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翻译了狄兰•托马斯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这么说的：“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催开我的绿色年华。”读起来总有一种被诗句推动向前的力量。而吴晓波就是用文字作为“导火索”，“双腿悬空般”催开着中国的“商业之花”，同时成就着自己的“绿色年华”。　　

　　与写作有关

　　这世间总有那么一些人，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擅长做什么，吴晓波就是那种天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人。

　　高中毕业前，他问自己的老师“哪种和文字有关的专业可以找到工作”，回答是“新闻”，于是吴晓波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开始了他和文字有关的人生。

　　吴晓波是那种很有边界意识的人。很多人好奇他为什么不写小说，他说因为自己“没有虚构能力”。他一直强调自己只是一个“写字的人”。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想当企业家，因为“企业家需要管理的事情很琐碎”，而他更愿意写作。

　　多年来的企业采访对于吴晓波来说诱惑很多，但他仍然坚持做着“和写作有关”的事。“我从没想过进入企业，因为我知道那并不能使我快乐，也不能体现我的价值。写作的时候我更加自信，因为有很多时间理清思绪，无论一年、两年总会想清楚，或者得出某种阶段性的结论。但商业相对就很残酷，根本不会有时间思考，如果想清楚了有时会损失惨重。”

　　作为一个文人，吴晓波被寄予了很多文人的商业理想。因为在“文人”和“商人”之间，他探求到了自己的路子。事实上，蓝狮子对于吴晓波来说只是一次“偶然事件”。

　　“我从没想过我会做企业，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一个写书的。刚开始它只是一个平台，2005年后成为一家公司。现在的成功也是因为我们遇到了新的市场契机—出版行业逐渐向民间开放，所以蓝狮子发展到今天基本没有受到政治上的阻碍。其中最庆幸的就是我们能够出版一些自己想出版的书籍。”

　　所以，如今蓝狮子的定位是：“与最好的商业阅读有关。”

　　幸运的是，吴晓波将兴趣变成了职业，写作本身带给了他想要的生活，而这有时是“一个文人所有的理想”。　　

　　与商业有关

　　多年的商业写作过程中，吴晓波采访过很多企业家，他们有的风光，有的花钱如流水。然而，他印象最深的是湖南娄底一位姓廖的厂长。

　　1989年大学临近毕业实习时，吴晓波和三位同学组成了一支“上海大学生南疆考察队”，由于缺少经费而无法成行。当时7000元是挺大的一个数目，而慷慨解囊的就是这个廖厂长。

　　那次考察历时半年，吴晓波等人一口气走了长江以南的11个省。他说，这次考察对他影响深远，让他直面中国改革的艰难。“在此之前，我不过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城市青年，一直在城市里待着，根本不知道农村什么样，整日里就在图书馆里一排一排地读书，认为这样就可以了解中国。而在半年的南方行走之后，我才真正看到了书本以外的中国。”

　　但这并未使他变得愤青、激进。相反，吴晓波从一个革命者变成了一个改良主义者，并趋于保守主义，因为“激进没有任何意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000年，吴晓波出版《大败局》，当时的市场环境对于企业的失败并未表现出足够的包容性，一个企业的破产会对整体经济市场造成强大的冲击。吴晓波由此认识到，应该总结一些规律以应对市场变化。　　

　　正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要批评一个时代很容易，但是建造很难。我们不具备建设能力，或者说没有准备好。虽然变革的机遇已经来到，但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没有准备好。”吴晓波坦言。　　

　　与理想与现实有关

　　“在那么一个瞬间，理想主义的光芒使这个平常人通体透明。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经济社会里，我有时会对周围的一切乃至对自己非常失望。但在我的心灵角落，我总愿意留出一点记忆的空间给廖厂长这样的‘例外’。我甚至愿意相信，在那条无情流淌的岁月大河里，一切的财富、繁华和虚名，都将随风而去、不留痕迹，只有廖厂长例外。”吴晓波在博客中说。

　　吴晓波定义自己是一个“理想的现实主义者”。

　　文人都是理想主义的，吴晓波也不例外。至今，每到五四青年节，他总是会举行一个心灵的仪式，以“纪念的方式，让自己不要失去愤怒、怀疑和前进的破坏力”。

　　吴晓波喜欢李普曼和凯恩斯那样的人生，希望“在最短的人生中，做尽可能长的事情”。所以他定义的幸福人生是“在25岁时写出海子那样的诗，然后像诗人米沃什那样起码活到90岁”。

　　吴晓波曾说过自己会在40岁退休，他形容自己如今已处于“半退休”状态。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家中写作，晚上8点以后不工作，一个月去一到两趟蓝狮子，偶尔做做演讲，剩下的时间陪伴家人，打打麻将，看看韩剧，每天快乐地呼吸和生活。

　　现在的状态，正是他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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