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零售企业来说，今年与其说是零售开放的大限年，不如说是中国的宏观调控给零售企业带来的“将军年”。从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零售企业百盛集团到现在的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欧尚、大润发等等，中国零售企业经历了将近十年的观摩和学习，甚至已经进入了某些城市的贴身战，我国本土零售企业也似乎对这些外资零售商的套路了然于胸了，不再象以前那样，视为什么洪水猛兽，甚至象一些媒体煽风点火般的说中国零售业是否会全军覆没等等，因此，什么大限年、外商全面进入等，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了。但是今年国家为防止经济过热，而相继出台的一系列宏观金融调控政策却险些让中国的零售企业翻了船。

　　不是别人将我们的军，而是自己将自己一军

　　这次影响，按照某些零售企业的老总话来说，无异于是一场中国索罗斯刮起的金融风暴。一些大型零售企业集团也由此进入了“三紧状态”：流动资金紧、厂家催要货款紧、跑马圈地紧。

　　为什么嘶杀声震天的国外零售巨头没有使我们弯腰，而一次很正常的国家宏观调控却险些让我们翻了船呢？

　　我国大多数零售企业脱胎于原来计划经济时代大国有、大集体的百货商场、供应商社、物资公司、外贸等，长期以来形成了单纯依靠国家银行贷款、占压供应商货款的而维持发展的资本运营模式，靠自由资金或者其他途径获得的资金比重却很少。这样不仅不利于公司建立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不利于实行公司法人治理，却是因为单纯依靠银行借贷，使公司资金成本增加和运营风险加大，而外商零售企业却和我们做法不同，它是根据不同的区域市场和不同的组织战略而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金、资源的获取和有效利用，显然后者是既节约资金、扩张速度快，又降低进入市场风险，比如，沃尔玛和大连万达的合作，台湾大润发和济南人民商场合资等。随着大限的放开，这些国外巨头即使不采用这种进入方式，它们在中国扩张中，也很会利用各种优势力量，靠其强大的组织力，使其风险和运营成本较低，如沃尔玛进入某个新市场前，首先做的是梳拢当地市场供应商关系，而不是象我们企业做的那样，先和当地政府、银行关系搞好，然后广告轰炸，门店开业时，货源从外地或总部往这个地方调，最后等门店开的很红火时，再陆续接待供应商，并据门店而索要高额的进场费、促销费等。

　　其实，我们的本土零售企业在中国有着外商不可攀比的固有优势，那就是商业人脉、地产、政府、银行支持等等。但我国的零售企业却不把这些东西作为推进自己发展的动力，而是将这些作为玩商业噱头的铺路石，搭建一些自己主业不需要的所谓的投资形式，如搞百货商场的自己连一个商场还搞不好，非要和县城的一些单位搞什么超市连锁，结果门店开了一大堆，不能实行统一配送，一个个面子上很好看，都叫某某商场，却个个亏损。有的甚至出现了由于长期占压厂家资金不还而被厂家哄抢货物的局面。我国零售企业更有甚者，靠厂家资金和巨额的银行贷款，搞什么医药生产、房地产开发，有的还做起了地方旅游生意。搞这些所谓的多元化经营，其实质不是钱多的用不了，而是钱借的容易而花的又无拘无束。按照一位老总说的，如果不搞这些投资，银行能继续借给钱吗？不借给钱，能转起圈来吗？结果钱越借越多，圈越转越大，几乎所有在本地设立的银行都借贷过遍了，而亏的窟窿却也越来越大。那么有人会问，这么多钱（几亿，甚至上十亿）慢慢亏下去，没人管吗？谁管？银行管，等破产了，一纸债权书拿去冲坏帐去吧！因此，中国这次宏观金融调控加大了对银行借贷的管理，那种原来靠集团类关联企业互相担保，现在不能互相担保了，改为请外部企业担保，降低了银行放贷风险，限制了一些企业“无责任”借贷；原有信用贷款全部置换成抵押或质押贷款；对信用等级和授信业务管理日趋严格，包括信用贷款、贷新还旧等业务受到严重限制；伴随土地市场整顿，办理土地等不动产抵押、质押业务，程序也更加严格和规范。这些相关政策的推行，虽然给我国主要靠银行借贷的企业带来了暂时的阵疼，甚至有的被迫靠变卖自己的企业部分股权、房产、设备、工厂等偿还银行借贷、供应商债款。但是，更多带来的是阵疼的警示和变革，那就是加快推进自己的产权改革，合理调整资金结构，砍掉和变卖非主营资产，改变过去一味抢市场占有率而不要利润赚热闹的经营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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