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亿赎金：从红帽子到买产权〗

　　零点调查董事长袁岳问何鲁敏：“你本人也是很早就出名的企业家，和很多创业的第一代企业比，你的发展是相当慢的。这个速度的相对滞缓，是不是因为你个人的学习比较缓慢，你学到哪儿企业跟到哪儿？”

　　何鲁敏毫不隐讳地承认这个现实。但是，也许让何鲁敏还稍许安慰的是，和他们同时代出身的企业，到现在基本上也是所剩无几了，而他的亚都毕竟还“健在”。

　　何鲁敏说：“我觉得问题应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我们自己企业发展来讲，正如袁先生所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学习能力。我认识不到的事情，别人很难替代我认识。这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中国企业很普遍的事情。企业的领导者能够认识到什么程度，可能这个企业就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之所以发展慢，确实和我这个技术出身的领导者有直接关系。但从外部的原因讲，亚都也确实经历了各种起伏风浪，比如：产权问题、市场环境问题、经营战略问题。

　　“比方说产权问题，我们那时办企业是没有私有制这个概念的，只能戴一个红帽子，叫集体所有制。其实是花我们自己的钱，和集体没什么关系。大概早期的中国民企90％左右是死在制度上的。活过来的几个企业，我可以给大家列举一下：一个是用友，他们在1993年的时候经过一次分裂，最终形成了明确的私有制；一个是四通，它采取了把产权问题搁置起来，而是靠四通的子公司活下来了，其中也包括新浪；而联想是由于国家给了特殊政策，允许在号称国企中间得到一部分股权，确立了比较完整的产权。亚都却是通过创业者用一亿元资金进行集体赎买，逐渐过渡到了现代企业制度。因为亚都走的是赎买道路，所以我们亚都在资金积累方面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也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2亿学费：从多元化到专业化〗

　　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亚都也受到了经营战略的影响。当时何鲁敏受到了“鸡蛋搁在一个篮子里最不保险”的论调影响。所以亚都做加湿器，也做空调，还做了脑黄金，甚至很多人不知道，何鲁敏还做过房地产，也开过饭馆。

　　“后来我们发现鸡蛋还是搁在一个篮子里保险，为什么呢？这鸡蛋搁在一个篮子里，我两手紧握着，眼睛死盯着，就跌不了，就算人摔跟头，也不让篮子摔。我要是把鸡蛋搁在十个篮子里，算是吹了，绝对看不住。不是这个碰了，就是那个掉了。我们在全国有很多的子公司，但看不住它，平时发现它们都赢利，最后想收回来的时候，一清盘，发现每个子公司都亏损几千万。再后来我们发现：鸡蛋完全搁在一个篮子里也不一定合适，两个篮子，一手拎一个比较好。但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经验是付了高昂学费的。我们早期收买产权时，花了将近一个亿，从多元化转型到专业化的过程中大概又花了两亿。”何鲁敏调侃着自己。

　　〖2亿包装：从想上市到多缴税〗

“我们还亏在盲目追求上市，谁知道民营企业上市是为了什么？到现在我也没闹明白！当时，我们就想上市，时髦啊！北京市很照顾我们，初审全过了。后来我们想明白了，还真不能上市：原来是我们自己干这个活，企业管理就这水平，一旦上市，全给抖搂开了，大家都盯着我们，可不利于我们的市场形象。所以，我们在最后一天把上市申请撤回来了，为此我们又损失了两个亿。为什么？这个道理咱们不用深说，上市总要包装一下，利润可以假，但税不能假。结果我们按包装的利润缴了税……”

　　〖人才困惑：从引进到培养〗

　　似乎大家看透了这是一场难得的真心交流，于是有人站出来问了最挠何鲁敏心窝的问题，那就是人的问题。了解亚都的人都知道，这个企业是个很著名的黄埔军校，很多知名民办企业的高管甚至创始人，都源自亚都。但另一方面，亚都对外又是求贤若渴。

　　“企业发展的最大问题就是人！第一，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中国有很多有志气的人，都属于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者。他到你这儿来做事，本身就是为了先当鸡毛，准备往鸡头发展的。这是你勉强不了的。所以寻找自己的志向、发展和企业发展相符的人，是有一定难度的。第二，我们公司的中高层干部，基本上都是自己培养的。我们公司很‘老’了，在公司工作10年以上的职工，就有近百人，占了整个公司职工队伍的1/4左右。这部分人目前大部分在中高层。为什么呢？是不是我思想比较保守，不愿引进人才？不是的。我们多次通过猎头公司满世界挖人，你说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最终，人又走了。

　　“留不住的原因很多。一种原因是有的人西服穿得很漂亮，但是内在素质实际很差，没有真才实学，又要得很高，从企业来说得不偿失。什么澳大利亚的、美国的，我们都用过。还有一个情况是，他们和我们的企业文化不相容，这是很正常的。任何一种移植、嫁接，成功率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有一部分人就被排挤走了。最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高层干部一定要自己培养，中层干部则要积极引进。我们现在也在搞绩效考核，但是考核确实和行业、和他从事的工作有关，比方他做的是技术工作，他的绩效考核和职能部门的考核差距就很大，这方面到底怎么做？我们也在琢磨这方面的事。最重要的难题是量化。销售人员很容易量化，但是也有很多工作很难量化。这可能也是我们一个永恒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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