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企业界，李东生被称为诚商。

　　在近年来社会信誉一度产生危机，诚信被各界呼唤回归的时候，1993年的李东生依靠自己的信誉从香港借了几千万的款项，解决了当时由于国家宏观调控造成的企业危机。

　　“这不是一种正规的企业借贷——我们企业甚至连外码登记都没有，也不是国家批准的，更不是和银行借——银行借不到，因为你不符合它的贷款条件——而是朋友公司借给你的。其实当时我是很“大头”（头疼）的，因为如果我还不起的话，整个面子都赔进去了。”至今回想起来，李东生都有点后怕。

　　但危机是一个企业家的试金石。当年，依靠这种个人积累起来的信誉的力量，TCL刚进入彩电业务就取得了高速增长。这一经历使他早已体味到做企业做事做人信誉、诚信的重要性。

　　到1996年，李东生的诚商形象再次发挥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当年，TCL彩电的合作方长城公司董事长蒋志基去世，由于竞争对手的阻挠，生产基地被他人控制，这等于自己的命脉受制；加上当年长虹发动价格战役，TCL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后来陆氏蛇口基地要卖，但以当时TCL的实力又不可能全部收购过来。这时，李东生又一次以自己在香港的良好形象成功说服陆擎天老板采取合资的方式对生产基地进行兼并重组。

　　兼并陆氏后，TCL的40多位管理人员进驻陆氏在蛇口的彩电生产基地，由于陆氏的员工全部留用，在磨合过程中难免有碰撞。陆氏的员工向他们的老板反映时，陆擎天只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个企业我已经交给李东生了，有事你们找他。”

　　无论是对下属、对合作商，李东生都是以诚相待，他的这种作风在企业内部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凝聚力。在企业界，TCL对分公司、对下属公司的负责人授权之充分，国内企业几乎无出其右；TCL的分公司遍及全国，但很少出现过经理卷款而逃事件；有许多职员即使离开后仍然对TCL抱有深厚的感情，这些都与李东生的人格魅力和其身体力行所带动的企业文化牵系有莫大关联。

　　愿意承载多大的责任，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就。李东生的人格魅力之处还在于他的勇于承担。

　　2002年7月，在集团企业文化创新千人大会上，李东生激情满怀地作了《创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企业文化》的讲话。在发言中，他几次把自己的责任提出来加以检讨。

　　“现在有些企业经营不善暴露出来的问题，确实令我们震惊，我作为总裁也深深引以自责。”

　　“过往两年，我们有好几个项目，亏损额竟超过了项目的注册资本，这是完全不合理的，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项目都能成功……这暴露出我们在管理上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我作为总裁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前几年全球IT网络热，GE也认真作了研究，但他没有盲目投入……很多中国企业，包括TCL，就没有这种意识，我本人作为总裁对此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现在我们有一部分企业包括集团总部，员工活力激情不够，主动承担责任的意识不强，这和我们领导者自身有直接关系，包括总裁本人也要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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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成功企业的总裁，在一个企业内部大会上作这样的讲话是罕见的。这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勇气和责任。李东生同时又将这种承担责任的作风灌之于广大的企业干部，并视之为企业家精神：

　　“我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就是企业经营者在拥有管理权的同时主动承担经营责任，把企业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做，要做企业的主人而不是被雇佣者，这样使得管理者有更大的激情和活力。”他强调指出，“这种企业家是我们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还有，李东生从来不计较个人荣誉，每每讲到TCL的成功时，他会首先感谢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其次要感谢广东省和惠州市政府以及许多的领导，再次要感谢TCL的广大员工，而对自己所起的作用，几不提及，这种宁静淡泊可谓独树一帜。其实在中国，企业家对于企业的兴衰成败几乎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李东生对自己要求严格，宽以待人，对下属他总是授权充分的权限，不断地给予机会，并公开声称允许失败，这使得TCL成为企业领导人的大熔炉，培育出许多企业精英领导者，像电脑公司的杨伟强、移动通信公司的万明坚等等。这些人和李东生一道，构成TCL多元的灿烂群像。这也是TCL最具魅力的地方。而它的出现，显然与李东生的宽容和鼓励有关。

　　有人说，在中国这种人治化的社会环境里，企业注定也是人治化的企业，因此企业的境界也代表着企业家本人的境界，而企业家的人格素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潜力如何。此论若非虚言，那么TCL现在公认的成就当成为李东生人格力量的一个最好注脚。

　　在李东生办公室里，至今仍挂着幅匾额，上书“天地正气”四个大字，李东生说这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和期许。“你让我讲，到现在我也讲不明白到底怎么解释‘天地正气’，但是我总感觉看到这四个字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一个人能够很坦然地对着这四个字、这句话，我觉得就能够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和你一起工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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