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次产业化方向的浪潮，必定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导向。就本次以“国进民退”为方向的医药行业国有化浪潮中，政策导向主导着产业化的方向。究其政策的动机：

　　首先是为了确保国有企业掌控有关于国计民生经济命脉，这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决定的。是整体的整体的社会利益，也是政治路线。的确，对国计民生而言，没有比医药行业更重要的了。

　　其次就是为了确保在非常时期（如战争、灾害、瘟疫等）的行业动员能力。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不是有一个强力的集权的执政体系作为后盾，2003年的“非典”，根本不可能在半年之内“扑灭”。本次的医药行业国有化浪潮也许是出于这一非常时期的经验提炼。　　

　　“国进民退”式的“国有化”浪潮，不管是在各行各业，都是由政策引导，甚至由政府牵头，由行业内的大型国有企业具体实施。医药行业也不例外，先由中央高层定调，然后推出行业的相关主导政策，再通过配套措施由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推进。纵观近几年来医药行业的政策组合拳形成的合力助推了医药行业的“国进民退”。　　

　　第一，提高行业标准。为加强对行业的监管，国家卫生门部先后发布了新版的GMP、GSP标准。提高标准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用药安全，但客观上也提高了行业的准入标准，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比如正在酝酿新版的GSP标准，可能会求药品的中型流通企业的仓库最低面积由1000㎡提高到3000㎡。而新版的GMP的要求则更高，给现有药品生产企业尤其是注射剂生产企业的成本压力更大。根据《医药经济报》专栏作家黄丁毅先生的测算：目前，国内制药企业大约有4700家左右，如果按2009年底药监局表述的300亿元认证总投入计算，平均每家企业至少投入600万元。而现有制药企业中，2009年销售收入不足5000万元的企业绝对数量达到3300家，如果以医药工业平均利润率9%计算，600万元的改造费用将付出中小企业2-3年的经营利润，这对于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来说，短期内可能导致入不敷出，或将被迫退出。另外，依据上一次GMP的认证统计，从1998年版GMP公布到2004年底， 5071家制药企业中有1340家被停产。由此可见，提高行业标准的同时也提高了企业的成本，而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能否过得了这一关还是个未知数。

　　第二 ，医药行业的十二五规划为“国进民退”提供了政策方向。国家的产业政策规划偏向哪里，资本就是流向哪里。根据，《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下称《规划》)，2015年前，全国要“形成1~3家年销售额过千亿元的全国性大型医药商业集团，20家年销售额过百亿元的区域性药品流通企业；药品批发百强企业年销售额占药品批发总额85%以上，药品零售连锁百强企业年销售额占药品零售企业销售总额70%以上；连锁药店占全部零售门店的比重提高到三分之二。从目前的态势可以看得出，有可能成为1-3家的千亿级的医药流通企业中，除了九州通集团是民营企业外，其余均是国企，而20家年销售额过百亿的区域性流通企业，能入围的民营企业也是凤毛麟角。因此，医药产业的十二五的规划基本上是国有资本的盛宴。

　　第三 ，新医改政策。新医改，其实更准确地说是“新药改”，因为医改的方针与路径基本上是在“药”上做文章。基本药物目录招标，欣起了一浪又一浪的药品“降价浪潮”，而且一省比一省来得更猛。同时还是“降价成瘾” 的发改委发出的药品“降价令”作为辅助。这对所有的药企来说都是一道紧箍咒。　　

　　可以预见，首先，从产业政策上，行业的监管标准的提高必然带来行业成本的提高。其次，不管是新医改政策、基本药物目录招标、降价令还是行业规划，客观上带来企业利润的下滑。受此两头的夹击，众多的医药企业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然国有大型企业除外。因为在当下货币政策紧缩环境下，虽然中小企业很难获取资金支持，但是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却受金融机构的“特别关照”。因为当前社会环境下，由于社会信用不彰，金融机构的贷款均须以资产抵压，而国有资产是绝对的AAA级信用资产。在中小医药企业在组合拳的夹击下陷入困顿时，国有大型医药企业可乘政策的东风，在大量信贷支持下适时伸出橄榄枝进行四处收购，完成“国进民退”的产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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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医药政策背后的6个商机 （2006-02-05, 中国营销传播网，作者：金丰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