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之于我们最重要的，是一个启示。

　　据说在美国总统雕像山的对面另有一座山，将献给世界最伟大的投资经理人。山顶将首先刻上两座雕像，那就是沃伦·巴菲特和乔治·索罗斯。

　　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疯狂席卷几乎整个东亚地区，中国老百姓开始逐渐熟悉起一个名字——乔治·索罗斯。伴随着这个名字的出现，中国人似乎有一种“狼来了”的感觉。此次亚洲金融风暴不仅依次席卷了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就连经济实力强劲的韩国、日本也未能幸免。除中国外几乎全亚洲的经济都惨遭强烈重击，且大多数不可能在未来短期内恢复，并且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直接波及到整个世界经济。而这一切的直接“罪魁祸首”似乎即是这位世界金融业中鼎鼎大名的乔治·索罗斯无疑。

　　在国际金融界，索罗斯其人并非刚刚杀出的一匹“黑马”。早在1992年，他就曾以准确的判断和独到的运作将英国的货币——英镑挤出了欧洲汇率机制，被国际金融界称之为“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再向前追溯，我们发现索罗斯自出道至今，在金融证券业的业绩的确骄人，其所辖“量子基金”多年来战功卓著，自1969年以来以平均每年35％的速度递增，整个国际金融证券业无人能出其右。他到底有多大能力可以在如此广大的国际金融领域横冲直撞，且能无视欧亚众多国家政府的经济实力，以至将整个亚洲的经济搅成一团乱麻?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激烈地指责索罗斯是令人恼愤的“投机家”，索罗斯自己似乎也绝不否认。于是——　

　　“狼来了”!亚洲各国都在当前的危机之余努力研究对付“狼”的办法；

　　“狼来了”!全世界都在惊恐之余认真研究对付“狼”的办法；

　　“狼来了”!中国人未雨绸缎，也在大力研究对村“狼”的办法。

　　 我们中国人历来有一个习惯，即经常用分类的方式将一个人简单地判定为“好人”或“坏人”。这一简单的归类分析法曾使中国人吃过许多大亏。我不知在其他语种中“投机家”一词是否含有贬意，但在古老的中国语言中其贬意是十分明确的。我似乎觉得我们不应先将索罗斯简单定位，而应客观冷静地全面分析一下索罗斯的经济哲学、运作理论及其之所以能够使他屡屡制胜的“绝妙”战略战术行动后再下结论不迟。

　　目前我注意到国内一般经济界舆论大都从自身检讨出发，主要在研究对于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的防范上。这种讨论是完全有必要的，也是非常适时的，应该说在这方面有不少意见和建议都是十分深刻中肯的。在此我只想稍稍换一个角度谈谈我个人对索罗斯的一些学习心得。

　　根据我对索罗斯的粗浅认识，我认为索罗斯之所以能够在当今的国际金融界屡战屡胜，归根结底是与其独到的经济理论分不开的。索氏投资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市场是由人组成的，人对市场的参与直接影晌警市场的形成过程。因而市场分析方法与自然现象完全不同。自然现象由于没有人为的因素加入，因此基本可以反映出真实的客观规律，但市场则由人组成，人是具有认知功能的，因此人在市场中可以不断认识、研究、总结市场现象，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经济实践，这些人为的行为最终改变了市场的发展结果，使市场现象的展现脱离了市场的客观规律。人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为什么会与市场的客观规律相脱离呢?这是因为身处社会现实中的人在市场中(其实人在一切社会活动中均如此)扮演着双重角色；在由人参与的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参与者的思想都是事件中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无法树立客观标准。正是人对市场的“不完美”认识直接导致市场对客观规律的脱离，而脱离了客观规律的市场现象往往又能够在一段时期内反证人的“不完美”认识，这样就形成了市场“偏见”。索罗斯在金融市场中不断运用这一理论，致使他常能透过市场“偏见”去发现市场的客观规律，因此常常获胜。

　　如果我们将索氏的投资理论推而广之，即会发现在其他社会经济实践中，该理论也极具普遍意义。在中国当今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中许多陈旧的、人为的“偏见”阻挡在我们面前，使我们不断地走弯路、交学费，甚至是十分昂贵的学费。我所谓的陈旧偏见不仅仅指我们自有的陈规陋俗，更有当前我们许多未经充分分析批判就简单照搬来的西方经济思想、经营理念及其运作模式。我们正处在一个“改革”的时代,对于一个人口无比巨大的农业国来讲，我们不满足于旧有的小农经济社会，而强烈希望早日进人世界先进行列已成为所有国人(包括大部分海外华人)的强烈期盼与共识，随着中国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国人对于自身旧有的文化传统在总体上待批判立场已逐步形成习惯，当然此种批判目前还十分有限。我们应不断地学习人类各种先进的文化、知识，但有一点却需强调，真正意义上的“学习”与农民式的“模仿”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可惜的是在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建立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大多数企业家、大多数经济理论家、大多数政府官员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运作方式却不是“学习”而只是“模仿”。在这种浅层次的“模仿”中还不断地夹杂着我们那深刻的、固执的农民意识，这两类不同的“偏见”交替地严重。影响着我们对客观市场的分析研究和判断，因此时常吃亏上当走弯路，包括人家已经吃过亏、走过弯路的情况我们仍在重新吃亏，重新走弯路。

　　索罗斯是一位匈牙利裔的犹太人，且在匈牙利一直生活到17岁，在此期间他亲身经历了二次大战的德国占领期和战后前苏联控制下的精神压抑的“专制”时期。从他的经历及后来的经济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索氏典型的东方型思维的特点在他就读于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时，曾经立志成为一位研究经济理论的学者，但遗憾的是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据说，他当时所写的论文“过分晦涩难懂”，直至索氏成名之后，他所出版的经济著作的理论部分也曾让大多数人读来非常吃力。就其目前所翻译过来的中文书籍，其纯理论部分也往往叫人看得非常吃力。根据我的阅读感受，索氏力图用一种他所不十分精通的西方经济理论的叙述语言来叙述一种典型的东方型思维体系，因此思维与语言的障碍使得他的理论叙述变得有些不伦不类，令人感到十分难懂。我不是一个专门做学问的人，但根据我所读过的有关介绍索氏的两三本书，就我对索氏经济理论及经济哲学思想的感受，却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容易理解他的理论和思想。索氏在经济理论方面并非完全赞同西方传统权威经济理论的观点，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索氏对欧美的过去或目前的经济体制及有关经济政策均有不同程度的批判，有些甚至是极为严厉的批判。面且，即使在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彻底击垮英镑”之后，西方正宗经济理论界对索氏理论也是根本不屑一顾的。时至今日西方权威经济理论界以及以此理论为基本思想指导欧美建立当今经济制度的人们对于索罗斯的态度仍是义愤、恐惧加上轻蔑与不屑。那些被索氏称之为“不完美”理论的大师们也从未公开承认过索氏理论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不要以为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一般的市场理论方面比我们先进或成熟一些，因此他们的一切理论和观点就都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客观世界在其发展的每一个现实发展阶段上只有“相对真理”，而无“绝对真理”。每一种经济理论以及以此理论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模式都有其历史性，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则是因为它比较符合某一历史阶段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但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此时旧有的思想理论就变得不那么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甚至可能已远离客观经济规律。而在旧有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经济运行模式和一般经济体制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有些甚至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其实貌似强大的当今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极其保守和固执的一面，一般来讲，过去及目前都比较强盛的国家和经济组织都更容易犯经验主义、故步自封的毛病。美、英、德这样的国家容易犯这种毛病，我国的大型企业，尤其是这些年业绩比较好的大型企业也容易或正在犯着这类毛病。正是在这一基点之上我们才更应该透过索氏那些晦涩难遭的理论叙述，看到他较为客观超前的思想闪光之处，才更应该从正面去全面地研究索罗斯的经济理论。如果我们能够正确掌握索氏的哲学思想和市场分析方法，则我们不仅能够有效地防止未来的中国出现金融危机,更可使我们的国家和企业少走许多弯路，甚至可以多抛弃些盲目“媚外祟洋”的习气，正确认识当今的中国市场及国际市场，并从中找出中国经济真正可达到后发优势的切入点。

　　索罗斯在经营运作中时常能够以并不十分雄厚的资金(我所谓“并不雄厚”是指索罗斯在某一特定市场所投入的资金比之所在国，如英国、泰国等的总体经济实力并不占优)，屡屡取胜。其原因何在呢?有意思的是，在我国市场上大量出售的关于索氏的书籍，几乎异口同声地用了一个中国人大家都懂的表述方法，即称索氏具有“四两拨千斤”的能力或是技巧。索氏可以做到“四两拨千斤”，而太极拳故乡的中国人为什么做不到?!我们时常会听到“资金不犀”的哀叹，比起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这哀叹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那些有限的资金是否都用在“刀刃”上了呢?看看我们的周围，成千万上亿的资金投入，甚至是几十亿、上百亿的投入扔进去连“响”都听不见就已开始亏损的盲目投资难道还少吗?日本也是一个祟尚太极拳的民族，二次大战后的日本人并不比现在的我们富裕，客观讲比起当今的中国他们更不具备我们可以浪费的资金和财富。但日本为什么能够在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就赶上并超过了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而雄居世界经济第二大国，这其中也深含着“四两拨千斤”的技巧和道理。不少人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倔起是因为他们学习了先进资本主义的经验。粗略看来这一结论能够成立，但若不是只图“模仿”面是打算认真“学习”，我们就会发现日本模式与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策略上的许多巨大不同。例如同是“股份制”的企业组织形态，日本的“股份制”与欧美的“股份制”无论在内涵及所表现出的实际运作形态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别。在生产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上，日本的“看板管理”比之美国的“流水线管理”效率高得多，且由于美国的传统经济政治体制的束缚致使美国人至今无法学习日本生产企业的先进组织管理模式。

　　“四两拨千斤”不仅表现在某一特定的、局部的战投上，它是一种极深刻的战略思想，理应深深存留在每一个太极拳故乡的中国人的心中。仔细想一想，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所具备的条件有哪些?我们的时空点在哪里?我们要赶上别人的最佳切人点在哪里?作为一个企业，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所具备的条件有哪些?你的时空点在哪里?你要迅速发展壮大的正确切人点在哪里?我所提出的问题许多人大概会说：这根本不用考虑。可我说中国人当前最大的悲哀也’就在这里。我绘大家举完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我留经与一位民营企业集团的“老总”就企业的发展目标是应定为“做大”还是应定为“做久”的问题进行过一次争论，粗看起来二者之间似牙并没有多大矛盾，企业“做大”和“做久”理应是完全统一的。但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的不清醒，时常会使企业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和失误，使企业在迷迷糊糊之中早已丧失了讨论这一问题的资格。

　　首先是索氏看问题的出发点，即不同于一般传统理论的市场哲学观；其次是在此哲学观指导下的正确市场判断然后才是正确的、或是被一般人最为惊羡、推崇的“高妙”的市场运作方法和技巧，即“四两拨千斤”。三国时期诸葛亮胎炙人口的“空城计”、”草船借箭”都是正确判断的例子。但农民式“模仿”的一般习惯‘总是将注意力仅放在最后那精彩的方法与技巧上，而忽略了正确思想导致的正确判断才是最重要的。才是问题的根本。正是诸葛亮长期以来对司马懿的思想、为人及作战方式有着正确深刻的判断，才敢于洞开城门面对敌方数十万大军面手摇羽扇悠闲自得，为后人留下了“空城计”的佳话。千百年来国人只顾惊”叹诸葛亮“空城计”的方法之绝妙，几乎忘却了如果当初诸葛亮判断失误，那么我们后人就绝不可能世世为“空城计”拍案叫绝，而只会有英明司马就一举歼灭西蜀的流劳千古了。正是由于我们多年来习惯于“模仿”，不是认真“学习”，因此时常会在许多问题上极简单地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这样的结论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出现严重误导。例如，我们目前对于中国市场层出不穷的假冒伪劣现象所得出的结论仅是“法制不够健全”，或“有法不依”、“地方保护”等等。似乎只要耐心等待有关法律健全之后，再期盼出现若干“海瑞”式的“有法必依”的清官，假冒伪劣即可根除。其实这只是一种“海市蜃楼”般的美妙幻觉。不知大家是否注意过，国家有关部门年年呼吁，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们冒着生命之危“天天3．15”，新的法律法规时时出台，但假冒伪劣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什么如此声势浩大的打假力度不仅收效甚微，且假货越打越多呢?假冒伪劣是一种市场行为，市场法制的建设固然重要，但这些法制条文只有有效地转化为大多数市场中人的共识，进而再转化为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的有效市场行为时，我们所谓的规范化市场才可能真正出现。因此我以为：作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企业，对于中国市场中假冒伪劣的抵制决不应只是消极等待国家有关部门建法、执法来解决，而是应该由企业——这里是指具有优秀产品的生产企业及符合当今市场发展趋势的流通企业(自前中国的流通业状况则无法胜任)共同实施一种全新的有效市场行为，才是抵制假冒伪劣的最有效方法。一个基本事实是需求决定市场，而市场是客观存在，如果好的产品没有学会使用符合客观市场发展规律的市场行为去有效占领市场，那么市场不会等着所谓“法制健全”，更不会自然“规范”，假冒伪劣必然会去充分占领你所无法占领的市场。也就是说，作为市场行为的假冒伪劣现象最终只有以有效的市场行为才能够予以抵制和消除。而如果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及企业在这一问题的基本判断上并不清楚，那么我们的基本运作就不可能达到事半功倍，或可称之为“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索罗斯不仅具有极似中国传统“太极”理论的“四两拨千斤”投资战术，他更对市场“偏见”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不仅懂得在原有市场偏见下由人组成的市场行为距离真正的客观市场规律到底有多远，又是多么固执可怕，并且还深切地懂得在发起进攻时自己的行动加上自身行动所造成的市场影响大体有多少能量，在这里索罗斯又充分地利用了市场“偏见”为“量子基金”的最终获胜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坚实基础。这种对于市场的准确判断和把握是索氏因此能够屡屡取胜的最关键所在。

　　在我们当今的经济生活中，几乎到处存在着“偏见”。这是什么原因呢?可以说旧有的农民意识，盲目“模仿”来的西方理论，前几年卖方市场时并不值得陶醉的一点点成功经验，不求甚解的“科技”追求，这一切正是形成“偏见”的思想基础，它严重地阻碍着我们，致使我们的企业面对当前较严峻的市场形势越发手足无措。中国的市场真的如此困难吗?那么为什么外国企业都看好中国市场，打破头地往里挤呢?而且，为什么人家进来之后总能赚到钱呢?不知大家是否注意过，即使在进人中国后，对中国市场状况并不十分熟悉的他们却在许多战略问题上表现得比我们成熟。例如，当我们的国产彩电由于降价获得了较大市场份额并为一时的小胜得意之时，我们发现进人中国的进口彩电并末追风，表面看他们似乎有些示弱，但一轮“杀价”战打下来，中国彩电企业除企业数量有所减少外，总体利润并未增加多少，而且，也并未将进口彩电挤出中国市场。1998年来临，中国彩电降价已再无空间，又无其它有效制胜手段时，“洋”彩电如有什么举动，国产彩电可就没有戏可唱了。

　　我们在计划经济时热衷的“定货会”形式，在中国当今市场其作用到底还有多大?中国目前大型商业企业到底应该如何经营，是满足于“做账”做出来的微弱增长，还是彻底据弃落后的经营理念，重新寻求符合当今中国市场发展的全新模式?1998年私人轿车市场明显开始启动，而我们的汽车销售方式却几乎还是十几年不变的陈旧方式，是否应该改一改?是在原有的模式上做些小打小闹的改动，还是彻底转变经营理念，根本性地改变目前的落后销售方式，以使轿车销售市场真正能够健康发展?说老实话，真不愿看到中国汽车业如彩电市场般，除了降价没别的招。

　　最让人感到哭笑不得的是，至今我们许多企业的领导者对此类意见及建议仍听不进去，甚至认为自己在本行业已混迹多年，对本行业市场情况比别人懂的多得多，其实，正是这一“偏见”使得这些本来并不笨的人变得比所有的人(起码比那些已进人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都笨。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所说的这些人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他们都是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其他企业)的领导者，他们的“偏见”将带领企业走向困境和死亡，而中国加人世贸在即，历史几乎不再给中国民族工业犯了错误还能再爬起来的机会了!

　　我们前面讲了，索罗斯不仅能够透过“市场偏见”看出市场的客观规律，还能够有效地运用“偏见”去取得成功。那么在当今的中国市场中，我们的企业是否也能够有效利用这类”偏见”去取得成功呢?根据我历年来的亲身感受，有效利用市场“偏见”是开拓和占领市场的高级技巧之一。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在实现购买时有着极强的从众心理和习惯。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准确认识并熟练驾御这一心理，我们就不仅能够找准产品的特定市场，而且能够在同行们盲目挤占某一狭窄市场时(如大家都在降价竞销时)你早巳如诸葛亮般溢洒地开辟了一块别人尚未发现的全新市场，而根本不用陷入那些同行(有时也包括部分“洋”同行)们的低层次竞争之灾了。

　　谈到索罗斯总离不开金融危机，在这里我也权充一回“经济学家”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根据目前我国综合情况看，未来中国最大的金融风险隐患绝非亚洲金融风暴中泰国、印尼一类，而是目前有条件，或不如说是政府优惠提供了这种条件而盲目“争抢”上市、醉心于联合兼并、盲目扩大企业生产规模的国营大中企业。在这方面韩国的教训值得我们牢牢记取。

　　对于企业发展我一直提倡“适度规模”理论。我认为一个企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空点上应该如何发展绝非一个简单问题。其企业的规模也绝非计划经济时拍脑瓜想上多大就上多大。企业的自身条件与市场的客观条件制约着你。看不到这一客观制约规律的企业、尤其是大中企业将必败无疑，其最终的“败”只是时间问题。五六十年代美国在“兼并潮”时有许多这样的例子，近年来也有美国著名企业“施乐”盲目多元化发展出现严重问题的例子；1997年日本的八佰伴也因长期不顾自身及客观条件迅速扩张而导致破产，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百富勤又是类似情况，韩国诸多由国家鼎力扶植的特大型企业更是如此。那么再看看我们今天的国有大中企业，在这里我不准备讨论那些正在亏损的企业，我只想谈谈那些以其近年来较为成功的业绩目前尚被大多数人交口称赞、符合我国目前“上市”条件的各行业排头企业。这类企业近年来业绩在同行业中一般均名列前茅，加之政府大力扶植，给予诸多优惠政策，一般发展速度均非常迅速。发展快本是好事，但超出一定的“度”就难免露出破绽。国内近来已有不少文章将此归结为“拔苗助长”，定义十分准确。最近看到一篇《长虹，请走好》的文章，从国内彩电市场情况分析到长虹进军 VCD、电冰箱的质疑，从长虹极其有限的国际市场能力到与日立公司发展速度的悬殊对比，最终得出了“大不等于强”的结论，并发出了“长虹，请走好”的满怀忧虑的无奈心声。根据我的有限了解，我目前所接触到的上市企业其情况几乎无一不使人忧虑。‘总体感受是，我们的大中型企业原都是计划经济时期发展过来的国营企业，计划经济时期的盲目投资冲动有如巨大的惯性根本无法停止，几乎没有一个企业能够清醒地考虑资金过多也会有害，企业规模不台理地迅速发展是一条必败之路。一个企业发展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应是有度的，绝非越多越好；企业规模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也绝非越大越好。在这一点上，索罗斯就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当德国媒体采访人克里斯蒂娜·科南问到索罗斯关于基金规模有没有成问题时，索罗斯明确回答：“有，这是生态环境问题，就我们的环境来讲，我们的规模太大了。”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一味发展下去，整个证券市场“岂不只剩我一家了”!言外之意当整个证券市场仅剩量子基金一家时，索罗斯等于自己只是和自己在玩拼杀游戏，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但是目前我们的政府及大中型企业能够在这一高度上清醒认识企业发展和企业规模问题的人极少，当前我们中国已经上市和正在争着上市的企业中，真正能够冷静考虑，从客观市场及自身发展需要出发进行股票上市或收购兼并的少，而“不顾一切”先把资金“抢”到手再说的居多。加之各级政府为求政绩大力扶助，“帮闲”理论家极力鼓吹，一场声势浩大的“强强联合”、“低成本扩张”、“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的产业化“运动”烈焰正在中国大地上烧得如火如荣，很有些前几年沿海“房地产热”，近几年“股票热”时的味道。仔细想来，我们一些家电企业这两年效益较好，很大原因是因为近年来中国市场发展到这一阶段家电市场客观需求量较大，如果把这些上级政府部门一厢情愿考核任命的“企业家”们换到林木已被砍伐殆尽的林业局、林场当场长经理，就怕没有人会称他们为“企业家”了。当然，我也清楚这样的类比有些简单，且很不科学，更无意贬低这些企业家们对中国经济已做出的贡献。但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我们的政府、无论我们的新闻媒体、无论我们广大善良的中国人，尤其是近年来被荣誉包围、被赞扬淹没的业绩较优秀的大中型“企业家”们，请注意，在中国特定的市场发展情况下，过去的成绩实在不足以使你们陶醉。因为这类企业本身贷款比率就高，还有“海外军团”虎视在侧，这些“辉煌业绩”充其量仅是使企业具备了“低成本扩张”来的那些早已闲置、过剩的厂房设备形成的一定规模生产能力，却没有有效扩展国内市场或国际市场的能力。就目前来讲我们这些较优秀的大中企业在市场拓展方面除沿用若干年一贯制的中央电视台时常露面的品牌广告外，尚没有令人信服的新的市场拓展方式和举措。若是10年前中央台黄金时间段的品牌广告还是企业扩展市场的关键法宝的话，10年后的今天一些花了大价钱在中央台打品牌广告却不见产品市场有效扩展的企业已大有“人”在了。在早已饱和、混乱的市场上这些近年来业绩尚佳的大中企业能有几分胜算实在令人堪忧。国内珠海“巨人”盲目发展导致急速死亡的惨痛教训十分值得大家借鉴。“巨人”还仅是一个对中国经济无足轻重的“民营”小企业，垮就垮了，除绘世人留下教训和遗憾外，政府不用背包袱，于国计民生也尚无大碍。而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些企业的情况却与“巨人”有着根本不同，它们在当今中国舞台上无论经济和政治的比重都太大，一旦稍有闪失，不仅企业将遭受巨大损失难以翻身，企业员工将大批“待岗”，对社会形成政治压力；其上市的股票一旦固企业运营不力而价格大幅下挫或“彻底停牌”，则不仅数千万股民将蒙受巨大损失，所形成的经济政治影响将最终导致群众对经济和金融信心的丧失(金融危机首先是金融信誉和信心的丧失)，而此事才是中国未来可能发生金融危机的最大隐患所在。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目前许多已挂牌上市的企业不少是主营项目连年亏损，仅凭划出一部分资金与投资机构联手炒股方能“堤内损失堤外补”，另一类企业早已将从股市盘来的资金用于盲目“兼并”或盲目“扩张”，甚至于填补了当年无效投资所出现的“窟窿”，资金根本未获得有效利用，反而加重了自身根本无法甩脱的沉重包袱，仅凭“做账”过一天算一天了事；

　　另外还有一点几乎也全是一致的，即中国企业的所谓“扩张”、“扩展”，绝对整齐划一都是生产规模的扩张扩展，从未听说有一家企业在市场能力上进行重点投资的。而我认为企业的发展除应不断提高决策水平、综合管理能力，加强产品质量、产品结构调整、技术开发外，企业的市场能力更应放在首位，着力加强。因为在当今已进入买方市场的情况下，市场将是企业发展的最大客观制约因素。目前许多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早已是开发、销售两头重，生产环节尽量甩出去。以日本大型汽车公司“丰田”为例，其生产部分有三分之二是由协作厂完成的。而我们的大中企业目前仍得意于闷头发展有些甚至是早已过剩的生产能力，岂不让人悲哀。最近看到一则消息，由于亚洲金融风暴波及，台湾企业国际贸易将受到较大影响，故1998年已在大陆投资发展的台湾大型公司将着力拓展大陆市场，不少公司计划1998年在大陆的市场份额将比1997年扩展100％，但其普遍的扩展策略和手段不是首先扩大生产规模，而是将以原来投资生产时同样的资金规模首先大力发展其　“销售管线”。而这样的企业策略及行为在中国大中型企业中是绝对见不到的。严格讲来，我们大中企业的运作水平不仅无法与那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相比，即比之一海之隔的台湾企业，我们的企业决策与运作的综合能力也还根本不在一个档次。如我们的政府及企业界不能及早认清这一点，不要奢谈什么进人世界50O强，我们的大中企业不仅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发展，且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我们即会在中国股市上看到不少上市企业不断“彻底停牌”的景象。这预言绝非危言耸听。

　　毕竟使人欣慰的是，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在中国企业中虽为数不多但却清醒成熟、不为世风迷惑的优秀企业。陈惠湘所著《联想为什么》中柳传志清醒的投资观，及最近看到“邯钢”人在技术引进中深深懂得“适用”比“先进”更重要的企业发展真谛。

　　其实，把索罗斯简单地当作一只“狼”就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也多是简单“模仿”得出的结论。我的结论是：应当认真学习索罗斯，更应当学习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攒弃狭隘落后的农民意识，同时也据弃不符合当今时代发展的西方文化。用一种全新的，真正符合时代发展的视角去看待问题，我们会发现眼前的路其实十分宽阔。

　　“世上本无路”，只有能够看到“路”的人，才能够坚定地走下去，才能走出路来。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能迅速发展，我们才可能真正早一些看到我们中国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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