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还患者“消费选择权”

　　医药领域中，医患信息不对称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患者不论诊断还是用药，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其核心问题是患者没有“消费选择权”。事实上，患者求诊，是把“医疗信息”的代理权授予了医生，医生为病人服务，是履行“授权”的一种行为。这种情况在社会上很多见，比如律师，不了解法律的原告被告聘请律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律师的一种“信息代理”授权，律师替当事人行使法律行为就是履行“信息代理机制”的过程。

　　理想中的医药分离政策是医生只管看病，药剂师负责处方，将“医疗信息代理”拆分成“诊断权”和“处方权”两个部分，但中国的国情不允许这样运作。因为这样一来，医生在诊治的过程中就无法给病人指导用药，而作为拥有处方权的药剂师又不一定深谙巧妙用药之道，反而贻误了病人，尤其是一些联合用药的技巧。于是医药分离在执行过程中多半成了“口号”，纸上谈兵。这一点从医药代表们的行踪上就可以看出来，因为他们永远跟着有处方权的“角色”转。

　　患者用药过程有三个环节：①医生根据病情提出处方建议（诊断权）；②药剂师根据医生建议为病人推荐药品（处方权）；③病人根据药剂师的推荐和自身经济能力选择药品的品牌（消费选择权）。在以往的诊治流程中，患者基本没有“选择权”，而且医生往往“诊断权”和“处方权”二者合一，医生的权力没有受到制约，市场混乱是必然的结果。因此，“三权分离”才是解决“医患信息不对称”、“合理用药”、“降低患者成本”等一系列问题的关键。

　　我们不妨改换一下流程，举个例子：①医生诊断病人感冒，提出处方建议“对乙酰胺基酚类药\一次50mg\每日三次\2个疗程”；②药剂师根据医生建议向病人介绍“康泰克13.5元、克感敏0.9元但肠胃反应较大、泰诺15元”；③最终病人选择了购买康泰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中病人的“消费选择权”得到了尊重，同时医生的诊断权和药剂师的处方权得到了合理的分置利用。　　

　　四、盘活社会保障基金，保证合理的药品收支

　　社会保障基金一方面降低患者的医疗成本，另一方面也负有市场监督的职责，对药品“乱开价”、“乱处方”问题更是责无旁贷。现行的机制是：国家相关部门负责基金的统筹和分配，一旦怀疑医院有不合理用药的现象，便扣押部分甚至全部医保款项。这虽然对“药乱”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也影响了医院的正常经营，并且在这过程中存在很多分歧无法解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使得基金的使用效率不高，不能进一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社会保障基金应该通过招标的方式，由第三方进行管理，以提高基金效率和基金分配透明度。而政府负责监督基金的使用情况，并且出台相应的《仲裁原则》和《法律法规》，使医院和基金之间的矛盾分歧在法律的层面上予以解决，简单明了。　　

　　五、规范医风，弘扬医德

　　曾经在博士伦公司的一份调研报告上看到一组数据：某地区病人对医生推荐的信任度为零。惊诧之余，突感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正在蔓延。事实上，许多病人在医院看病拿到处方后，便自行到社会药店购买药品以求降低诊治成本，这种看似“正常”的现状恰恰是“信任危机”的一种体现。

　　在这充满利诱的医药世界里，光凭几次过场般的宣誓是远远不够的，对医德培养和医风规范，应贯穿于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汤汤五千年所积淀下来的孔孟之道对医者而言仍然意义深远。同时，政府也应建立公开的“医生职业信用档案”，在如今讲究信用的社会里，也应与时俱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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