在社会交往、人际交往、与企业合作交往中，出现许多激化矛盾的问题。

　　农民工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心理失衡、演变成犯罪的概率，也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对一个年轻的女性农民工来说，若稍有姿色，在工厂当工人一个月加班加点不过一千两千块的待遇，要是投身到20万名性服务工作者的滚滚洪流中，每月可收入过万元，怎么选择？上海这个地方，距离老家十万八千里，出门打工，挣钱是硬道理，往往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加上“笑贫不笑娼”的传统观念，使得部分人走上了这条路，而这条路目前在社会主流的价值观系统中，还被称呼为卖淫嫖娼，要受到劳教一到三年的处罚。对许多年轻的男性农民工，心理不平衡则直接转化为盗窃、抢劫杀人等暴力犯罪，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部分则加入黑社会组织。

　　社会现实的变化也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正案中，刑法修正中，国家明确承认了黑社会性质的特征，并进行了定义。与此同时，在杜绝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来源方面，刑法对企业欠薪方面也进行了规定，恶意欠薪罪欠薪超过5000元的，可判处企业法人代表和HR相关直接操作的主管7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并诉讼期限延长，法定条件为：企业恶意不支付劳动者实际薪酬总额超过5000元、且拖延期限超过30日。这种情况下，劳动者随时可以进行刑事自诉，以免劳动者在正常的社会救济途径得不到保障后心理失望转入黑社会组织进而对欠薪企业或社会其他无辜人员进行更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报复行动。

　　根据2010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上海地区暴力犯罪中，男性农民工比例攀升明显，占整个暴力犯罪的三分之一左右;女性农民工从事卖淫等活动被劳教的，也占了被劳教人员的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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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京宏：早年毕业于杨虎城将军创办的尧山中学.后读于中国矿业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执行局等工作多年，下海从商后历任中外合资企业部门主管、项目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等职。现担任上海威贞实业有限公司首席PMI项目策划师，并兼任多家公司的高级资深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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