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经济学家缺乏常识　　

　　经济学家往往误国殃民。　　

　　而中国经济学家尤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生在中国。　　

　　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情况比西方复杂得多，要求我们的经济学家必须比西方的经济学家更聪明，就像要求我们的政治家要比西方的政治家更聪明才能治理这样一个大国一样。否则一切照搬他们的理论，不过是把中国又作为一个试验场，苏联的结果就是前车之鉴。

　　这多一点的聪明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多一些他们没有或不重视的常识。而恰恰在这些常识方面，中国经济学家表现了极大的无知。我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　　

　　1、最大的无知是对实践的无知。小学生都知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中国经济学家常常喜好清谈，习惯于居高临下，很少能真正深潜下来，体察民生，倾听民意，看看中国真正的市场、真正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的，结果其计划高屋建瓴，其实践漏洞百出，解决问题之后比解决问题之前问题还要多、还要大。　　

　　就算这是好心办坏事、“摸着石头过河”的代价吧，但作为经济学家来说，其职业道德应该比一般职业更严格，要求职业作风更扎实、更贴近实际、掌握更多信息，尤其是下层的信息，影响中国最大，绝非坐在室内所能想象。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也不能只看平均数，更重要的是看最低层(在中国绝对是大多数)的福利是否改善。　　

　　然而，别的不说，只要看看有多少中国农民和城市贫困家庭供不起孩子上学、上大学，就知道我们的学者们是怎样地天马行空了!　　

　　2、根本的无知是对营销的无知。菲利普·科特勒说营销学是经济学的分支。的确，企业是市场经济最活跃的基本单元，而营销是企业最重要的经营活动。在当今全球化的趋势下，营销更是微观经济中日益突出的问题，也是连接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桥梁。这样说是因为品牌已关系到国家竞争力，而营销的核心即是打造品牌。但是中国经济学家对营销始终不得三昧，其对企业的指导如隔靴搔痒，他们对品牌的漠视也毒害了不少中国企业。　　

　　跨国公司的影响举足轻重。现代管理大师德鲁克甚至说，以后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发展，完全仰仗于跨国公司对它青睐的程度。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全球化进程是由公司利益驱动的，它加剧了世界的不平等。但是开放的中国已不能置身于外，必须有能力与狼共舞，这需要一批世界级的中国企业巨人成长起来。归根结底，品牌不立，国势不强。只有我们创立了自己的一些大品牌，才能深度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　　

　　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对营销与经济的关系真懂吗？何以会出现将格力这样的品牌卖给外国资本这样的馊主意呢？　　

　　3、致命的无知是对政治、对历史的无知。任何一个现实中的经济体都是与它的历史和政治不可分割的。实际上，效率与公平不仅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影响人类历史与政治的最重要因素。偏离公平的效率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分化到一定程度不仅会降低效率，更会造成革命，要求以新的分配机制代替旧的分配机制。这就是迄今为止的人类私有制社会的历史循环，中国古代社会没有走出这种治乱的循环，可是资本主义社会也没能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短暂的福利主义是建立在对其它国家人民的剥削上的(即以金融资本和品牌为工具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剥削)，因而也是不能长久的。　　

　　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西方历史，都表明贫富分化是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乱乃至国家政权更替的根源。故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马克思则发展出完备的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理论，力图解释历史和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可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如今似乎视资本主义制度为终极社会制度，比起他们所讪笑的社会主义者来，这才是真正愚蠢的天真。只要看一下中国的具体情况看就可以判断，如此多的人口，若按西方那一套来，是绝无出路的。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注定是没有出路的。原因很简单，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　　

　　资源的稀缺性正是经济学的精髓，是经济学的起点。由于物质稀缺，人类的公有制历史比私有制长得多，剩余物品的出现才产生了私有制，至今不过才走过几千年的历程。而眼下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危机，如石油危机、粮食危机、人口危机、能源危机、水危机以及气候危机、环境危机。在比我们的祖先严重得多的匮乏面前，要保证人类的生存，人类的智慧还会停留在私有制上面吗？　　

　　而西方经济学一个最大的假设，就是认为私有制才是最有效率的，也是最公平的，因为“看不见的手”会使社会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这里还隐含着一个假设，就是物品必须能够无限地供应，生产能无限地扩大，经济能无限地增长。结果，生产过剩成为现代经济最困扰的问题，对市场的争夺与保护成为影响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而可利用的资源却越来越少。资本主义的道路恰恰与经济学产生的起点背道而驰。　　

　　如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背后目的就是要控制石油，它只有动用“战争之手”来挽救这个世界最大资本主义国家走向衰落。　　

　　然而，中国的经济学家却如鹦鹉学舌，跟着西方经济学家对自由市场经济颂扬不已，看不到这足以把整个民族带入一场灾难，“先富起来的人”不要幻想能够有幸保全。　　

　　这是现实的生存问题，与单纯的意识形态之争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有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这必然是一条与西方市场经济不同的道路，也将是中国对世界、对人类所做的最大贡献。　　

　　可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在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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