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迁都”的原因，究其根本，则既是企业自身加速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小庙住不得大菩萨

　　首先，交通不便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东风蜗居大山，没有飞机场，其距离最近的中心城市武汉近600公里。从武汉到十堰，乘火车需要9个小时左右，乘汽车时间更长一些，出山进山至少要花费两天时间，此外，即使在十堰最好的宾馆里，也不能通过电话方便地上网。这也导致一批汽车研发人才流失，许多开发项目被搁置，而东风集团的开发研究机构——东风汽车研究院也形同虚设。在此情况下，东风毅然决定走出大山。　

　　其次，穷乡僻壤留不住人才。由于受地域、环境的限制，人才对企业及企业形象的价值判断可能有失偏颇，从而导致企业纳贤难。但对于高新技术企业来说，人才是第一资源，没有人才，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而大城市则是“人才高地”，具有很强的人才集聚效应，“迁都”大城市，无疑可以解决“人才瓶颈”的制约问题。　

　　再次，信息闭塞妨碍了企业的扩张视线。从提高企业竞争力来看，如果企业仅仅局限于某个小区域，那么积累到的竞争经验会比较有限，走出去才是发展的最有力途径。德力西集团进沪两年，先后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多家外国企业接触，寻求国际合作，而这在乐清是做不到的。同时，企业纷纷把总部迁往上海很容易造成一种集聚效应，在这里设总部的企业愈多，信息愈密集，企业之间联系愈方便，贸易也就更为频繁，如此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因此，要办世界级的大企业，就必须以世界级的城市为依托。　

　　最后，资金来路狭窄的问题难以突破。来自宁波的企业家吴国迪对上海与家乡的区别是用资金规模来衡量的：“（中国银行）总行对宁波分行和上海分行的授权不一样，宁波分行超过200万美元的项目就要报总行，而上海分行的额度却是3000万美元！”由于当地银行实在无法满足自己的资金需求，他才决定“迁都”，来到上海后，他创办了埃力生集团，进出口从零做起，但仅去年一年就达到了7亿美元的规模。一正一反，“迁都”的好处显而易见。　　　

　　由此可见，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素的改变是企业迁移的根本原因，企业迁都最实质的东西就是“把触角伸出去”，“借地发展”，迁都是强势企业的一种强势行为。从这一意义来说，华侨大学市场营销系系主任曾路先生也认为，企业搬迁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大城市必然会变成企业的管理中心、产品研发中心以及营销指挥中心，原来的总部则降格为生产基地之一，这是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　

　　中国经济凸现磁场效应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陈秀山教授认为，对于跨国公司来说，他们选择某个地区投资或设立总部，首要的是该地区要有稳定的大环境、良好的经济运行态势和潜力巨大的市场；其次要求是这个国家的大型中心城市，且它对全国乃至周边国家都有较强的辐射力；第三，该城市要有过硬的软硬件条件，即资讯、服务、交通等。事实上，正是中国经济越来越强的辐射力成了吸引跨国公司筑巢的最大动因。　

　　中国作为亚洲乃至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和经济中心，其感召力与日俱增，强烈地吸引着跨国公司们将决策中心、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移师中国。日本理光（Ricoh）株式会社董事长兼总裁樱井正光道出了国内外知名大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的目的：“借此统筹在华业务，与快速发展的中国一起成长”。以家电企业为例，其选择的立都之地基本上都是上海与香港，前者是中国最大的金融中心，后者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不言而喻，上海与香港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国际业务的平台，更重要的是为家电巨头们拓展企业的金融业务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城市笑脸”的诱惑

　　事实上，优惠的政策和优越的投资环境对一些大企业落户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近年来，我国不少城市在这方面运足了气力，以便筑巢引凤。　

　　为吸引大型企业集团的总部落户，并解除当地政府的后顾之忧，上海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服务全国扩大对内开放的若干政策意见》，这成了吸引外地企业进入上海的“催化剂”。而如今面对外地企业的“迁都沪上潮”，上海又在努力实现从“政策效应”到“服务效应”的大跨越。市政府已要求工商、财税等职能部门加强服务意识，并推行“一门式”服务。更重要的是，上海经济运行将有步骤地实行社会化管理，在工业和贸易领域内都将减少政府干预，逐步实行大行业管理，以早日形成高效、规范、配套齐全的城市综合服务网络。这一切的改变，使原本一些持观望态度的企业，终于下定决心把总部或销售、结算中心搬到了上海。　　　

　　在深圳，市政府出台了《深圳市支持金融业发展若干规定》，对金融机构总部及其员工实行优惠的土地和房屋租赁政策，而今年3月18日，以成熟的金融环境及强大的金融服务为背景的时代金融中心隆重开盘，这标志着深圳对“总部经济”的高度重视。　　

　　利益之间的博弈

　　据报载，2002年8月，私企纳税大户远大集团要从长沙出走！这一消息是远大通过非正式途径向外界透露的，而长沙市政府则保持了沉默。明眼人一看便知，在这种微妙的僵持中，双方仍然在暗自较劲。据有关人士分析，远大所仰仗的是税收、就业机会等，而政府所把持的，是包括政策在内的所有经济资源。据悉，远大扬言“出走”，跟在当地申请不到创新基金有关。此外，从长虹的股权结构、人事调整等方面也可以看到，政府的手无时无刻不在企业里挥舞。因此，远大的“搬家风波”也好，长虹的“迁都异动”也罢，有人认为，这是企业向政府索要某种资源而进行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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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当家人 “入世”步履可从容 （2000-06-27, 《销售与市场》1999年第九期，作者：戴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