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人格变易　　

　　罗建法：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民营企业有产权保护，老板永远是老板，职业经理人功劳再大，再怎么翻江倒海，还是改变不了这个角色定位，为什么在不应该担心震主的企业中，“主”也要被“震动”呢？是否在企业制度之外，还有个人及宏观社会文化的影响？　　

　　博锋：“功高震主”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主”精神人格的不健康。　　

　　在我的印象里，“功高震主”这个话题在中国谈了好几千年，皇帝杀大臣，统帅杀大将，在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中彼彼皆是。“功高震主”现象导致“后果很严重”的朝代以汉朝、明朝最为典型，真可谓“狐兔尽、猎狗烹”。

　　今天谈职业经理人或者“二把手”的“功高震主”话题，先明确两个概念：一是功，这里的“功”除了经理人工作业绩外，很大一部分是经理人在业内外的“名气”；二是主，这个主不单指企业主，也可指职业经理人的上级人物，即能管他的“主”，那怕这个主是阿猫阿狗般的人物。

　　职业经理人或者“二把手”之所以能“功高震主”原因很多，如职业经理人的名气超越主了，业绩比主强了，个性不容于主了，或欲凌驾于“主”之上了。

　　在国企里，“功高震主”的“二把手”必死无疑，所以国营企业的副职多阿谀奉承之徒。

　　在私企里，“功高震主”的职业经理人命运则不一样。私企老板对“功高震主”的职业经理人有几种态度：

　　一是老板能海纳百川，乐意职业经理人名气、魄力超越自已，为企业服务。

　　二是老板能忍能让，某个时期可容纳职业经理人“功高震主”，但过了这个时期也可能“刀斩韩信”。

　　一是老板器量狭小，乐意于和职业经理人同台博弈，喜欢唯命是从的职业经理人。

　　但我认为导致“功高震主”最主要的一条原因还是“主”的精神人格不健康。

　　人相对于自然界来说永远是弱者，在人类和自然的长期相处中，因为人类无法全面认识世界，而导致人的天性质存在一种本能的“自我恐惧”元素。在漫长而半封闭的农业社会和封建性的中世纪，人的“自我恐惧”元素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的恐惧，所以“顺天意”、“安天命”是最佳生存模式。

　　 而在工业革命之后，先进的生产力彻底改变社会秩序。规模制造、交通、电讯的革命将广袤的世界缩小为“地球村”，人们也因对生存资源的抢夺、对商业利润的追求而展开剧烈的竞争。商业社会残酷的竞争以及看不见的竞争结果“黑箱”，更进一步放大了人性中的“自我恐惧”元素。

　　“主”不仅有对社会认知的恐惧，更有对优秀属下的恐惧。当他的“自我恐惧”元素放大时，对“功高震主”的职业经理人是毫不留情的。

　　西方很多管理科学的要诣是通过管理最大化地发挥人的“能动创造力”， 但到中国只变成制衡员工的工具。我在一次论坛中听到一位从美国深造回来的学者，居然将“功高震主”的现象诠释为“资本的力量”而大加肯定，实为一大讽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基因是“内斗”。在很大程度中国人的精神平台是狭小的，思想也不宽容。人们在这个狭小的人生舞台上表演，“竞争”的压力往往能迅速演变“功高震主”的游戏。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绝大部分是在封闭、专制的单一封建社会主体价值观的前提下形成的，因而拥有浓重的自我封闭、自我中心、专制自大的独特的人性元素。这种独特人性元素至今仍有强烈的“民族文化合理性”，它们一旦在特定时间被放大，在家庭范畴中体现为“封建家长制”；在宫庭范畴中体现为“宫廷权力角逐制”；在封建婚姻范畴中体现为“一夫多妻的大娘制”；在个人心理范畴中体现为深度的“自我恐惧症”；在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职场范畴则体现为“功高震主”的博弈。　　

　　魏玉祺：专制社会中流传下来的权谋思想，权争哲学继续存在，这些，都会使老板去与职业经理人争舞台，发生人格的异变。　　

　　“功高”的原因是属下在企业经营中，的确做出过非凡的成就，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和尊重。“震主”在一定程度上是主人（这里指资本所有者）无能或者能力不够的表现，未能成功驾驭或者对人力资本进行有效管理。我们不能受传统的儒家奴役思想的束缚，有能力而担心震主的属下，想必是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多元社会，一个由市场法则决定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就更应该给予能够拥有高功而震主的人。

　　是否功高震主，主要还是取决于主，而非震主者。在民营企业中，已经没有象政治领域中的权臣篡位的可能，但是，专制社会中流传下来的权谋思想，权争哲学继续存在，这些，都会使老板去与职业经理人争舞台，发生人格的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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