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组织与群体都有为首的。这为首的，在国家可以称之为元首，在政府可以称之为长官，在企业可以称之为高管。蛇无头不行，可见组织与群体少不了首脑。在动物世界中，狼有狼王，猴有猴王，连蚂蚁都有蚁后。所以，组织与群体中存在领袖人物是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当然，这领袖人物有些是遗传的，有些是通过竞争得来的，有些是选出来的，有些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有些组织与群体，只有一个领袖人物，还有些组织与群体，有多个领袖人物。有些领袖人物是固定不变的，还有些领袖人物是可以轮换或者替换的。管理者与领导者跟领袖是有区别的。管理者只存在于正式组织中，并且受到法定程序任命的。领导者可以存在于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中，既可以是法定程序任命的，也可以是公选出的，还可以是群体公允与默认的。领袖是在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中都是最高领导人，既可以是法定程序任命的，还可以是公选的，或者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领袖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领袖、社团领袖、商界领袖、工会领袖、政治领袖、意见领袖、宗教领袖、精神领袖、舆论领袖等等。领袖代表着权威、方向、信仰、秩序。没有领袖的世界是混沌与混乱的、无序的。领袖想要带好队伍，管理好组织，完成组织目标，必须要做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是重中之重，是关系着组织兴衰成败的大事。第一大事是向组织成员们描绘愿景。愿景是组织的终极目标，是一切目标的根本。任何计划、战略与战术都是围绕着愿景而转的。愿景是太阳，而领袖是地球，组织的目标、战略战术、资源等等就是月球、金星、水星、木星、海王星、冥王星统统要围绕着太阳转动。只有围绕着太阳转动，才能生机勃勃，生存时间可达亿万年之久。领袖更像是一艘船上的舵手，驾驶着船驶向目地的，使船不被惊涛骇浪所掀翻，不被礁石浅滩所搁浅。第二大事是知人善任。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进。任一贤人，则一方安宁富庶。用贤，则组织兴旺发达，不用贤，则组织就会日渐暮色。谁是贤人？谁都不知道谁是贤人。这涉及到识别人才，了解人才的问题。诸葛亮曾传下识人七法：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诸葛亮对人才的要求是要有志向与志气，要能言善辩与擅长于权变，要能出谋划策与有远见卓识，要能遇到困难时不怯懦与有勇气克服困难，要能在喝酒喝醉时不误事不发酒疯，要能不贪财不受贿与保持廉洁自律，要能做事讲诚信。当然这样的人才是绝品，现实中并不多见。往往我们眼光所到之处，皆贪财好色，自私自利的人才。要整合这些贪财好色，自私心很重的人才，往往是很困难的事情。工作总要有人干，事情总有要人处理。如果真的按照诸葛亮的识人之术去用人才，就会没有人才可用。身边无可用之才，工作就无法开展。对人才求全责备，则天下无人才也。再者，我们用人才只是用人才的长处，而非短处；用人才的优势，而非用人才的劣势。曹操提出“惟才是举”，就是讲要用专才与偏才，而非全才与德才。只要你有某方面的才能，我就给予你适当的岗位与合适的职位，这才是“惟才是举”的核心内涵。人才观的不同，导致了三国历史的不同。曹操提出“惟才是举”，使得魏国人才济济，魏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远超过蜀国与吴国。“惟才是举”是什么样的人才都敢用。诸葛亮的“识人七法”，却使得蜀国人才凋零，后继无人，蜀国成为三国中第一个灭亡的国家。“识人七法”却对人才求全责备，设置识别人才与任用人才的障碍，最后找不出贤才，只好任用庸才与劣才。国家兴亡，人才是关键；组织兴亡，人才是关键。所以，识别人才与了解人才很重要。前秦皇帝符坚对王猛知人善任，所以王猛辅佐符坚统一北方。后来王猛死后，符坚骄傲自满不再知人善任，对尹纬没有重用，导致其推举姚苌为君主，反叛前秦，并且还成为姚苌的开国元勋；符坚听不进谏言，对王猛生前推举的贤才符融的几十次谏言都置若罔闻，导致了淝水大败，从此前秦国势一落千丈，不久灭国。所以，作为领袖知人善任很重要。如何知人？古有“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之说，我们对老师、朋友、追随者与学生是比较了解的，了解他们的能力与学识、为人处事方法、性格爱好各个方面，所以，在知人善任方面，重用某方面才能可以当自己老师的人，这样的人可以开创很大的事业，就像建立一个国家一样；重用自己的朋友，这样的人可以在竞争中生存，成为竞争中的强者，就像军阀割据中成为实力最强大的军阀一样；重用追随者与学生，这样的人最后会落得个事业衰败的下场。善任的目的，就是要把合适的人才放在合适的岗位上。例如原则性强的人把他们放在质检或者纪检监察的岗位上，能言善辩的人可以安排搞销售或者是搞公关与商务谈判，知识渊博的人可以安排作顾问与参谋为高管出谋划策。不知人善任，那么领袖就会忙死累死，而且工作也搞不好。把自己当超人的领袖，迟早会把组织搞垮或者带入深渊。第三大事是把决策执行到位。只有科学与民主的决策，才是给组织带来幸运的决策。执行决策时，也要知人善任把有意愿有能力的人放在执行岗位上，让他们更好地完成执行工作。

　　总的说来，领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设置目标，重用人才，安排执行人执行决策。如果领袖每天都被繁琐的小事拖累，忙忙碌碌的，偏离了最重要的工作，都是不称职的。一个累死的领袖决不是一个好领袖，而一个闲死的领袖也绝非好领袖。知人善任的领袖才是合格的领袖。　

　　培植领袖的根性：从谏如流　

　　唐太宗李世民在贤臣魏征去世后思念他，并对身边的侍候的大臣们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寇，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去世，等于我失去了一面好镜子。”在中国From EMKT.com.cn历史上堪称英明的君主之一的唐太宗为什么对魏征评价如此之高呢？这是因为魏征是个好谏臣、好贤臣、好忠臣。

　　但凡一个普通的人，听到别人的称赞与夸奖，那怕就是阿谀奉承，他都觉得很高兴，心里很受用。要是有人讲这个人的不是，或者批评与指责他，那他就会觉得颜面无存，认为这是在蓄意贬损他，让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于是就恨这批评与指责他的人。恨有深浅，恨得深的话，那么就会直接或间接报复；恨得浅的话，那么就会疏远与冷淡。一个普通的人都听不进谏言，何况那些位高权重的领袖呢？唐太宗作为英明睿智的君主，他真的能听得进直来直去的谏言？他一样也受不了。他尝下朝时怒气冲冲地说：“等下我要杀了这田舍翁。”长孙皇后听了皇帝的言论忙问道：“是哪个人？”唐太宗说：“魏征每次在上朝的时候公开侮辱我。”长孙皇后退下，换上朝服站立在庭外。唐太宗惊问道，皇后你为什么要这样。长孙皇后说：“我听说主明臣直，现在魏征直，这是皇帝你很英明的原因呀，所以，我不敢不向你表示祝贺。”唐太宗听了后非常高兴。而魏征也躲过了这一劫。连英明的君主与贤能的伟人都有时听不进直言进谏，何况普通的老百姓呢？

　　以史观今，领袖要以从谏如流作为一种基本的需要培植的根性。从谏如流，是指对于好的合理化建议或者比较好的观点能静得下心，听得进耳，用得上。发现一个规律，人们往往对自己尊敬的人或者崇拜的人，或者关系特别好的人的意见是愿意听进去的。取个名字叫“关系建议效应”。也就是说，人对其他人的意见采纳与否要看双方的关系亲密程度。关系越亲密的，采纳对方的意见的次数就越多。关系越疏远或者陌生的，采纳对方的意见的次数越少，甚至于不会采纳对方的意见。人际关系有时决定了领袖听取谏言与采纳意见的程度。阅读过历史书的人都会纳闷，为什么很多君主比较宠信奸佞与太监，并且对他们言听计从？其实道理很简单，这些奸佞与太监，一直陪伴在君主们的身边，能揣摩君主的心思，做事说话能得君主的欢心。他们能心领神会君主的意图，还能让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最后使得君主心花怒放、心满意足。古语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君主有欲望、需要、需求，奸佞与太监们让君主一一得到满足，让君主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的知己，所以不宠信他们才怪呢？由于君主高度信任与信赖身边的奸佞与太监，所以君主才会对他们言听计从，被他们所左右，最后权力被架空，君主要不成为傀儡，要不就成为昏君，要不就被换掉，要不就被灭掉，成为了亡国亡身之君主。

　　还有一种领袖，对跟自己平起平坐的，或者权力大、地位高、名气大的人，是愿意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而对地位低，无钱无名无势之辈就视若无睹、视而不见，更别提什么倾听他们的意见或者采纳他们的意见了。请问高管们愿意低声下气地向员工们请教吗？如果愿意，那么证明高管是有心地愿意听取各种谏言。当然，这样做不能只是做做样子，搞搞形式，走走过场，而应该真心实意地去听，放下身段谦虚地去听。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有少数的高管为了把企业搞好，搞活，他们是愿意做低头叶的。而还有大多数的高管，他们会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底下员工凭什么就能比他们强，凭什么就能想出好方法与好点子。他们还会害怕去向员工们请教是在贬低自己，是在做没有面子的事情。其实，有这种心理大可不必。想想看，高管们做任何决策都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而身在一线的员工们，接触到的都是生产运营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凭什么你做为高管就认为员工们的合理化建议或者意见就没有价值？何况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焉。不自负的人，不自以为是的人是能海纳百川的。海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容纳众多涓涓细流。所以，要想成为合格的领袖型的管理者，必须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去从谏如流。

　　领袖在从谏如流时，要克服以“关系建议效应”来听取谏言的心理障碍，要克服以等级地位来听取谏言的心理障碍。有三种人的意见是必须听的。一种是专家学者的意见要必须听，因为他们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有些意见很正确中肯，所以要听。特别是那种有真才实学与有远见卓识的专家学者的意见要多听，要想尽办法听，因为听了他们的意见，采纳了，无论是生活上、工作上、事业上都会很顺很好。一种是其技术、经验、阅历、品质可以做为领袖老师的人的意见必须听。三种是有实干经验或者聪明、诚信的人的意见必须听。有三种人的意见没有必要听。一种是讲他人的是非，在领袖面前贬低与诋毁他人名誉，或者是挑拔离间关系的人的话没有必要听。二种非良善之辈与坑蒙拐骗，喜欢作恶的人话不要听。三种是投其所好，想方设法讨好你，或者想架空你，或者想从你这儿得到见不得人的利益的人的话没有必要听。

　　但凡不喜欢纳谏的人，生活与工作，还有事业都会一团糟。历史有名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就是个刚愎自用，最不喜欢听谏言的昏君。很多向他进谏言的大臣们都落得个悲惨的下场，重的抄家灭族，轻的免职丢官。如果隋炀帝杨广能像唐太宗李世民一样纳谏，那么中国的历史就要重新改写。有些不喜纳谏的高管，骄奢淫逸，骄傲自满，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当有人推翻他的统治或者免去他的职位时，他就什么都不是。中国古代有种官名叫纳言，职责是负责出纳王命。这纳言很有可能是作为侍候皇帝的，随时顾问，随时进谏的重要官职。皇帝都需要向顾问进行咨询，需要顾问向他进谏，作为领袖的你为什么就不向他们学习呢？

　　作为企业的领袖或是各种组织的领袖，要把从谏如流做为必修课。第一步要在组织内大范围地收集对组织发展有用处的各种合理化建议，无论是管理者还是非管理者的，或者是临时工的，只要他们能够提出改善组织的合理化建议都要他们提交建议书，或者当面倾听他们的意见。第二步对采纳的建议，用在组织有实际效率、效果与效益的，要重奖提建议的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组织内提建议的人会越来越多。第三步可随时随地向跟员工、股东、顾客、合作伙伴、银行、媒体、政府等利益相关者要求他们提合理化建议。

　　只有多听取不同的意见，才能比较出意见的优劣或者综合出更好的意见。唐太宗问魏征：“作为君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过去尧帝经常向老百姓询问事情，所以三苗的恶行尧帝知道。舜帝安排耳目，所以共工、鲧、驩兜作乱不能蒙蔽他。秦二世胡亥偏信赵高，所以有望夷之祸。梁武帝萧衍偏信朱异，所以有台城之辱。隋炀帝杨广偏信虞世基，所以有彭城阁之变。因此作为君主要兼听广纳，则宠信的大臣不敢蒙蔽你，而下面的情况你都能知道。”领袖要做到兼听则明，才能够从谏如流。从谏如流是事业一帆风顺那面最大的最好的风帆。而那些向你纳谏的人，都是你的一面面光洁的镜子，让你能够看到镜子中英俊潇洒的你，风华正茂的你，气宇轩昂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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