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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外企戴尔何以留下恶名？
7 上页：第 1 页 是否延误病情？ 2003年6月底，郑杰赴日前，曾被告知带一些相应药品前往，原因是此前到达日本的同事发生了腹泻等症状，郑杰当时的笔记本记录了公司指定的药品名称。据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公司大连青泥分店的证明材料，2003年6月28日下午2时多，郑杰在该店购买了罗红霉素胶囊、诺氟沙星胶囊等消炎和治疗腹泻的药品。有证据证明，这批药费354多元此后在戴尔公司报销。据厦门市劳动局的调查材料描述，郑杰到达日本约一周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 郑国有说，由于其他同事服药后好转，郑杰当时给家里打电话时说，他也被告知可以服用国内带来的药坚持一下。据厦门市劳动局的材料说，7月22日，郑杰到川崎病院就医，被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呕吐症”，仅用药，无进行特殊治疗。8月18日后，这批员工陆续回国，郑杰和另一名同事被留下来作收尾工作。8月21日，郑杰病情加重提前回国。 8月25日是星期一，郑杰病情再次加重，戴尔公司医师郭向红以痢疾的诊断开出病假证书，建议休息一天，但郑杰仍然加班至晚上7时多，最终发病。据此，郑家认为，郑杰由于工作量过大导致没有机会就医，造成了直接的病情延误。而戴尔公司则再次强调员工应对自己健康状况负责的观点，一位公关负责人指出，同事们也曾多次劝说郑杰去看医生。 为获得更多郑杰在日病情方面的证据，2004年9月24日，郑家曾对戴尔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说明郑杰在日本的培训发病和治疗情况。当年11月23日的审理中，戴尔公司律师称，戴尔公司无从得知郑杰的患病细节，故没有义务也不可能向郑家告知郑杰在日本时的患病情况。 戴尔员工的工作压力 员工的工作强度和压力，在知名跨国企业戴尔是否客观存在呢？ 戴尔公司律师在法庭上曾表示，在就业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戴尔能提供比较好的薪水，直接导致许多员工为力保饭碗而频繁加班。戴尔公司大客户部一位员工说，戴尔的淘汰率非常高。两年合同期满后，如果没有升迁或者换岗，几乎没有续约的可能。外界盛传戴尔靠高频的新血液维持高增长，确实基本上都是员工炒戴尔的鱿鱼。另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戴尔员工除了自聘部分，大量员工是从其他人才公司“租”来的，即员工各种关系均在其他单位，但人在戴尔工作，出了事均由其他单位负责，与戴尔无关，且盛传这些员工的劳动量比自聘员工还要大。 厦门金网络公司承认与戴尔有这种“出租”关系，但其招聘人员拒绝透露戴尔外聘员工的数量以及劳动强度。“这是你应该问的吗？”一位招聘人员说。另一位戴尔员工说：“几乎没有人能够正常下班。我们每月可以申报法律规定的最多36个小时的加班，给加班费，但实际加班时间肯定不止36个小时。”“大家都在加班，经理也很清楚。到月中统计时，自己填个表格报给经理，都会得到加班费。我不知道加班前要经理签字，因为几乎人人都加班。”这位员工说。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戴尔公司下午5时半正常下班，但每天六七时的班车是最挤的，因为这时绝大多数员工会在此时回家。而5点45分的第一班车和八九点的末班车，乘坐者最少。“很多人把戴尔当跳板，因为戴尔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和国际背景对员工将来跳槽到其他外企很有帮助。”一位戴尔员工说。郑国有说，戴尔公司有“全部时间、最大能力、所有精力完成工作”的口号，其子郑杰在日本培训期间，正是履行公司要求，发病后一直坚持工作，只盼早日学成上岗，回国治疗。 48小时标准 郑杰死亡后，得到了保险公司10.5万元的寿险赔偿，约13万元的医疗费用也由医保支付。按戴尔公司的说法，公司为员工购买了一系列商业保险，保障相当完善。“我们的保险比一些国内大型企业都齐全得多。”一位公关负责人说。但在2004年9月24日对戴尔公司提起的诉讼中，家属还提出了丧葬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等14万多元的赔偿要求。戴尔律师认为，郑家不得就同一损害获得双重赔付，因郑家已得到寿险赔偿。 12月7日，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认为双方纠纷应属劳动争议范畴，郑国有夫妇未经劳动仲裁即向法院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驳回起诉。此前11月24日，郑国有向厦门市工伤鉴定委员会申请视同工伤认定。按我国法律规定，工伤认定应先由用人单位提出，2003年11月22日，郑国有曾给戴尔公司发信，要求戴尔“不要造成错过工伤认定期限的既成事实”，及时申报工伤，但戴尔未予理会。 12月29日，郑国有向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递交《郑杰视同工伤认定申请书》按郑国有的说法，家属方面认为郑杰属于过劳死，而国内并无有关“过劳死”的法律规定，因此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同时他们认为，人寿保险属于商业保险，是戴尔公司员工的福利；而工伤保险是一种政策性保险，由单位出钱，政府组成基金，发生工伤时，经有关部门认定后，赔偿金由政府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 2005年1月26日，厦门市劳动局作出了郑杰之死不属于工伤的结论。劳动局下发的决定书中称，作出这个决定的依据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十五和第六十四条规定。就此，郑氏家属遭遇了立法时即已出现争议的“48小时标准”。 2004年1月1日，新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开始生效，其替代了1996年10月1日起执行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新老交替，法规在突发疾病视同工伤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老的《办法》第八条第四款规定：“在生产工作的时间和区域内，由于不安全因素造成意外伤害的，或者由于工作紧张突发疾病造成死亡或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显然，郑杰在单位加班时发病，送院手术后即确诊癌症晚期，符合上述条件。 但新的《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郑杰在发病后50多天才告不治，远远超出了这48小时的标准，就此丧失认定工伤的可能。但另一个争议在于，郑杰死于2003年，其时新《条例》尚未生效，家属就此认为对其裁定应适用老的《办法》。 但劳动局方面引述了新《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条例实施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新条例的规定执行。但家属亦同时指出，新《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只针对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情况而定，并未提及突发疾病，因此还应适用老《办法》。 同时，郑国有对新条例第十五条的合理性表示质疑：48小时之内不死亡，而是48小时01分死亡，并不能改变因工作而死亡的性质。据国务院法制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官员编写的《工伤保险条例问答》一书，上述第十五条在立法时已是争论焦点之一。 如果不将突发疾病致死认定为工伤，势必缩小职工的保障范围，将其排除则有利于鼓励用人单位参与工伤保险。最终，《工伤保险条例》作了如下认定：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但死亡时间限制在48小时之内。“这条规定还将引发更多的问题。”北京中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习明红举例说，我国没有脑死亡的具体标准，用人单位完全可以凭先进的医疗技术将病人的死亡时间拖至48小时以后，而且完全可以在48小时后放弃治疗。“在另一方面，如果明知患者抢救无效，家属可能会在48小时之内放弃治疗，以取得工伤认定。”习明红说。 就厦门劳动局“无法判定郑杰胃部癌变的确切时间”的说法，记者向北京市劳动局一位官员了解的情况是，所谓突发疾病，并不要求专指职工进入本单位后所患的疾病。至于工伤科科长连槛根提出当地没有因癌症死亡认定为工伤先例的问题，2004年11月1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曾就此解释说，“突发疾病”包括各类疾病。 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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