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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企业官僚政治体系 7 上页：走进企业官僚政治 企业官僚政治体系作为企业肌体毒瘤，我们有必要对其致病的机理做一详细探究。 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组织理论之父，与泰勒、法约尔并称为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的行政组织理论中，我们可以读到其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Model）的理论渊源。而其历史背景，正是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因而对于我国今日企业而言就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指导意义。 韦伯将权力划分为3类：由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的传统权力、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的超凡权力以及法律规定的法定权力。他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而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慎重的公正，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管理的连续性使管理活动必须有秩序的进行,以“能”为本的择人方式提供了理性基础以及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无限而应受到约束。为此，韦伯首推官僚组织（此处的官僚是中性的），并且阐述了规章制度是组织得以良性运作的基础和保证。 而在今天，“官僚”一词已从技术意义上的“行政组织”演变为“效率低下”的代名词，究其根本原因，实是由于官僚行政组织内部机制障碍所致。对于我国目前企业而言，这一机制障碍更多的则是表现在各类组织中传统权力和超凡权力的影响远比法定权力为大。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企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企业就是企业家，企业家就是企业——海尔不能没有张瑞敏，TCL不能没有李东生。曾经，他们或因卓越的远识、杰出的才能、非凡的人格魅力，或因“时势造英雄”而成为企业的绝对主宰和精神领袖，并且企业也乐于渲染个人权威、塑造个人英雄。“一人身系天下安危”，当决策更多的是倚赖某个个人而非科学的程序时，企业的发展也就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与难以预测性。而一旦企业领导人决策失误，往往就不可避免的使企业陷入动荡的结局——这种脆弱的权力体系将直接影响企业长远、稳定的后续发展。 这是因为，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并不是以与个人无关的秩序为依据，而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而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领袖必须以不断的奇迹和英雄之举赢得追随者。这样，与传统权力一样，超凡权力过于带有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的启示，因而难以有效组织现代企业。 更为可怕的是，当由于个人私欲的膨胀导致对传统权力和超凡权力的滥用时，就会直接动摇组织根基，进而孕育衍生出腐朽的企业内部官僚政治体系。弊端的根源在于虚伪落后的企业制度。改革之所以仅仅关乎表面，却不能动摇腐朽制度的基础，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既得利益体系的刻意阻挠；人治之所以大于法制，源自于强人对权力的眷恋，在此背后，是与权力息息相关的强人利益，或者说，私欲。 所以，黎元洪昨天有，今天有，明天同样会有。 这样，我们最终发现，官僚政治体系的命门在于对权力的有效约束与监督。只有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以法定权力为基础的企业组织内部权力体系，才能真正走出官僚政治体系，才能实现企业长久稳定的发展。而这一切，除了仰仗法律的力量，还要仰仗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 韦伯给我们勾画出的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包括这样一些要点： ● 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 ● 组织的结构是层层控制的体系 ● 成员间的关系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 成员的选用与保障 ● 专业分工与技术训练 ● 奖惩与升迁制度。 或许，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能给我们以有益启示。 原载：《智囊》2003年第十期 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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