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初，希望集团天女散花般地在全国各地布点，上千万的资金打过来，配上百十号人，就得问总经理要利润了。这些总经理的日子十分难过，这不仅仅是经营上的事，他们还不得不在当地孤胆面对一些或文或武的攻击，这些手无缚鸡之力，只谙生产经营的“远征军”，其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

　　1993年6月，希望集团在湖南某县买下了一个倒闭的国营饲料厂。这个厂离县城有十五华里，离国道两公里。从国道上蜿蜒伸出一条红土公路，导向人户稀少的乡村树林，而我们接手的饲料厂就在这片林荫中。工厂的设备是进口的，库房面积大，厂房陈旧，二层的办公楼第一层开展业务，第二层住干部。整个厂区只有生产区有围墙，生活区的围墙已被附近的农民推翻—他们嫌走路不方便。

　　进入厂区，一个个搓了数月麻将照领工资的男女工人站在屋檐下，抱着双臂冷漠地注视着我们入住。有的小伙子还挥起拳头在砖墙上“嗵嗵”地砸。我只觉得心里一阵阵凉丝丝的，突然想到了电影中日本鬼子进村的场面。

　 据说这里是黑社会泛滥的重灾区，打手、杀手公然打劫。我们当时还有许多人没到位，人太少，为了避免过早冲突，我们住进县招待所。人员陆续到位后，我们才住进厂区，办理工商税务等相关手续、清点接收原厂的财产。

　　当时我是办公室主任，主要工作是恢复生活秩序。

　　两天后食堂开伙，第三天，一个大汉进了生活区，见啥拿啥，连晾衣的铁丝都扯下来拿走了，据说这是号称“三虎”的三兄弟之一。有的当地员工见他偷东西也装看不见，这家伙愈加放肆，有一天公然进厨房拿菜回家，被我们一员工逮了个正着，双方扭扯起来，公司几位怒发冲冠的员工一拥而上给了他一点颜色，而那些原厂的员工只以怒目助威却无人敢上。因为我们已聘用了当地两个员工，这件事虽没再闹，但火药味已是很浓了。

　　恢复生产已一个月，头一个月发工资时，装卸队发难了。装卸工清一色的是因占地而补偿性召用的当地农民，一贯飞扬跋扈，原饲料厂领导也拿他们没办法。现在企业改“国”为“民”，他们故伎重演，提出要按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给专业队伍的吨工资支付报酬。那个规定上下车一吨货就得支付他们8元，而根据希望集团的惯例却不超过每吨3元，这之间就有了5元的差距。公司肖总在外跑市场，只能由我出面三番五次地给他们耐心解释：那是国家对专业装卸队的政策，因专业队要上各种税费，要提留养活离退休职工，承担的社会义务很多，而你们是净收入。何况这些文件对我们民营企业只是指导性的，不一定要照搬。

　　厂方坚持不让步，他们就在当地某村领导和原厂职工的支持下挖公路，使我们进原料的车进不来，客户拉饲料的车出不去，而且他们一般都在晚上偷偷地挖，就像敌后武工队对付当年的鬼子。

　　有几次我半夜只身一人前去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不要这样干。他们当面答应，可等我一走，他们又挖开了，而且一次比一次挖得更烂。搞得我们肠子里痒痒—没法挠。我们只好雇人第二天填上，有时就得让进出的车等上一夜，客户怨声载道。为这事找到县里，县里主要领导远出未归，推给了镇政府，镇政府推公安。公安声称警力不足，让我们把人抓到再说。

　　我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我曾当兵打过仗，保留着不怕流血牺牲、忠诚团队的作风，我决心不惜流血维护公司利益。我先把那些职能部门推托不理的电话录了音。当天晚上布置暗哨，在这伙人挖路时，我立即带着因安装设备试车成功、已被庆功酒灌得热血沸腾的安装队员朝那伙肆意破坏国家公路的坏人走去。对方认为强龙难压地头蛇，和我们动了手。一场短兵相接，我们抓了几个打手。

　　村长终于浮出水面，来了七八十号人冲进公司，我指挥大家撤回大楼里并把门关上以诱敌深入。这伙人动手砸起门窗来，当“趁机打劫”的罪证摄入我们的镜头后，我立即奋不顾身冲向前，带着人把对方赶走。这时肖总已打通县里一领导电话，明确说这个事处理不好，我们将说服董事长考虑撤资。县里领导深知这事关今后引资，火速调动上百名公安人员全副武装赶赴公司“灭火”，并把肇事者和村长关了起来。由于县府态度明朗地干预，从此公司开始过上太平日子，就连当地的黑社会都惧我们这伙四川人，他们说这帮四川人有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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