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问题：管理的基本工具是什么？此问题我已多次论说，我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主题为“依法治国”，此即说，治国的基本工具只有一个：法制。对企业而言亦如此，法制是企业管理的基本工具，此即韩非子所说的“治民无常，唯法为治”。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是：事物由矛盾组成，矛盾由相互对立且主次有序的双面组成。相对于“法制是管理的基本工具”而言，人情则为管理的辅助工具。

　　第二个问题：管理的根本方法是什么？因管理的基本工具是法制，辅助工具是人情，故而，法治自然成为管理的根本方法，人治则为管理的辅助方法。法治和人治作为缺一不可的管理方法，两者之间原无矛盾，矛盾的是人：该法治的地方实行人治，结果导致“一山不容二虎”。

　　第三个问题：法治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有人或以为：“法治”就是依法而治。然，能否“依法”靠的是是什么？靠人的自觉性，但“人的自觉性”却往往最靠不住，这也是我们长期在法治和人治问题上反复打转的根本原因。真正的法治，是一种“垂法而治”状态，是一种“法制会自动进行治理”的状态。当然，要实现“法制自动进行治理”，首先是要赋予法制生命力，使其成为一种“人工生命体”：有机制度，简称机制。

　　第四个问题：法制真的会有生命力吗？答案很肯定。南欧国家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有一部臭名昭著的死亡法典——《卡努法典》，此法典在无人监督推行情况下自动运行600余年而不衰，其如诅咒一般时刻左右着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人民的宿命。虽然阿尔巴尼亚历届政府试图废除该法典，最终却无功而返，只因该法典的生命力太强。电影《血之救赎》就是对这邪恶法典的无力控诉。

　　综上所述，管理者能否像神一般的存在，关键在于能不能赋予法制生命力使其成为自动运行的机制。如何赋予法制生命力呢？欲解此难题，须深入解析《卡努法典》的运行原理。

　　《卡努法典》被称为真正的死亡法典，原因在其将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的人民卷入到“有仇不报非君子”和“冤冤相报何时了”的世代仇杀中，以致当地许多男童未成年前如同大家闺秀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除非他有能力抗击仇杀。《卡努法典》最核心的内容莫过其恶名远扬的血仇条款：“如果一个家族的成员杀死了另一个家族的一人，对方有权利（而且必须）复仇，杀死第一个家族里的一名男性成员。除了妇女和儿童之外，杀人一方唯一获得庇护的方法就是呆在自己的房子里，不得走出一步”。此款看似简单无奇，但若深入解析却发现其极为邪恶。如，张家欠李家一条人命，李家便有权杀死张家一名男性来复仇；若李家复仇成功，李家则反过来倒欠张家一条人命，此时张家又有权向李家索命，此便使得复仇问题进入死循环状态。同时，为防止复仇游戏草草结束，《卡努法典》规定复仇者不能跑到对方家里杀人（因为待在家中可获庇护），此即诸多男童未成年之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原因。

　　《卡努法典》虽是一部臭名昭著的死亡法典，却是人类历史上设计最科学、最成功和最具生命力的一部法典，其因有三：一是该法典虽是口头相传，却被当地人牢牢记住600多年；二是该法典无需管理者监督落实就能自动运作600多年而不衰；三是阿尔巴尼亚历届政府试图废除皆无功而返，该法典至今仍在完美地自动运行。

　　有同志或许认为：“若能放下仇恨，就会避免世代仇杀，《卡努法典》即可失效”，此种想法虽好，却极为幼稚。首先，家人被杀，孰能放下仇恨？其次，若不行使法典赋予的复仇权利，必被视为懦弱；最后，别把对方和邻居想得很善良，一旦被对方和周遭的人视为懦弱，就会引发“破窗效应”：各种欺辱接踵而至，直至全家人被人杀光。此种情况下，人们不是不想放下仇恨，而是不敢放下仇恨。人们若想逃离《卡努法典》的诅咒，唯一办法就是逃离《卡努法典》生效的地区，如同员工不想受到企业法制管理的唯一办法就是辞职走人。

　　《卡努法典》生命力之所以强大，关键在其血仇条款设计非常符合“机会和危机反生原理”与“机会和危机反噬原理”。如，张家欠李家一条人命，《卡努法典》就赋予李家复仇机会，李家的机会就变成张家的危机，这就是“机会和危机反生原理”；如果李家放弃复仇机会，就有各种欺辱接踵而至的危机，这就是“机会和危机的反噬原理”。正因为《卡努法典》的血仇条款设计极为科学，最终导致其就如同一个“潘多拉盒”，一旦被打开，就算最初的设计者也难以将其关闭，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特殊生命体。

　　综上所述，企业管理者要像神一般的存在，就必须按照“机会和危机反生原理”与“机会和危机反噬原理”对法规制度进行生命化设计，使其成为能自动运行的机制。一旦法规制度能够自动运行，管理者就会插上隐形的翅膀，并在“无为而治”中像神一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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