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海的一次柳传志与记者的见面会上，柳传志公开表示：在1990年左右，联想的电子计算机元器件大部分是走私进来的，虽然当时政府也明确规定走私是违法的，但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这么做，联想在这种大环境下为了存活就必须降低成本，因此也只好走私。有一次被查出来，罚了300多万，但后来还这样做，直至走私彻底打干净了。“我们如果不做，当时的情况下就没法活。”联想还做过假账偷税漏税，因为当时许诺过给销售人员高额提成，如果按当时的政策要对企业付给员工高收入征收几倍的税，“当时的情况是要么违法，要么企业垮台。”

　　80年代初期并不是一个倡导“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时代，但是，如果你没有一点冒险精神，那你的企业基本上就是做不起来。

　　孙大午已经因为非法集资被判刑3年，缓刑4年，作为一种犯罪的形式，孙大午只能说：我认罪了。但“非法集资”的这个罪名却也被各个地方适当的解释着，号称“厦门第一村”的马塘村村支书、阴鹭集团董事长陈清渊告诉记者，在企业刚刚开始扩张的时候，我们也变相地利用了一下村民的征地用款，虽然也付给了他们相应的利息，但还是手心里捏着一把汗。

　　目前还算成功的企业尚且存在着这种不明不白的原罪问题，不可否认，那些大浪淘沙中已经离去的、或者是沉淀下来的企业的原罪问题就更是明显。

　　在阴天里，没有人会做阳光梦。

　　马克思说过，在资本的积累过程中，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那么，对这些已经走到今天的这些人而言，他们有没有原罪呢？

　　对于这种原罪的提法，现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的著名经济学家杨帆先生表示：这个词语发源于张维迎这些新自由主义者，他们在2002年达成共识，并被传媒界捧成了中国的改革之星、改革风云人物，成为企业家追捧的对象。他们这样表述：中国的民营资本是一个暴富阶层，是有原罪的，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走私、或者是卖假货的行为，特别是随着刘晓庆被抓事件，就更让这些经济学家们找到了发挥的理由。

　　事实又是怎么样的呢？没有人会说“傻子瓜子”也存在着原罪问题，也没有人说丁磊存在着走私的嫌疑，对于原罪的存在也仅仅是改革开放当中的某一个过程中对某一类型的人产生的。杨帆强调，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权力资本化的过程，这是一个事实判断，是实证分析的结论，而不是价值判断，不是道德分析的结论。可是，这是一个明摆的事实；杨帆进一步指出，这个“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带有必然性，因为原来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弊端，就是权力不受群众的民主监督制约，改革开放后一旦鼓励追求私利，中央实施分权让利，干部集团就开始瓜分人民群众在过去积累的国家和集体资产，这就开始了“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其结果就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大量破产，工人失业下岗，同时原来的干部集团成员变成了资本家、董事长、总经理、大款等。这个过程也就是产生“原罪”的过程，。

　　因此，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获得原罪的。就原罪而言，这是一个阶段的产物，在每一个国家都似乎天经地义的曾经存在过，甚至比较中国的这一点原罪来说，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杨帆进一步解释，“马克思不是说了吗，原始积累就是靠暴力，这个东西天经地义，都是一样，在英国、美国的18世纪、19世纪，他们贩卖黑奴怎么样了，贩卖了你又怎么样呢，弄死了你一亿人你又怎么样呢，谁让你是劣等民族呢，谁让你打不过人家呢。拉美那边还灭绝了一亿，今天的人们可能知道他们是怎么掠夺黑奴的，但是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灭绝拉美的。那么，他们是用了什么办法呢？就是类似SARS的东西。当时欧洲闹传染病闹的很多，流行天花，死了十分之一的小孩，得了天花没死的就有了免疫力。欧洲那些流氓，活不下去的那些人，就跑到拉美，把得过天花的人的毯子送给印第安人，所以印第安人很快就灭绝了。他们用的就是传染病毒的办法；拿枪打不死那么多人，成本太高，按照我们学的科斯收益成本理论，杀一亿人至少要一亿颗子弹，打一枪还有打不着的时候，那也挺费钱的。人家不用这个，就是咱们交个朋友，我有天花，你没有，这个褥子有天花，慈善的往你身上一搁，回去全得，一传染，全死，那叫一个快。”

　　这也是积累原始资本的方法，血腥的很，但是他们今天就学会讲人权了，毕竟经过了上百年，这些一代代的新生代逐步地将这种原罪过滤掉，然后换上牧歌式的说法。从这个比较来看，用20年左右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发展上百年的路程，中国的原生代企业家仅仅在某一个阶段存在着原罪的说法是可以比较的，但我们也必须辩证地看到，今天已经出现的新生代也将逐步过滤掉这些。

　　在80年代-90年代，我们经常听到深圳、东莞的一些服装厂锁起铁门来干活，以防止员工你上厕所耽误时间的血腥，但与此可以相对比的是：今天的丁磊却很难把他的技术员们也锁到一个房间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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