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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业：大公司，大麻烦 7 上页：廉价药：欧洲之累 凡事皆有长短，尽管美国医药公司在研发和市场速度上优于欧洲同行，然而它现在却陷入了另一个窘境——五年前，这些公司还是为每一次新药的诞生而兴奋不已，而现在它们却在公众眼中成了任性的坏孩子，因为和其他任何行业相比，它增长的速度实在让人觉得这是不折不扣的暴利，甚至在苛刻的批评人士看来，高投入的研发费用也是其“变坏”的表现：大量的钱花出去了，最后却变成了如同电影《黑客帝国》中被复制的特工一样，不少新药和以前的产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在零售领域，医生和制药公司“勾结”起来，为患者开出不必要药品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甚至连医院日益昂贵的费用也是因为药品价格提高所致，而这部分的承受者依然是普通的消费者。 当然还有国际组织对它们的谴责，不少观察人士指出，这些美国公司把一些并不先进的药品销售到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国家，但是往往还制定和发达国家一流产品一样的价格。 因此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真正让公众不安的原因不仅是医药行比其他领域更容易赚钱，而且赚钱的方式也不那么光明。 与公众不同，医药公司的股东们眼中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情形：公司的销售和研发人员想尽了办法，但是利润却在下降。于是股东们开始抱怨，真正的原因还是药价偏低——如果他们的抱怨成立的话，那他们又和公众陷入了对立的局面。 也许让这些医药公司陷入这种两难境地的原因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对这些美国人来说，医药只不过是一种商品，不需要承载太多的人道主义，“他们从来不重视对公众意见的收集，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也毫无同情心”，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官员说。 而且在开发新药的过程中，它们也显得急功近利，一位曾在默克公司工作多年的老员工回忆，最初从确定要开发一种新药，到研发、生产等诸环节要经过严格的考证，一般会要求五年以上的时间，而现在哪怕只是在某种药品上有一点点小的改进就会马上投放到市场：“并且现在很多药的研发都会以试图改变人类基因来冒险。” 对这些公司来说，制定一个长期的新药品计划是迅速改变形象的最佳做法，不少业内人士建议把公司每一笔研发的计划和费用在不泄漏商业秘密的情况下公之于众。他们举出欧洲同行葛兰素史克的例子，这家公司在不久前公布了一个用水果做实验品的新药开发过程。如此一来，有助于公众判断新药定价是否合理，而不只是在看到药品单后抱怨价格高了。 不过这些好的建议现在仍在口头阶段，几乎所有的美国公司们都受到过类似的忠告，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它们大多数还是沿用老一套的做法，不到FDA等监管部门来干涉的话，或者普通消费者出现强烈的抗议时，它们不会做出自我调整，更极端的说法是，它们对公共卫生系统置若罔闻。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药的昂贵就不难理解了。如果仔细考量医药公司的价格体系，可以看出，它们实际没有对不同疗效的药品做出分类，更没有对不同类型的药品做出定价的划分，如果用“混乱”一词也可以形容现在美国医药价格市场的情况。现在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国会身上，据称，要求制定分类标准以便让药品价格清晰起来的法案正在美国国会审议，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不久后会通过。■（黄河/文） 久治不愈的抑郁症？ 你可能是下一个—— 想想看吧，如果突然有一天被告之，你一直服用的某种药品实际没有任何功效，它起的作用只是心理暗示，因为你相信它在说明书上所说的一切。而买这些药，你又花了大笔的钱——你该怎么办？投诉还是自认倒霉？ 大多数的美国消费者选择了等待，他们希望医药公司能在舆论的攻击下，公布隐瞒事实的原因，但是依然有人把状告到了美国食物与药品监督管理委员会(FDA)，后者立刻做出了反映，在二月份它们开展一项关于这类药品——主要是抗抑郁的药品——是否适合在十八岁以下人群中消费的调查，因为他们担心这些药品会对自制力差的年轻人造成不好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尽管美国不是第一个采取这种措施的国家——英国在去年就颁布了法令，禁止这类药品在未成年人中销售。 抑郁患者仿佛看到了盼头，但是FDA做出这种调查的同时，还在为以前的医药销售原则开展激烈的讨论，这有可能促使整个西方社会对奉行了二十余年的医药市场开放准则做出修正。 这可就说来话长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以促使医药公司的产品能迅速进入市场，此前，这些药品要进入市场，必须经过医生的严格求证。而法案通过后，药品进入市场则不需要这些烦琐的程序。在分析人士看来，这项法案二十年来催生了一大批一流的医药公司，然而也让医药公司开始确定一切以市场为导向的策略——根据人类每一次出现的新病种而开发新产品，而不像以前考虑更多的是人类的福祉。 现在看来，这种“市场第一”的导向多少出现了问题，研制出那些实际没有功效的药品不说，而且也让不少私人医生——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全力为患者着想的——变得无所适从，因为私人医生实际上也没有在药品上市前检验的权力，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向患者推荐各类药品，然后让患者定期回馈疗效，看看这些药是否真的管用。 舆论的火力集中在Lilly 公司生产的Prozac、 葛兰素史克生产的 Paxil和Pfizer的Zoloft上，这些都是抗抑郁的药品，虽然依然对很多消费者有吸引力，研究结果也表明，这些药品中含有的复安栓对平衡人体机能有作用，但更多时候，它们还是无法让患者安静下来。 Paxil更是早在1996年就被发现有安全隐患，但是直到2001年才开始在市场上招回，这段时间，葛兰素史克一直拒绝就此发表声明。最有戏剧性的一幕是，当《洛杉机时报》的一个记者去询问简·莱斯其利(Jan Leschly)——Paxil药品核心的研究成员之一——时，后者的答复是，公司并不想误导大众，那只会对公司不利。但是被问到为什么不在说明书上写明这些有安全隐患的副作用时，简说，“有些人并不会看完说明书，现在我有个律师正要谈论这个问题，我必须走了。” 原载：《环球企业家》2004年三月 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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