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代者与被取代者

　　这些台湾经理人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族群。他们聚居在北京、上海以美元计价的社区里，就像台北的天母。他们跟一般的台商也没有什么交流。

　　台湾女记者汪仲的丈夫是肯德基中国的总经理。她丈夫那一届的台大同学，在大陆工作的人，坐下来就是一桌，他们常笑自己是资源回收、废物利用。十年前，外商在中国内地的管理阶层都是台湾人，薪水是台湾的薪水加15％。这些专业经理人，最后总要碰到本土化的问题，外商迟早要培养大陆本地人才，最后连总经理也会是大陆人，所以目前来大陆的专业经理人是最后一批。

　　应该说，从管理经验和文化理解等方面来说，内地的员工相当佩服来自台湾的这些职场老将。但是一位曾在摩托罗拉工作的内地经理人说，他最担心的不是台湾经理人的能力，而是台湾经理人是否喜欢在公司“拉帮结派”，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很容易引起公司内部削弱战斗力的帮派之争。

　　这些在公司内部看不见抓不住的灰色的影子，使双方产生了隔阂。

　　他反映，从2000年元月，摩托罗拉（中国）公司网络部将几个重要的职位都陆续给了美籍台湾人。2001年底，当有中国员工不断地询问公司人力资源主管“什么是公司管理人才本土化的定义？”时，得到的回答似乎是“亚洲化”。这名员工认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时的总经理将其曾在AT&T工作过的上司姜家齐（John Jiang）从台湾的一家公司招募到北京任其“助手”，他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之后姜又随之而去。

　　据悉，姜家齐在2001年任中国区网络部总监3个月后，就被任命负责亚太地区的R&D部门。上任不到2个月后又去担任中国区的研究院工作。过了几个月，又到摩托罗拉（中国）公司总部任职。摩托罗拉（中国）公司内部员工讲到：“如果没有内部关系，姜家齐能这样随便在公司内部 ‘跳槽’吗？公司的人力资源制度对就没有约束吗？”

　　有人曾向摩托罗拉公司中国的人力资源部总监李重彪先生反映过这一事实。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位人力资源部总监的回答是：“官官相护，我也没办法”。

　　昆山汉邦咨询公司李仁祥认为台湾经理人在使用人才方面的确存在一些提拔亲信的倾向，但是他认为这和本地经理人的成熟度和双方缺乏信任基础有关系。他说，很多台湾经理人来内地之前都要向朋友打听当地的情况，但是听到的经常是“小心捣鬼”。很多内地的经理人不够职业，最简单的例子，很多内地人辞职信递上去后就不回公司，而台湾经理人一般要有1-2个月的交接时间，让公司正常运转下去。

　　惠普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企业联盟部总经理佘永旭也深有这方面的体会。惠普是公认的职业经理人黄埔军校，佘永旭也希望尽早从中走出本地的优秀经理人，但是他认为有些本地经理人对企业忠诚度不高，缺乏诚信。佘永旭绝对不许员工从渠道商中拿回扣和好处。可是他发现，在实际中，总有些本地员工“耍一些小花样”。一名业绩相当不错的员工每年都要举办几次大型的宴请，不是庆祝父母、就是庆祝妻儿的生日。佘永旭后来发现，他邀请的人中，10桌倒有6、7桌是HP的经销商。他忽然发现，这是规避公司禁止回扣法则的方法。来参加宴席的人总要包个红包送给主人，至于礼金多少、背后还有什么特殊要求，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我在台湾、香港都管理过渠道，但是想出这样要灰色收入的办法的只有在内地，这也是特色吧。”　

　　安海斯-布希亚洲有限公司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程业仁对这个问题并不讳言，他幽默地反问：“拉帮结派是台湾经理人的特点吗？中国人的特点吧。”但他认为这个问题在规范的跨国公司中不会非常严重，因为有一个尚方宝剑悬在头顶——业绩。“有业绩压力的时候，作为管理人员一定要找最有能力的人，而不是找亲近的人，拉帮结派最后业绩做不好，就是一起死。”

　　沉默的那一群

　　虽然常常站在镁光灯下，台湾经理人总是更愿意谈论公司而不是个人。

　　他们不是带着红帽子的国企老总，可以理直气壮地宣传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不是国内的民营企业家那样，作为改革开放的代表，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跃上前台。他们的处境相当尴尬，夹在盯着业绩的总部和不成熟的下属之间，身处台海微妙的政治气候下，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量缄默，只在和业务有关的相关场合说滴水不漏的经过训练的职业话语。

　　根据徐宗懋的著作《务实的台湾人》的分析，台湾人有投机与妥协的倾向，台湾人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形容这是“岛民的生存艺术”。但这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与其他地区来的职业经理人相比，他们有更加尴尬的一种境地。

　　这使他们分外敏感。在今年的博鳌亚洲经济论坛上，一名台湾出身的职业经理人发现，尽管来的政府和民间组织首脑相当多，但是没有一个像以前那样热情地和鸿海总裁郭台铭握手谈话。

　　郭台铭在台湾是一流的企业家。目前，鸿海以“富士康”为名在内地共投资了28家企业，分布在华东、华南及华北等地，鸿海已成为中国外商投资企业中的第二大出口商。关于郭台铭在博鳌亚洲经济论坛受到冷落的观察可能以那个经理人的个人体验居多，但是他代表了来自台湾经理人相当谨慎敏感的特质。5·20前后，一些台湾团体组织后援团等，大多数经理人都没有参与。

　　但是，现在怎样摆脱身份尴尬？寻求尴尬解决之道的人不在少数，很多台湾出身的经理人正在刻意淡化身份，多数加入美籍，以求避开可能的政治风波的影响。“认真作生意，不趟混水，才能稳赚不赔”。这是一位台湾经理人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心声。

　　他们还在路上，将在未来面对职场的更加惨烈的争夺与淘汰。如何在跨国公司总部和中国政府中间把握平衡，获得可持续的价值认同，仍然是在眼前难以逾越的横杆。他们的心情可能用多年来一直排名第一的闽南语歌曲做总结最为恰当：《爱拼才会赢》——“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原载：《环球企业家》2004年6月 总第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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