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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国企业再造之门(上)
7 上页:第 2 页 决定企业兴旺发达的根本在于制度 记者:王总,诚如你说,所谓文化,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那你前两年精心领导组织古井“批判与再造”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又是出于何意? 王效金: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解决,其间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换个角度讲,“再造新古井”这个问题的提出,与“如何再造新古井”这个问题的解决,其间的差距,是不能用距离衡量的!前两年,我们清理旧思想,调整心态,梳理问题,采用大学习、大讨论的方法是非常有必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认清问题的根源,采用有效的对策,以治病、除病。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能再沿袭过去的方式,继续大学习、大讨论吗?我们不能犯“文革式”的错误!现在古井的病,是一个系统的病,不是靠哪一两个人自觉性高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按照去年制订的整改措施,古井和古井人都要着眼于从根本上,从体系、体制上系统地改;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改正,实实在在地一步步地改,这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最有效的办法,才是企业管理成本最低的选择!否则即使深刻梳理了,但是一面临具体问题,一牵涉到个人利益,便失去正确的处事态度,老毛病又犯了。所以,我们“再造新古井”活动采取新的方法,由务虚走向务实,完成我们制度的设计、制度的选择、制度的建设。 记者:前阶段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个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已经从依靠领导人的政治意愿转移到依靠制度来规范,已经充分认识到“制度反腐”才是中国反腐工作成本最低、最切合当前实际,最有成效的道路。我想这也说明大家认识到了现阶段决定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不在于文化,而在于制度,在于制度的选择和设计! 王效金:你说得不错。同样对于我们企业而言,正如前面所说,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与再造工作,要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机制来激励、规范和约束员工行为。到过国外的同志,尤其是到过国外发达国家的同志都有一种感受,在外国酒店里,他们的服务员对你笑,给你提供微笑的服务,你会感觉他们的笑是发自内心的,那笑的是非常甜蜜的,叫你感觉心里是非常舒服的,会感觉那个笑是很真诚的。而在我们国家你可能在一些酒店或其他场所会看到一些服务员笑得很职业,但是就因为他笑得很职业就让你感觉到他笑得很勉强。外国人不知道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啊,也没进行过学雷锋思想教育,但在他们那种成熟的市场机制的约束下,他们自然地做到了优质服务这一点。他认为是你的光临才使他有了挣钱吃饭的机会,所以他应该好好服务,好好感谢你才对!这就是制度建设在起到根本的作用。用制度来保证优质的服务。 所以今年我们夏季的这次活动,重在务实,重在给古井设计一套科学合理的利润创造机制和分享机制。要依靠团队的力量,依靠制度的力量,在先进理念的指导下,虚实结合,苦练内功,强化“落地”,形成一种良好的制度,形成一种系统的支撑力,来彻底地摆脱国有企业种种弊病。要学会做“造钟”的人,而不是仅做个“报时”的人!
不要以个人道德来替代制度 记者:只要关注一下当今中国企业制度执行情况,我们不难发现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一些企业家,特别是小有成绩的企业家总希望把自己标榜为道德高尚、敬业奉献的人,总是以个人的价值取向、道德情操为标准来衡量事与人,总把个人的精神境界、喜怒哀乐和行为准则来替代市场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王总,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效金:一个企业家,若这样按刚才你说的做了,从表层看,他确实是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但是殊不知在他的操作中恰恰是个人破坏了制度的建设,贻害无穷。我说过去我们的一些制度为什么执行不好,就是因为我们总想用道德的力量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求得大家的理解,求得大家的支持,其结果是我们都做了制度的破坏者。我们提出的许多好的制度为什么到最后执行不好,不怪人家,都怪我们自己。古井在历史上的一些做法,包括我都成了制度的破坏者,都想用个人高尚的道德来影响他人,用高尚的道德来规范他人,其结果我们影响和规范了什么?我们影响和规范的,都是给古井平均主义身上垒了一个一个的光环,加了一个一个的砝码,导致到最后,古井都是平均主义。我们今天遇到的许多困难,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制度的破坏者,使我们尝到我们亲手酿造的苦酒。 正如在我前面所举的例子,譬如薪酬问题,该你拿的你为什么不拿?这都是我和光远同志(古井集团党委书记——编者注)当年经历过的。一到年底算工资,说王总你应该拿几十万,我说这个不能拿,拿了没办法弄平衡。这个均衡问题掌握不了,都不愿意拿这个钱。后来有人跟我谈这个事,特别是一些新闻界的朋友说,王总,你现在拿的钱是不是太少了?我说你看我可能值多少钱,我用非常高尚的语言说,我王效金看我自己只值二十万。我拿二十万心安理得,我总是用这句话来调侃自己。 拿了,你恰恰是维持了这种制度、这种秩序,是向平均主义的宣战,有利于打破古井的平均主义导致的万马齐喑的局面。你不拿,你就恰恰破坏了这种制度和秩序。拿与不拿,它实际上是对一种理念的信仰、追求和实践,那是你的自由,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去装腰包,你也可以去当慈善家,你也可以去济贫扶残。而我们都没有做好这一点,我们都没有用一种新的价值观来要求我们自己,我们在市场残酷的操纵中间往往都是含情脉脉,我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需要扬弃、需要抛弃的这些糟粕的影响。企业家的职责就是追求利润,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他以赚钱为自己的职业,说白了就是这句话。他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他对社会的贡献就是不断创造财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今天,我们的古井制度再造、企业再造和文化再造,要诞生古井的新制度、新秩序,诞生古井的新思维、新文化。对这些,我们不仅是倡导者,我们还是组织者,更主要的还是实践者,我们要从自身实践做起,才能冲破陈规、才能冲破牢笼。所以说,我们不要以个人的道德来替代制度。
企业家就是天生妥协主义者 记者:在《中国企业批判》这本书里,曾提出这样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中国到底有没有企业家?中国的国有企业到底有没有企业?那从你刚才谈到的企业职责中,你认为什么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王效金:我们曾经呼唤中国需要企业家,抱怨中国企业家太少。但是中国真正缺乏的是什么?是造就企业家的土壤和机制。而责任与利益是这个机制的关键。什么叫企业家?说到底,企业家首先就是创造盈利,追求利润最大化,他把企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把盈利看得高于一切,这就是企业家。第二,是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不断地扩大社会就业机会,提供就业岗位。第三,从本质上讲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企业家不是知识分子,不是那种高喊为真理而奋斗的人,企业家也不是敢于向权势作斗争的人。我们要知道,企业家为了完成对资源的配置,干好企业,就必须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 你当了企业家,你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你就不要再想当知识分子,去做什么儒商,你也不要怀有深刻的情愫,在一定的环境中你突然焕发出知识分子的情怀。你不要用浪漫的那一套来面对残酷的现实,经商之路是一条永不归的黄泉路。在经商之路上,你有可能升天堂也有可能下地狱,就升天堂和下地狱而言你只有半步之遥,连一步都没有。下地狱的人也可能上过天堂,下过地狱的人也可能走出来进入天堂。 就我个人而言,这些年来我一直摆脱不了的情愫就是知识分子的情结。自己的潜意识中、自己的冥冥之中,都在标榜我王效金是个有文化的人,我王效金是个知识分子,我会什么什么,永远摆脱不了这种情愫。总是在追求那种不应该是企业家所追求的虚无飘渺的东西——人家看着是虚无飘渺,现在我回过头看确实是虚无飘渺的。但我恰恰津津乐道于此,这都导致我们在古井的经营道路上出现了失误。 知识分子和企业家是两种无法兼容的社会角色,两者只能得其一。在宽泛的语义中,知识分子是一种理念,国外有个研究企业家非常出色的学者叫萨伊德,他把知识分子刻画成这样一种角色——“是流浪者,是边缘人,是业余者,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有文化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对任何一个企业家来说,没有另一个事业比他创造的企业更重要,也没有另一个标准比他创造的盈利更有成就感。萨伊德继续说,我们很难把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而公司却濒临破产的企业家称为卓越的商人。你再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公司没有经营好,你就不会得到社会的承认。他还进一步地阐释说,企业家是冒险家、是变革家、是实干家,他还有超常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他内心的安全感和对别人判断的怀疑,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萨伊德研究的结论说,经验证明这种自信是正确的,每一位伟大的企业家都曾经经历在某一方面打破过某些规则,有时候对规则的破坏使世界得到了加速度的进步,而更多的时候他也创造了新的社会规则。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强调的是反抗精神,而企业家是天生的妥协主义者,为了企业的生存,他必须妥协。知识分子以真理的追求为唯一目标,而企业家是资源的配置者;知识分子是原则永远大于利益,而企业家都是只有利益没有原则,或者说利益大于原则。 最近想想我在古井近二十年的作为上,我对我自己感到好笑。身为厂长,以后的董事长、总经理,后来的董事长,但我过去给自己定位不准确,总把自己看作是维护真理的斗士,而没有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企业家。看看过去的所作所为,我问自己,王效金你是个斗士吗?不是,你是个创造企业的人!你是个妥协主义者!你为什么不扮演一个很好的妥协主义者呢? 在古井活动的动员会上,我对古井的头头脑脑们提出了衷心地希望,希望他们记住自己是个赚钱的人,是一个妥协主义者,你不是一个不惧权势的斗士,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不痛苦了。过去我们斗争,整天高喊着自己为真理而奋斗,但是内心世界很痛苦,因为当时在很多情况下还必须让步,那个让步就很痛苦。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明明是一个好的企业家,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卓越的企业家,但是偏偏要以知识分子自居,把自己的位置搞错了,以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来改造这个社会,而不是以企业家的方式,不是以盈利、赚钱发展自己的企业,以扩大就业来改造这个社会。 进一步延伸来说,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儒商,很多同志都知道我是历来反对儒商这一说法的。去年我在“首届中国徽商大会”论坛上发表演说的时候,有很长一段话专门说这个问题,当时在安徽引起了震动,会议一结束记者就把我包围了起来,就问这个问题。我不承认儒商,但我当时的观点还是浅显的,不深刻。我说当你作为商人成功了,偏偏要给自己贴个标签说“我可不是一般的商人,我是个有文化的商人”,连本人都看不起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像这样的自轻自贱,妄自菲薄,能经好商么?!你看看中国在哪个时期出现过真正的儒商?没有! 如果我过去在这个行走的路上可能走的不扎实,甚至走的有错误,我希望后来的、年轻的朋友们,你们不要再犯这个错误了。商人就是商人,要为“我是商人”而感到自豪和骄傲,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我为社会做了巨大的贡献,我甚至在改造这个社会。你不要想去当什么儒商,你不要再怀着知识分子的情结,以知识分子自居,不要用知识分子的情愫去改造社会。
以“基本法”为核心推进企业再造 记者:刚才我们也谈到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古井这个市场大潮中的骄子如同众多大型国有企业一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挫折。究其原因,一个根本点就是体制和机制问题。我认为古井要化解这种困境、保持其可持续发展,当务之急便是要“换轨”,要把国有体制换成我们民营化的体制和机制。从一定层面讲,市场经济之所以优于计划经济,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更尊重人性、尊重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从而促进新陈代谢、优胜劣汰。但是,要在这样一种规律下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规则与制度体系,否则,依然是优的胜不出,劣的汰不掉。 王效金:是的,古井的企业再造,首先是要进行制度再造。古井要完成制度的再造,关键是要开放,古井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思想的开放、文化的开放、制度的开放、用人的开放。通过近两年的“批判与再造”活动,古井的新型价值观、新型开放理念已经形成,思想观念、人才引进、行为判定标准,乃至企业管理微观层面上的执行机制,都将形成开放的强大态势。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对这些及时地进行总结、提炼、升华,以制度、规则的形式加以固化、内化、物化,那么必将重蹈旧辙,事倍功半。而目前企业现行的很多规章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开放理念的要求,所以古井亟需在制度清理的基础上,进行制度修订完善和制度再造工作。 我一直要求古井的制度再造,要体现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原则,强调能解决古井的实际问题,针对性、操作性强,不强调特别有前瞻性,不要求特别完善。重点工作先行,条件成熟的先行,能做多少就完成多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完成到什么程度,从而逐步地不断完善。国家宪法都可以依照社会情况的变化进行修订,何况我们企业各项制度呢? 记者:也正因为如此,你才认为制度再造是再造新古井的根本。那古井的这场制度再造又以什么为基础,为核心的? 王效金:古井的制度再造,包括企业再造都是以研讨和确立、贯彻实施《古井基本法》为核心的。因为我们目前讨论确立的古井基本法共分为总纲、管理体制、制度与规则、决策与执行、文化与价值、人力资源、附则等七大部分;她以古井新型价值观为指导,打破传统、落后、封闭、狭隘的思想观念,革除一切束缚古井发展或明或暗的规则,正确处理好集权与分权、体制与机制、激励与约束、决策与监督等方面的关系,树立了真正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相适应的制度理念。并以企业再造为目标,强化制度刚性,敢于动真格,敢于触及深层次的制度结构问题,建立起真正与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形成一个纲领性的、根本性的文件,以规范古井组织行为和个体行为。可以说,她是古井实行“宪政”、致力法治的核心,集中体现了人与企业的关系以及人的素质的提高,集中规范了人的意识。 同时我们也努力完善与基本法相配套的主要制度。注重古井基本法与古井集团对子公司管理办法、古井集团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办法、古井集团人才测评办法、全面预算管理规定、绩效考核办法、薪酬管理办法以及古井集团管理架构设立和产业整合方案等八项主要制度的相互配套和相互吻合,在体现稳定性的同时体现先导性。 在做好以上工作的基础上,我们还全面开展了古井的制度清理和制度建设工作,结合各项业务流程再造,周密安排,搞好各职能部门及各子公司的规章制度的再造,要求他们以古井各种资源要素现状为基点,不唯书本,不生搬硬套,不全盘否定,认真清理、分析和研究现行制度,进一步修订、完善、补充,不断增强制度优化和再造功能。 记者:一个企业制订任何一项制度,它都会有一个基本出发点,那古井的这些新制度又体现了什么原则? 王效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我要说,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去年一再也同外部媒体记者交流了自己的看法。可能在过去,我们会说是为了革命而工作,是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我认为,为了革命而工作,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是我们的最高行为标准。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呢?我认为最基本的有两点:一是我们的“胃动力”。因为通过工作我们可以获得报酬,可以生存下去,否则你就会饿死,生存不下去,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言不及利是虚伪的,也是不可能的;二是我们要为了快乐而工作。作为一个人不能只是饱食终日,还要有生活中的乐趣,要有价值的体现,那么你就应该为了快乐而工作,这也就是古井一再倡导的“简单而快乐的工作”。为什么说这两点是最根本的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有了生存这种保障,同时为了快乐而去努力工作,那么我们对社会也将做出更大的贡献。另外,社会和企业也会给我们提供一定的保障。我认为,从这两点来理解就是最基本的人性。正是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对人力资源的尊重,为从根本上找到发挥员工聪明才智的催化剂与原动力,我们古井再造后的新制度都要求体现人性,体现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体现经济学的自利原则,也就是合理利益。它要能为古井的未来发展提供先进的理念,为随之进行的机构和运作方式的变革来奠定基础。 我想,也只有这样,古井才能彻底地告别虚幻,告别神话,从虚无缥缈中走出来,从圣坛上走下来。我们才能踏在一块更加坚实的土地上,扎扎实实,稳步建设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 我们现在设计与选择的制度,要能促使员工扬长避短,充分吸纳和鼓励“有本领但不大听话的人”,尊重个性,发挥专长,而并非把每个人都塑造为完人和圣人!市场是“能人”的经济,而非“完人”的经济!对企业来说,对管理层和领导者来说,我们不能当医生,而要做木匠。不要盯着哪个员工哪里短啥、缺啥,就拼命地帮他补上,以示自己水平很高。而是要看这个员工哪里有长处,按照他的优势和“形状”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作用。这一点,是古井制度再造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也是企业“造钟”的一个基本原理。 记者:对任何一个企业而言,“企业再造”,决非只是对企业局部的修修补补或一般性的改造,而是对企业从整体上进行全局性的彻底再造,这是一种战略性的行为,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可持续发展性。它也是企业制度再造的根本目的和内在要求,没有企业的再造,制度再造等工作就会得不到“平稳落地”,而流于形式,成为“虚假”的幻想。 王效金:确如你所说,企业再造是再造新古井的中心环节!企业再造本身,就是制度体系的延伸、展开与具体实施,是完成和完善制度再造的内在要求。因为只有通过建立科学的组织结构体系,创建价值导向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进一步理顺内部流程,配备合适的人才,才能够实现企业内部各运行要素的有效配置,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强化整体功能,以使企业形成良性循环,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前面我也说过,我们古井现在的病是机体系统的病,它的治疗肯定是要先解决全部、解决根本问题,然后在其基础之上再深入解决局部问题和个人问题。再造新古井,它首要是要让我们能“做正确的事”,即确立和拥有先进的理念,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这是前两年我们着重做的事;其次是要让我们“正确地做事”,如何把我们所做的事做得更快,如何用最低成本来完成任务,即要根据企业发展实际与发展方向,制订具体制度,整合业务流程,改革人事、用工方法等等,这是今年我们要着力做的事。 这其中,产权制度,是企业管理制度的基础。企业管理制度往往又是产权制度功能的一种贯彻机制,即作用机制,没有好的企业管理制度,那么产权制度的作用也必然是发挥不好。我们古井的这次企业再造,就是要借助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东风,不断地深化流程整合,切实把市场机制引进流程内部,消除不合理的因素,重审职能定位,使内部通过组织规则和市场规则形成规范的服务关系和协作关系,并使市场调节和内部调节均衡,强调协作和共享。 具体来说,我们要通过进行集团组织结构的调整,让整个集团乃至子公司的组织结构更加市场化,更加精干高效,根本上是使“企业拥有必需的合适的岗位”;通过进行与组织结构调整相配套的人员结构调整,让人员结构更加合理,团队更加优化,根本上是使“合适的人能到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其最大的作用;通过推行新的薪酬体系和绩效考核的方案,不断强化内部的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求得动态的均衡;同时按照劳动力价值市场机制调节结果,使管理人员的薪酬与全国职业人员市场价格相匹配,使普通员工的薪酬与当地劳动力市场价格相匹配,从根本上来鼓励竞争,激励进步,使“企业能吸引住和留住合适的人才”。这两个匹配也是我们薪酬体系改革的一个根本的原则。 我认为企业再造是古井实现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道路的必然抉择。早在1997年我在省委党校经济学研究生班的毕业论文里,就明确地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真正难点,在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如何面对市场、走向市场,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重点在于从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同时着手,从民主化、市场化和法治化等三个方向上同时突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确保国企改革的胜利。古井虽经过多年的改革,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还不能算是纯粹的市场经济个体,产权、机制等深层次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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