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名号，汾酒不争也罢。

　　国宴也好，家宴也好，不过是一群人在一起吃了顿饭，顺便联络感情小酌几杯而已，至于喝什么张三李四酒，其实代表不了人民意志。因为建国而开会，因为开会要吃饭，因为吃饭要喝酒，因为喝了酒，这酒就成了“国酒”，岂不荒唐？如此类推，那次用的碗岂不是“国碗”、用的筷子是“国筷”、吃的饭为“国饭”、拉的便便就是“国屎”了？实在无聊至极。俺建议茅台酒别在自诩“国酒”了，实在有点让人恶心。汾酒自诩儒雅浪漫，这么个没有实际内容的假名号，不争也罢，就算赢了去，也不过是个笑柄。

　　放下“国酒”这个假噱头不谈，认真聊聊酒文史，茅台酒就注定落了下风。

　　因此，建立在文化与历史渊源这个基础上的“汾茅”之争，汾酒胜出几乎毫无悬念。

　　《北齐书•文襄六王•河南康舒王孝瑜传》记载：“及武成即位，礼遇特隆。帝在晋阳，手敕之曰：‘吾饮汾清二杯，劝汝于邺酌两杯。“北齐世祖武成皇帝高湛（537~569年1月13日），北齐第四任皇帝（561年12月3日~565年6月7日在位）。齐武成帝或许无意之间，记录了历史。这句话或许记载的不一定就是今天的汾酒集团之汾酒，但足以证明，汾酒早在北齐以前就存在了，而且是一个流通面较宽的产品，因为邺城在河北邯郸附近。而能成为帝王杯中物，绝非偶然。

　　在有据可考的历史起源中去分辨，茅台酒是没有了优势。

　　茅台在宣传其历史渊源的时候引用了为司马迁的《史记》。说《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公元前130多年，汉武帝刘彻饮到来自夜郎（今黔北一带）所产的名酒“枸酱”，情不自禁地赞曰：“甘美之”。以后便有了汉武帝派大将唐蒙到贵州开拓夷道，专门绕道茅台所在的仁怀的历史。这纯属胡乱编造，愚弄大众之文。《史记﹒西南夷列传》原文载：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这里首先讲了南越人爱吃一种叫“枸酱”的食物，而这种食物唯独产自四川“蜀”。是从四川走私过去的。而“枸酱”是一种食物，东汉人刘德注《汉书》称：“枸树如桑，其椹长二三寸（雄花蕊），味酢。取其实（雌株聚花果）以为酱，美。蜀人以为珍味。”这就是“枸酱”。没有任何资料显示，“枸酱”这东西是一种可以饮用的酒精饮料，也无任何资料显示汉武帝喝过这种酒，并赞誉“甘美之”。所有这些都是编造的伪史，如若不是茅台故意牵强附会，就是其策划人员“无知”了。殊不知，就算“枸酱”是一种酒，它也不产于贵州，而是独产于“蜀”地，南越人吃的不过时走私货，汉武帝要进贡这个东西，也不会绕道去茅台去取“走私货”。如此滑稽之文，堂而皇之的成为所谓“国酒”的历史传说，实在让人内急。

　　茅台酒不过是近现代的产物。1939年《贵州经济》有关于山西汾酒与茅台镇白酒之间渊源关系的记载：“茅台酒之沿革及制造，在满清咸丰(1851-1861)以前，有山西盐商来茅台地方，仿照汾酒制法，用小麦为曲药，以高粱为原料，酿造一种烧酒。后经陕西盐商宋某、毛某先后改良制法，以茅台为名，特称曰茅台酒。1947年，时任贵州省建设厅厅长的何辑五，编著出版了《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一书，书中载：“……黔中业盐者，多为秦晋商人，……当时盐商由山西雇来酿酒技工，仿汾酒酿造方法，设厂酿酒，用以自奉，并不外售。至咸丰年间，因秦晋商人歇业还乡，即将所设盐号，及茅台酒厂，售予本省先贤华桎坞先生继续经营，仍沿用成义酒坊名称(简称华茅)。1955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祖国的贵州》记载茅台酒是“清朝山西人经商于茅台镇，依汾酒制法而兴。” 由贵州省工商联编辑、1980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贵州茅台酒史》中记载茅台酒是“从山西雇了酿造杏花汾酒的工人来茅台村，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研究制造”。

　　种种迹象表明，茅台不过是汾酒技术的异地改良品，本源亦是汾酒的分支。从文化渊源上，茅台亦须师从汾酒。而今，汾酒和茅台只不过作为两个产酒区的代表而已，早已非当年之汾酒和茅台。功过是非，均与今日之汾酒和茅台无关，所有的历史荣誉都不是今天这群人创造的，他们从不曾超越前人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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