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邪才”与营销决策投机 _ 文库

　　前几天，就职于某国有保险公司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的朋友微信发我一个“今日头条”新闻，说某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创始人还是出事了，已经被公安部门经侦立案。新闻中记者电话采访该县级市副市长兼任公安局长，询问案件进度，回复说已经立案，正在调查过程中。新闻后面有不少评论，观点不同，甚至观点相反。这里笔者从企业家才能和营销From EMKT.com.cn决策视角进行分析。

　　分析开始之前，笔者想和读者讨论“洛阳性奴案”。众所周知，洛阳性奴案中，4名受害人最后都成了帮凶，都判了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失去人身自由条件下，4名受害女子性命就掌握在犯罪分子手中，她们要求生，最好策略就是服从犯罪分子。西方研究中把这种心理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研究表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指被害者对犯罪者特定环境下产生认同并帮助犯罪者实施犯罪的心理以及行为过程的总和。除了洛阳性奴案，日常生活中，一些有“邪才”的企业实控人善于洗脑和驯化文化程度较低员工，也常常会驯化出一批骨干员工——这些骨干员工自身首先是洗脑和驯化过程受害者，但反过来帮助企业继续驯化其他员工，甚至帮助企业实施非法行为（包括非法集资行为在内）。具体表现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微信群发信息诱导、自身示范等。

　　第一个原因是企业生存需要。特别是没有背景的中小微企业，资源紧张，资金紧张，为了生存，一方面要节约资金成本，二方面要通过训练员工节约运营成本和提高服务水准，这些生存需要成为企业为节约成本、提高运营和服务效率的第一驱动力，迫使企业对员工进行集体驯化；这种驯化需要具备的条件包括：员工总体文化程度不高（大专以下，没有学过法律基础，缺乏对企业行为合法识别能力和自身行为合法识别能力）；以“听话照做”为驯化目标进行淘汰；驯化合格后企业运营成本明显降低，效率明显提高。

　　第二个原因是企业家自身知识水平较低。许多中小微企业实控人连正规大专都没有读过，但为了宣传往往包装一个管理硕士博士或者其他硕士博士的教育经历，对真正具有硕博士以上学位和知识水平的内行来说，和对方谈话几次即可识别其真正知识结构水平，但对普遍都是中学生文化水平员工集体来说，并无识别力。（James A.Brickley,Managerial Economics,王春香翻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个别具有识别力的中高层为了自身个体薪资利益和个体在该组织发展利益，基本都自动成为斯德哥尔摩患者，帮助实控人去共同驯化员工，没有人肯去戳破窗户纸。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都读过一门课，叫法律基础。这些公共课教育或者是大课，但也是很重要普法行为，往往正规大专以上教育程度实控人，极少能想出明显违法或明显涉嫌违法的“办法”来解决生存发展危机，而实际文化程度较低实控人往往“无知无畏”，能想出许多有用但涉嫌违法的方法，对员工集体呈现出领导者“邪才”。应当说，企业家邪才也是企业家才能一部分，只是缺少法律知识约束和调和，就好比中药药方中没有甘草一样，容易形成潜在巨大用药风险，在特定情况下是会要人命的。　　

　　“绑架”二字打引号，说明这里不是定性说法。2023年2月被中国西北某县级市公安经侦部门立案侦查的非法集资案件主角，是中国某知名酒店品牌创始人。该创始人从十多年前开始，在银行信贷申请不了、企业发展资源紧张条件下，探索了一套自身发展绝招，就是向员工借钱，承诺年化利息10%。对员工来说，存银行一年定存利息不过1.75%，理财一年也不过3.8%-3.9%，放在发展中的企业里就能每年10%收益，多好的事。这一个绝招有效解决了小微企业发展中资金短缺和银行信贷无法支持到小微企业的实际问题，坚持了许多年。

　　对绝大部分大专以下文化程度员工和缺乏基本法律知识员工（有的员工大专以上文化，但上课法律基础可能逃课没听，因此也不具备基本法律知识基础）来说，他们没有能力识别合法性。因为在这些员工脑子里，根本没有金融秩序概念，更没有宏观货币政策和货币量M2等概念（Frank J.Fabozzi,Capital Markets, 郭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员工们就算一个简单的数学题：我有一万块钱，存银行定存一年利息175块钱；买银行理财一年380块钱或390块钱收益；投社会上P2P网络借贷平台一年700到800块钱；投给自己工作的企业一年利息1000块钱。那为什么不投？自己本来就在企业工作，怕什么呢？

　　对中小微企业实控人来说，在行业处在成长期、高速发展时期，行业红利在15%以上，企业从员工处借钱，一年取得15%收益，分给员工10%，还有5%作为企业利润积累，有什么不好呢？最高法司法解释中关于企业向员工借款诸多条款中，最关键是两条：一是企业仅仅向本企业职工借款，就是借款对象特定；二是款项用于企业经营活动，就是资金用途特定。这两个特定是最高法要求的基本判断条件。

　　问题是，最近十几年以来，随着国有资本在酒店行业扩张和行业自身不断饱和，酒店行业利润率持续降低，竞争持续剧烈。排除三年疫情不说，2010年到2019年这十年间，投资酒店年均回报率2.64%，回收周期38年（数据来源：知乎，2020）。对规模为300间房间左右的三星级到五星级酒店加权平均来说，如果平均入住率能达到60%，那么净利润能做到10%；如果平均入住率只有50%，那么5%的净利润都不能保证。从过去十年看，所有酒店平均入住率基本没有超过60%的，也就是说，酒店行业随着竞争加剧，行业净利润率极少有超过10%的。问题来了，企业从员工处借钱，支付10%利息，而企业用这些钱根本挣不到10%利息，怎么办？简单，借新还旧。不过企业财务窟窿会越来越大，这窟窿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借来的新款都支付不了旧账的利息的程度，就暴雷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根据今日头条新闻显示，本案例中这个知名酒店就是从2022年10月开始无力支付利息，由此东窗事发。

　　2020年疫情以来，该企业极力维护资金链周转，不断“绑架”员工，向员工借钱。这种情况下，要说员工全都是自愿的，恐怕不现实。员工和企业毕竟是一纸合同关系，谁也不会给谁养老，谁也不会给谁送终，不过是建立劳动关系，互相合作而已。这种情况下，企业不断向员工借钱，方式多种多样，甚至不惜成立“合伙企业”方式让员工以“投资”实缴资金名义行企业向员工借款之实，以规避非法集资和集资诈骗刑事法律风险。

　　中国刑法典虽具有谦抑性，但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些小动作，充其量就是法学本科生入门水平，骗不了公检法机关。要查这些“合伙企业”是否是合伙旗号下的借钱本质，只要查查资金来源和资金流向账户即可，几个小时就可以查明真相并能固定证据。不过非法集资和强奸一样，民不告官不究。一旦有员工报案，这个巨大的非法集资窟窿是捂不住的。只要没有人报案，这个非法集资就没事，国家不知道。一旦员工报案，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即是否企业存在强迫员工问题。从公司法理论来说，公司税后利润是股东的，股东承担投资风险，员工是雇员，没有承担投资风险的道理。但风险来了，股东就拉着员工一起，以借钱方式，“绑架”员工共同承担风险，不合情理。但这些事情之所以能执行，关键还是斯德哥尔摩效应。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帮助实控人驯化一般员工的骨干员工，自身也被迫“借钱”给企业。

张京宏：早年毕业于杨虎城将军创办的尧山中学.后读于中国矿业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在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执行局等工作多年，下海从商后历任中外合资企业部门主管、项目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等职。现担任上海威贞实业有限公司首席PMI项目策划师，并兼任多家公司的高级资深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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