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事情也没有完全恶劣到这种地步，对安万特这样的欧洲公司来说，虽然同类产品比美国生产的要便宜，但是它们的利润率并不低。

　　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政府的定价原则：一般来说，处方药都会有统一的价格，不会因为成本的变动而改变，此举迫使欧洲企业想方设法在消减成本上下功夫，美国公司在这一点上恰恰相反，基本不考虑成本问题。统计数字说明，1992年，欧洲药业整体的成本比美国要低30％，到了现在要低60％，光是2003年，同类产品的成本就节省了1600亿美元，而从1992年开始计算，整体大概是一万亿美元左右——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两家以生产低成本药著称的法国公司合并，将会对全球医药界带来重要影响的原因。

　　分析人士看来，这也是美国公司嫉恨欧洲的原因，美国食物和药品管理委员会（FDA）海外部门的负责人马克·麦客林曼（Mark McClennan）说：“美国药品昂贵的原因是厂商把新产品的研发费用都计算在成本内，而这当中，有些研发不一定就能出成果的，这种做法其实让不少美国人生气。”

　　但另一方面，在欧洲内部，节约成本的做法却遭到反对，一位不愿意透露姓氏的欧洲咨询公司的负责人本（Bain）和他的合伙人保罗·罗森博格(Paul Rosenburg)在最新的研究中说明：“如果欧洲的政府和公司持续这种策略，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失去创新能力，而且更可怕的是，如果到那时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可能导致不理性的投资放到本来就落后的研发上。”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在不断需要研究新产品对付各种疾病的医药行业，大量的研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美国的医药巨头们虽然为成本伤透了脑筋，但持续的研发，让它们一直在新品领域领先欧洲。十年前，欧洲和美国公司在这方面的整体投入差不多都是100亿美元，而现在美国几乎一年就是300亿美元，欧洲则不到200亿美元，而且呈现下降趋势；投入最少的德国，每年研发费用的比例甚至还有下降的趋势。

　　反映在成果上，在1993年到1997年，欧洲新发明的化学药品有81个种类，而美国只有48个——但是到了1998年至2002年间，情况却倒过来了，两者的数字是44和85。

　　另一个直接的好处是，高投入的研发费用为美国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根据本和保罗·罗森博格的研究数据表明，1999年到2001年，美国这方面新增加了42％的工作岗位，而且都是属于高投入高产出，这些人为美国医药巨头们创造了121亿美元的价值，相反在欧洲，这方面新增的工作岗位少得可怜。

　　所以在不少分析人士看来，尽管欧洲的廉价药依然有强劲的利润，但是也面临着失去市场的风险，欧洲的消费者开始愿意在选择药品时对比美国的同类产品，而只有如墨西哥等南美洲国家依然保持对廉价药的兴趣。

　　这不能不说是欧洲药业在大整合前遇到的最大难题，尽管葛兰素史克的总裁让·皮埃尔(Jean-Pierre)不认为这是欧洲缺乏创新能力导致的结果，但事实却是，欧洲依然在新处方药投向市场时，制定坚硬的价格原则，此举多少扼杀了公司们对新品研发的热情。

　　当然，在分析人士看来，保守的价格策略到底如何影响研发是一个复杂的原因，本和保罗·罗森博格就认为这要根据每个公司不同的定位、以及研发的实际力量来决定，而且也不见得每个欧洲公司在这方面处处落后。比如葛兰素史克就想到了一个即减低成本又保持一定研发水平的办法——他们把一部分研发机构搬到了印度的班加罗尔，在那里工作人员的薪酬不高，而研发水平并不比总部的其他地方差。尽管这种全球化的做法和欧洲传统的国家主义原则有出入，但是这对他们尽快把研发变为产品，并迅速投入零售市场有好处。

　　整体而言，欧洲公司做的努力还仅限于个别领域，过去的十年，美国已经和欧洲拉开了距离，而且从现在来看，距离越来越大。虽然在美国，药品投放到市场也会经过FDA的检验和监督，但是速度却比欧洲快了很多，对欧洲公司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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