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销传播网 > 营销动态 > 迈克尔波特：危险的战略等于危险的公司

　　对中国企业的战略管理，波特提出了尖锐批评，并以他自己的方式给出了一些“药方”

　　本报记者金错刀

　　“这非常非常地危险。”

　　被称为“竞争战略之父”的迈克尔·波特在讲台上频繁使用着这个词汇。

　　作为最受推崇的管理大师，波特教授撰写过16部书及100多篇文章。他提出的“竞争五力模型”、“三种竞争战略”在全球被广为接受和实践，其竞争战略思想是哈佛商学院的必修的课之一。

　　这是波特不久前在中国的首次公开演讲，但此前，中国的不少经理人已把波特的竞争理论奉为圭臬，比如海尔CEO张瑞敏、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

　　面对台下200多位听众，波特开始迸发他的激情，大嗓门，夸张的手势。这是一个理性与激情并重的人，他的鲜明个性可能先被在场的摄影记者所领略，他不止一次地大声批评：“任何人不要到我前面拍照，这会影响我讲课”，“如果你再在我面前拍照，请你离开这个房间。”

　　迈克尔·波特更是对一些经理人提出毫不客气的批评：“很多经理不明白战略是什么，他们对战略的理解一塌糊涂。”

　　事实上，波特的这次演讲与他一直所提倡的“竞争战略”并没有太多创新之处，甚至对不少熟知波特竞争理论的人而言，似乎有点似曾相识。但波特还是带给人不少意外之喜，他显然花了不少时间在研究中国市场，对中国企业的战略管理，波特提出了尖锐批评，并以他自己的方式给出了一些“药方”。

　　六大战略危险

　　波特强调了他一直所坚持的观点：危险的战略＝危险的公司。他认为：“中国公司的最大问题是，中国企业没有把利润率放在首位，这和日本类似，日本公司也是把时间花在市场份额上，此后，它们就开始了长时间的衰退。”

　　对中国企业，波特认为有六大危险的战略概念：

　　1.战略就是抱负。比如，不少公司宣称，“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成为第一或第二”。做大一直是不少中国企业家的梦想，对这种常见的战略观，波特则认为：“有的公司做得很大，但不赚钱。中国公司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把利润率放在首位。”

　　而一些企业则把股价放在首位，这也非常危险。用管理股价来管理公司是非常危险的，应把投资回报率放在首位。

　　2.将战略看作行动。比如，有的公司称，“我们的战略就是兼并”。波特对此表示强烈质疑，他说：“战略不是目标，而是一种方法，战略的核心是做一个整合，我们常常建立一种宽泛的战略口号，这不是战略。”

　　3.将战略看作是权力。

　　4.将战略看作是愿景。

　　5.战略就是实验。

　　6.战略是革命性的。

　　“我们在讨论战略时，重点是放在一个问题上的，什么问题呢？”波特用一种自问自答的语气说：“是一家公司如何能够在自己的行业当中做到表现最佳。我们讲竞争优势方面的出色表现，可以有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表现，第一个是在运行上做到很有效；第二就是战略的定位，这个差别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发现很多经理把这两样东西实际上混在一起。”

　　“价格战”批判战略是什么？

　　“战略就是一种不同。”波特指出：战略的本质在于你必须为你准备达到的目标设定界限，一个没有战略的企业什么都想尝试。如果你想做的一切，本质上与你的竞争对手没什么两样，那么，你几乎不可能很成功。

　　在波特看来，“价格战”是中国企业战略模糊的一个最直接表现。中国企业在成本方面的固有优势和以低成本方式为主的竞争手段，已使得在某些行业内的产品价格决定了其在全球的价格。

　　正如波特所言，成本领先战略的主要风险之一就来自于后来者的模仿。而出于种种原因，中国企业目前大多处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附加价值比较低的制造环节，企业的模仿者过多，产品与服务过于同质化，从而形成无奈的竞争格局。

　　波特称：“战略是要选择什么样的做法可以使你与众不同，独一无二，通过不同的方式开展和你的竞争对手的竞争。”

　　也许是为了适应中国听众的胃口，波特频繁以美国的“价格杀手”西南航空公司为例，把西南航空作为创造差异性的典型。西南航空公司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的二级机场之间开设短程、低成本和点对点的飞行服务，它主动离开大机场，也不设远程航班，并以高密度的航班和低廉票价吸引那些对价格敏感的乘客以及那些图方便的乘客。

　　但不同于中国企业的“价格战”，西南航空公司的战略与众不同。它对自己的所有运营活动进行了精心设计，一切都以低成本和便捷性为中心。在西南航空公司服务的航线上，无论成本还是便捷性，提供全面服务的公司都无法与之比肩。

　　五大战略管理工具

　　怎么才能为你的公司制定一个良好的战略？

　　迈克尔·波特用这个问题向台下的听众发问。

　　波特开出了一剂战略药方，“这五个条件是好的战略必不可少的，我们在这里分别列了出来”：

　　第一，战略就是创造一种独特、有利的定位。“你们想做的事情，想提供的产品和其他的竞争者的差别很大吗”？

　　第二，应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为客户经营设计的价值链。如果你的竞争优势是和别人都一样的，那就没有什么价值，战略就是要选择不同的做事方式。

　　第三，战略就是需要做清楚的选择、清楚的取舍，并确定哪些是不去做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公司常犯的一些事情，就是它们想试图做的事情太多，它们不愿意舍弃一些东西，它们不愿意做出选择”。

　　第四，在价值链上的各项活动，必须是相互能够加以促进的。这种战略配合可以建立一个环环相扣、紧密连接的价值链，将模仿者拒之门外。

　　第五，一个良好的战略必须有持久性。“任何一个战略必须要实施3至4年，否则就不算是战略，如果每年都对战略进行改变，就不等于是战略，等于是跟随时髦。战略的持久性，是战略定义的一个方面”。

　　波特直言不讳：“我所发现的是，大多数公司实际上没有战略，如果加上五个条件来衡量的话，他们一般没有战略。”

　　这是来自波特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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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迈克尔·波特看到其他

　　四川新闻网-厂长经理日报讯

　　迈克尔.波特精彩语录：
　　.合资是一条很好的道路，中国企业必须向外资学习，无论是品牌还是规模，中国企业都需要很多时间去积累。
　　.政府一向从失业率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此会小心翼翼，可是如果政府仅仅因为保存工作机会，而去支持那些没有效益的公司，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失败。
　　.只要是从自由的市场竞争得来的经验，痛苦就不会太多。

　　本报驻京首席记者苏小和文/图
　　
　　采访迈克尔·波特很难，他名气太大，时间太紧，我只能找缝隙，问他几个简单的问题。能够直接对话的时间少之又少，留给我思考的时间相对便多了起来，这刚好让我有机会尽情书写一次我内心的想法。

　　迈克尔·波特我是一定要采访的，他的伟大的战略理论，我们的读者需要了解，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读者还得想一想，我们需要怎样了解迈克尔·波特？

　　必须承认，在几乎全中国都在炒作迈克尔·波特的时候，我们也来写一写这位“全球竞争力之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如果赞美他，已经有太多的华丽辞藻堆在人们的面前，我们廉价的赞美将立即被淹没；如果批判他，凡是听过波特演讲、看过波特著作的人都明白，波特的宏大理论其实是在构建一套普适性的道理，在这些道理面前，我们只有遵循、模仿、学习。

　　可就是这些普适性的道理，一旦来到中国，就有可能水土不服。在某种意义上，这似乎是中国企业的宿命，是那些试图从迈克尔·波特的著作里学到战略理论的中国企业家们无法超越的宿命。

　　我想说明的是，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似乎不太适合中国的市场环境，甚至可能误导一些企业。

　　比如要多元化还是专业化？是走成本领先的道路还是差异化竞争？这些涉及企业发展战略的问题，标准的企业管理理论的答案肯定是专业化、差异化。这也是波特理论的要义。

　　但是迈克尔·波特肯定没有想到，在目前的中国市场环境下，这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中国的企业家们比波特更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了解中国的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即便波特在讲台上演讲得口干舌燥，即便波特怎样的苦口婆心，中国的企业家们在献给波特热烈的掌声之后，依然我行我素地走在中国的市场里，坚持把多元化进行到底。

　　波特了解中国吗？

　　听完迈克尔波特的演讲之后，我会心一笑。这真是一个可爱的学者，一个令人尊敬的教授。他秉承了美国大学最伟大的独立精神，以一个专家的眼光完整地分析了当下的中国经济态势，并给中国的企业家传播了一套规范的战略课。

　　可是我要说，迈克尔·波特的著作和演讲充满着浓厚的书生气，相对与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的圆滑、大量的对中国经济的赞美，波特却更多地分析了当下的中国经济，并给中国经济的现在和发展做了一个比较低的评价。我想在座的听众肯定忽略了迈克尔·波特的立场。这并不奇怪，眼下，人们最大的追求是如何赚取利益，那些宏观的、整体的形势离利润太远了，人们需要企业，人们想在迈克尔·波特这里找到赚取最大效益的魔方。

　　问题由此深入。迈克尔·波特的尴尬正在这里，全球竞争力战略之父的理论对中国企业真的有用吗？当迈克尔·波特决定来到中国演讲的时候，他有没有问过自己：我了解中国吗？
　　
　　多元化和专业化之争

　　在中国，企业的多元化和专业化之争，是一个伪命题。

　　在制定战略的过程中，企业需要解决三大核心问题：第一，我们应该从事什么产业？是一种还是多种产业？第二，在特定的产业内，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战略以获得竞争优势？第三，如何设计职能战略以达成这个目标，这是更为具体的执行层面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专业化要优于多元化，尤其是非相关多元化。在《追求卓越》第十章“不离本行”中，作者用大量的案例来说明企业进入非相关多元化领域的困难程度；在上世纪90年代IT发展的黄金时期，GE的杰克·韦尔奇认为通用的文化不适于IT行业的文化，因此GE没有从事非相关多元化，此事被很多人称赞不已。国内企业如联想收缩业务领域、TCL在IT领域的不尽如人意，似乎都在提醒中国企业要认真按照国外的战略理论重新定位。

　　但中国的现实没有这么简单。一部分中国的企业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国内外企业经营环境的差异很大，如果国内企业按照专业化的战略运作，不仅做不大，恐怕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与此相关的道理正在一层层展开。

　　第一，中国政府对企业提供相应的保护扶植政策。其中，中央政府对于国内实力较为强大、品牌价值相对较高的企业提供保护扶植，地方政府对于本地有发展前途或者实力较强的企业也有很多优惠政策。表面上看，这些政策有利于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但这肯定伤害了相对弱小的竞争对手。毫无疑问，一家获得政策支持的企业在进入新的竞争领域的时候，速度可能会快得多。在这种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如果完全按照那些专业化理论来经营，未免就过于书生气。

　　第二，各区域之间的贸易壁垒问题历来就让企业家们头疼。区域之间贸易壁垒存在的原因在于目前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大部分政府官员要得到进一步的提升，首先要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做出业绩。业绩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当地的GDP，而GDP的高低由当地企业的实力所决定。政府官员为了出业绩，就会扶持当地发展较为不错的企业，为了招商引资也对外地企业给予贷款、税收等方面的优惠。

　　因此，单一产品的大规模营销成为中国企业的标准模式就不足为奇了。只要企业在当地做好了一个产品，以此为契机得到政府的扶持后就可以迅速进入其它非相关多元化领域，在当地几乎所有的领域均可以取得成功；同时，当地政府也会在能力范围内阻止外地竞争者的进入。

　　事实比理论的阐述更直接说明问题。2002年，某城市建成一座四星级宾馆，准备采购彩色电视机，某知名家电制造商与其进行洽谈，该家电制造商总部已下达命令，无论价格怎样都要将订单拿下。但是，最后订单还是被另一知名度不是很高的家电企业拿下了，原因是它兼并了当地的一家电视机厂，当地政府从就业、税收等方面考虑，还是将定单给了这家知名度不是很高的公司。

　　第三，多元化是企业与政府的双赢策略。政府给了企业那么多的保护扶植政策，企业拿什么回报政府？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回报只能是业绩。考核政府的主要指标是该地区的GDP，GDP指在该地区所实现的产值，与利润关系不大。

　　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许多企业在亏损的状况下仍然大干特干的深层次原因，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企业那么热衷地从事非相关多元化的原因，因为单一产品是不可能达到很高的销售额的。同时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中国的部分企业在进军国外市场时，在没有取得利润的状况下仍然那么狂热地要进入世界500强，因为500强的衡量指标是销售额，能否取得利润就不是主要目标了，关键是企业要达到的政治目标。看来，中国企业从事多元化就是一种必须并且无论对于企业还是政府都能达到共赢的行为。

　　差异化战略很难成功

　　按照迈克尔·波特的战略理论，企业要获得竞争优势，可以采取三种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集聚化战略。逐渐意识到战略重要性的中国企业，很多已经开始按图索骥，在给自己寻找定位时往往以此作为理论依据。但是，无论从企业方面来看，还是从中国现实的客观环境进行分析，中国企业实行差异化战略很少能取得成功。迈克尔·波特的战略理论对中国企业有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误导作用。

　　从主观方面进行分析，差异化指的是超出竞争对手的部分，这体现在质量、服务、渠道或者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速度等等方面。但是这些都是可以被模仿的，追本溯源，差异化最终来源于技术实力的高低。

　　目前的现实状况是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即使实行差异化战略，这种差异化在消费者心目中到底怎样，也很难说。换句话说，企业所实行的差异化属于“伪差异化”，这给企业带来的额外利润比竞争对手也高不出多少。

　　需要看清楚的是，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决定了中国的消费特点。以家电产品为例，国内大众型号的冰箱需要2000元左右，消费者的平均月收入尽管全国各地相差较大，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按国内平均计算，购买一款冰箱要花费消费者一个月薪水的相当大比例；在美国，人均月收入3000美元左右，购买一台冰箱占消费者月收入的比例很低。因此，发达国家家用电器类产品的价格弹性比较低，消费者倾向于购买价格较高的品牌产品；而在中国，家用电器类产品的价格弹性比较高，无疑，价格就成为消费者在各品牌之间进行选择的一项重要指标。

　　这就是迈克尔·波特反复提醒中国企业家要回避的价格战。而在中国，降价往往是最能吸引消费者眼球并且最奏效的手段。同时，这一点也决定了跨国巨头们要想在中国取得很好的业绩，必须要关注中低端市场，否则业绩得不到保障。世界最大的电器制造商伊莱克斯经过短短五年的发展，在中国冰箱市场做到第二的位置，而同时伊莱克斯的品牌却由国际上的高端定位演变为中国的模糊定位：消费者区分不出伊莱克斯到底属于中国品牌还是外国品牌，因为伊莱克斯的运作太中国化了。

　　市场就是这么短视又现实。中国企业实施差异化战略，或者由于市场容量太小，或者由于技术条件达不到，成功的概率较低。目前来看，成本领先战略的成功概率会大一些。目前的微波炉市场已经初现端倪。从2000年1月份开始进行统计：惠而普最初以高端定位，天津LG次之，而美的和格兰仕两家企业均以中低端定位，到2003年7月，四大厂家的价格已经相差无几，均降到了很低的水平。这是否可以说是差异化战略的失败？而作为“价格屠夫”的格兰仕实行成本领先战略的成功呢？在微波炉市场，市场占有率想超过格兰仕是很困难的，因为它的低价格导致市场占有率高，它可以从零部件供应商处得到更低价格的供货，价格进一步降低，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扩大，由此形成正循环。

　　现代管理学的发展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但是这些理论基本上是在西方工业化社会中总结出来的。在中国这样的市场环境中，相信很多企业的决策是理性的，是不会照搬这些管理理论的，那些看起来不太理性的企业战略决策背后往往有着更为复杂的环境。那些是这种管理理论所不能解释的东西，也许这需要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来解释。
　　
　　中国企业的非制度生存
　　
　　中国企业的个体行为是否说明世界普适性的管理理论在中国失去了应有的效果呢？就像当年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并将这样的信条奉为圭臬，打拼天下，到最后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农民起义而已一样，迈克尔·波特的战略理论一旦被中国的企业家本土化，媚俗化，我们的企业发展极有可能遇到无法越过的难题。

　　中国企业其实没有解决最根本的制度问题，我们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规范的，稳定的企业发展制度，我们的企业其实有点像游击队，东一榔头，西一斧子，一直在寻找艰难生存的机会。我们的企业所处的环境与波特笔下的美国企业环境相差得太远了。

　　过去的一年，我几乎用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游走在一批有代表性的企业之中。现实告诉我，作为在中国市场经济体系中影响力越来越强大的经济载体，企业的发生、发展传递着这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信息。我十分顽强地认为，与莫衷一是的政治变迁相比，企业更能反映大众的生存状态、价值取向和社会的发展可能性，它是这个时代当仁不让的主旋律。

　　我朝着久远的过去回溯，我们依稀看到了一些财富的影子。曾几何时，中国的财富曾经无比辉煌，而当我们睁开眼睛寻找，那些曾经辉煌过的历史，却不约而同的灰飞烟灭。

　　我问过许多人一个同样的问题，那些曾经辉煌的企业，先人的财富，如今去了哪里？

　　太多的历史陈列在面前，不过是一些泛黄的纸张，我热爱的土地必须从一穷二白开始。我想到了西西佛的神话，我们都是一些必须推着石头朝着山顶进发的人，必须看着石头从山顶滚下去，然后又必须返回山脚，又一次推着石头出发，无穷无尽，周而复始。

　　为什么必须是这样？难道仅仅是命运的捉弄？

　　我生存在一个财富急遽膨胀的时代，翻开历史，打量现在，几乎没有一个时代能够如同今天这样，财富正以私有化的方式快速累进。可是我要提出问题，这些与日俱增的资本究竟能积累到什么规模？有没有一个让人担心的最高限额？一旦抵达限额，历史是不是又一次惊人的相似，这些财富是不是将又一次消失？

　　这样的疑问让人浮想联翩，理智告诉我，面对周而复始的历史，面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危机，我们必须找到形而上的原因，以期在更高的层面找到适当的方法论。在我的调查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无意之中读到了Adam smith的《原富》，这是一部影响了诸多经济学大家的煌煌巨著，虽然一部分内容深奥难懂，但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耐心地阅读书中与中国有关的章节。感谢Adam smith，这位现代经济学的鼻祖在书中深刻地分析了中国贫穷的原因。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最富裕、最丰腴、耕耘完美、操作勤劳、世界上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之一。现在看来，它在长久期间，已处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五百年前莅临该土，就提到这个国家农业工业以及人口众多的情形，和最近旅行者的描写几乎毫无出入。这样看来，似乎马氏之前很长远时间内，这个国家即已到了它的法律、制度以及各种机构容许它致富的最高限额”。（《原富》第一卷第八章）

　　Adam smith的议论虽然涉及的范畴乃是一个国家的治理，但在企业发展的层面，他的结论性意见完全可以成为我们分析中国当代企业最有力的理论支撑。Adam smith的意思非常明白，中国人目前的贫穷不是由于中国人懒惰，也不是由于中国的自然资源已经用尽，而在于制度的缺失。正是制度的缺失，才构成了致富的“限额”。那么，在分析中国民营企业存在的危机时，我们完全可以模仿Adam smith，明确指出，民营企业的危机不是他们的规模，不在于资金，只在于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仍然没有建立起一套具有法律意义、数目字意义的制度。如果中国企业在未来一个时期以内，仍然没有一套合理的制度出现，毫无疑问将抵达最高“限额”，然后开始坍塌。

　　更伟大的启示就在这里，从亚当·斯密到迈克尔·波特，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们反反复复告戒我们的，其实是一个最简单最朴素的道理：国家要永恒发达，企业要永续经营，最关键的乃是要建立起一套合理的制度。

　　我们等待着中国企业朝着现代企业制度迈进，并就此感谢迈克尔·波特的中国之行。
　　
　　--采访手记
　　
　　对话迈克尔·波特

　　记者：现在中国大多数产业都已经对外开放，大量的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资本、品牌以及供应链的优势，中国企业变成了“加工车间”，中国企业应该如何摆脱这种处于价值链末端的命运？
　　
　　迈克尔·波特：目前中国大陆的情况与中国台湾地区、韩国20年前一模一样。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必须去建立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持久的价值链，并不断向上提升；目前的中国最需要的是面向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提供良好的培训，促使他们不断学习，这里没有捷径。我认为，合资是一条很好的道路，中国企业必须向外资学习，无论是品牌还是规模，中国企业都需要很多时间去积累。中国企业不光是要追求差异化，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走向世界。
　　
　　记者：对于开放，有三个很好的例子。在通讯领域，中国实行的是有限度的开放，首先给本土企业发放牌照，然后再让外资企业进来；其次是汽车产业，它们与国外的汽车厂家合资，各占50%的股份；第三个是胶卷行业，外资曾经几乎收购了中国整个行业，仅仅留下了乐凯一家公司，政府拿卖出其他企业的钱的一部分，去补贴乐凯。您如何评价国家对这三个行业的不同政策？哪个是最佳选择？
　　
　　迈克尔·波特：首先我们必须确定的原则是，政府必须逐步开放市场，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很多产业还没有完全开放，受到很多束缚，中国之所以要加入WTO，其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些束缚。
　　
　　但是中国政府也不要急于求成，而是应该一步步去打开市场，绝对不是一步登天。中国企业需要时间去磨自己的技能。具体到各个行业的开放进程如何，开放多少，不同的行业面临的情况是不同的，这必须由行业本身的特性决定。
　　
　　在通讯行业，国际化程度很高，技术本身是透明、开放的，中国的企业如果想进入这个行业展开竞争，并进行投资，它们应该是会成功的，所以说中国政府让一些中国的企业先拿到牌照，然后再让国外的投资进来，这是个很好的政策。
　　
　　而在汽车行业，技术壁垒非常高。我们需要去合资，这样中国企业可以学得更快；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中国企业将技术学到手之后，它们应该坚持自己去发展。
　　
　　胶卷行业又有所不同，整个行业只有两家公司。新进入者，对这个行业的定位非常难，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整个世界也都是如此。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去做所有的事，中国的公司要学会保持自己的优势，坚持独特性，中国政府也不应该去保护所有的行业。
　　
　　记者：但是目前看来，在汽车行业，中国的国有企业尽管纷纷展开合资，但是“学习成绩”并不理想，还不如新进入的民营企业？
　　
　　迈克尔·波特：国有企业的问题确实是个大问题。他们必须接受市场的检验。通常我们所看到的是，国有企业有规模，有资产，有资金，但是他们往往不知道如何去赚取利润。事实上，我们不应该努力发展这些国有企业，而是可以考虑转向扶持民营企业。但是这方面的变化必定会非常缓慢，政府一向从失业率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因此会小心翼翼，可是如果政府仅仅因为保存工作机会，而去支持那些没有效益的公司，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失败。
　　
　　记者：曾有这样一种观点，现在跨国公司在许多国家进行投资，雇佣员工，既然已经全球经济一体化了，那么就不存在本土企业或者是民族工业了。企业总部的所在地，对国家并无太大影响，请问您如何看待？
　　
　　迈克尔·波特：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现在看来，总部所在地对全球整个公司的运营可能并不重要，但是总部对公司的每个生意却非常重要。成熟的技术、成熟的管理运营模式，都来源于总部。一般来说，总部是创新的源头，在其他国家的分公司只是支持性的。现在许多中国企业都是生产性的，所以它们想要提升竞争力，就必须发展总部。惠普有许多产品的总部就是在新加坡，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十年，或者二十年后，中国会产生许多总部，许多中国公司会成为世界级的。看看台湾和韩国公司的成长历程就是这样的，无论三星还是LG都是如此。
　　
　　
　　记者：今年5月，中国零售业全面对外开放。但是，目前中国大多数具备一定规模的零售企业都是国有企业，政府打算将它们合并，组建“航空母舰”，对抗沃尔玛或者家乐福，对此，您持何种态度？
　　
　　迈克尔·波特：我并不认为通过政府将不同的公司组建起来，这些行业就会自然而然地增强竞争力。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事情会变得更糟。即使是在零售业，企业也必须注重培养一些自己的能力来保持独特性。这些公司必须学会去单独竞争，并获取利润。所谓对抗国外公司，我不赞成这样的提法，不管是谁拥有这些公司，工作机会都是留给中国人的。我们找不到另外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本土企业占有了这么大的市场份额，即使在国外，很多零售店也出售大量的中国产品。
　　
　　记者：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产业集群，比方广东的家电、温州的小商品、苏州的电子产品，您认为当地的政府对此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迈克尔·波特：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在一些区域出现产业集群，是由于经济的发展规律自然产生的。即使政府什么都不做，它仍然会产生并壮大。但是，政府如果做得足够好，会更有力地促进区域经济、产业集群的发展。
　　
　　政府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去帮助产业集群做得更大：首先是提供培训。建立专门的、针对性强的培训体系，注重在当地的大学和中学教育中，进行相关的产业集群的知识传授；其次，政府可以建立一些研究机构，比如广东，就应该针对家电产业，帮助那些公司建立研究机构，或者在大学里展开相应的研究，并对基础科学进行投资，这样可以帮助产业向前发展；再次，政府应该建立标准，比如质量、安全体系等等，帮助这些产业走向成熟；最后，政府也可以成为一个有需求的大客户。打个比方，政府如果对IT需求很大，自然会直接影响当地IT产业的发展。
　　
　　
　　记者：您曾提出国家不应该过多干预汇市，西方国家也都认为中国应该实现自由兑换，对此，您有何看法？
　　
　　迈克尔·波特：确实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人民币被低估了，在其他国家很少见到这样的现象，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错误。如果货币被低估，会有两件坏事发生：首先，将中国的对外贸易置于一个不平衡的环境下。这个不平衡的关系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刻意而为的。人为地去低估人民币，对国际贸易来说，会留下很多隐患；其次，在这样不正常的竞争环境下，一些公司的正常成长会被人为地推迟，它们在自由环境下或许会更快地走向成熟。事实上，当国家经济在向前发展的时候，货币是应该向上走的，但是目前货币被低估，这些公司就会试图在低价格上去竞争。而不是迫使这些公司在产品研发、品质控制上日趋严格。货币被低估，在短期来说是有利的，但长期来看效果并不好，不要人为地去决定产品的价格。现在中国政府决定让市场去自由决定电价，是非常好的，最重要的是，价格要正确地反映市场状况，否则，其他国家也会对你是市场经济或者非市场经济评头论足。
　　
　　记者：中国政府可能在担忧，如果现在就放开汇率，国家的金融体系将会面临超出控制的风险。
　　
　　迈克尔·波特：最好的办法就是渐进型的政策。定一个五年计划，慢慢开放。同时，也会给企业更多的时间来完成转型。
　　
　　中国现在的金融行业没有完全成熟，还不能通过市场导向去自由支配资金。当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政策是人为地去控制这些，以前日本就是这么做的，过度保护它的金融行业，不希望有任何问题，所以他们后来付出了痛苦12年的代价。而美国虽然会出一些问题，但每次都会及时暴露，有机会去改正，所以美国的金融行业会向前发展，变得更加健康，更有竞争力。
　　
　　所以必须建立一些规则来调整银行体系，只要是从自由的市场竞争得来的经验，痛苦就不会太多，不要推迟这样的调整，否则后面会有大问题。最好的政策是应该有明确的政策，有明确的时间、日期，让我们来一步步调整。
　　
　　记者：您赞成给民营企业发更多的银行牌照吗？
　　
　　迈克尔·波特：这非常重要。如果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世界级的话，就应该在三到五年内，对更多的公司开放，让它们来开银行。但是，我们现在还得一步步来，政府必须有明确的决策，提供明确的时间表：某某年后必须开放，自由竞争对提升竞争力非常重要。（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