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意识和观念上的“开放意识”。

　　从贵州酒当前整体情况看，规模以上的酒类企业大部分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受机制和体制的困扰多年。这是制约贵州酒做大做强的关键所在，亦是贵州酒难以走出“严冬”的关键因素。从“傍大款”的境界出发，我以为要解决贵州酒突围瓶颈问题，首先就要解决思维和意识上的问题，即一定要具备吸引强势资本进入贵州酒行业的环境和平台。只要有利于贵州酒的做大做强，行业主管职能部门要以“营造健康产业环境”为基础，积极开放观念，从“监管”的“神坛”走到“服务”的“境界”；同时，作为国有酒厂及酒厂所在地政府，要敢于放弃“控制权”。

　　2005年8月26日的“国密工艺——董酒开坛”，意味着“贵州酒”开放意识的重起。新的董酒，已经从过去的国有控股完全转变为一个民营酒厂，转制后的“董酒”有了新的产业环境和平台，为“董酒”全新启航和轻松上阵，奠定了体制和机制上的优势基因。“董酒”的全新走来，应该引起包括“珍酒”、“鸭溪”、“贵州醇酒厂”----等等国有及国有控股酒厂的思考，转变机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

　　就机制转变，笔者在与贵州酒很多国有酒厂的负责人以及省外很多国有酒厂交流时，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即“机制老化，制约了国有酒厂的做大做强”。贵州茅台、五粮液这些卓越领导企业，毕竟是典型示范。但它们也或多或少受到了体制的制约。举一个很简单的例，经理人团队的建立，在民营酒厂来说，是件很平常的事，凡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人才都可以引进。但国有酒厂不可能随便做到，其中最大的问题，如何打破国有酒厂固有的人才和经营体系，尤其是涉及到激励机制等敏感性问题。如果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竞争需要的人力激励体系，就必然要改变传统的用人机制，这就涉及到了企业整体机制的创新和变革。没有整体机制的转变，任何局部的创新和变革，对国有酒厂来说都无济于事。

　　第二、健康的“傍大款环境”。

　　“小糊涂仙”，为什么要把灌装厂设在贵阳，而不在基酒所在地——中国酒都仁怀？我想，这暴露出了产业环境存在的不利于酒厂发展的问题。“资本的眼光就是逐利”。如果明明看不到利润的期望值，只有“傻瓜”才会将“资本”塞在“亏损的窟窿”里。

　　以白酒业近5年来的OEM热为例，不难看出贵州酒缺乏“傍大款”的环境。为什么与四川酒同样有着悠久酿酒历史传统和文化的贵州酒，缺乏像“金六福”——“新华联集团”、“红太阳”——“湖南中商集团”、“水井坊”——“广东鸿森集团”等等这样的“OEM大款”？原因就在于，首先是贵州酒一直低沉的整体状态，让愈来愈多的资本寒冷；其次是贵州酒整体产业环境的制约，让愈来愈多的资本被挡在“黔酒OEM的门外”。

　　谈到“贵州酒产业环境”，不得不谈“高税收政策”对“黔酒发展”的“桎梏”。我国调整白酒消费税征收办法如下：对白酒实行从价和从量相结合的复合计税方法：对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在仍维持现行按出厂价依25%和15%的税率从价征收消费税办法不变的前提下，再对每斤白酒按0·5元从量征收一道消费税；取消现行的以外购酒勾兑生产酒的企业可以扣除其购进酒已纳消费税的抵扣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对此的解释是：调整前的白酒消费税办法是从价计征的，并且只在生产环节征收，这样导致白酒企业采用转移定价的方法来规避纳税；在实际操作中白酒企业常通过设立自己的销售公司，关联公司以及加大包装物的价格等手段调低白酒在出厂环节的价格，从而达到减少缴纳消费税的目的。新复合计税方法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这一现象的发生。

　　但这种税制环境下，有些地方在执行时，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式，比如说“定额税”、“返税”以及通过设立销售公司的形式，来达到降低地方酒厂税收负担的目的。而贵州酒在这些优惠税收政策方面，则明显地不如其他省，尤其是像四川酒实施比较早的“定额税”，很好地支持了当地的一些中小型酒厂的做大做强。

　　就贵州酒当前整个税收环境而言，笔者认为应该结合贵州酒具体情况，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分级实施办法，为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尽可能创造比较宽松的产业环境。　　

　　第三、要建立产业群优势。

　　如何建立“贵州酒的产业群优势”？笔者8月26日在参加完“董酒”的开坛仪式后，与贵州鸭溪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何邦荣先生进行了很好的交流。他认为：“当前贵州白酒业的发展，面临规模小、竞争力整体趋弱的局面。要走出这种尴尬，需要建立产业群竞争优势。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快以茅台为龙头的领导型企业培育和发展，并依靠净化市场竞争环境，为茅台打造世界品牌提供健康有利的市场竞争条件，进一步提高贵州茅台集团在整个白酒业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优势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加快贵州酒第二梯队品牌和企业的培育，包括“习酒”、“董酒”、“贵州醇”、“鸭溪”、“珍酒”等在内的酒厂，应该尽快解决机制和体制上的束缚，顺应当前名酒集中趋势，让这些酒厂尽快走出困境，加大自身竞争力的培育和发展；另外，还需要加快“贵州酒名酒产业带”的建设，包括“中国酒都”、“习酒城”以及“遵义——中国名酒文化长廊”等等，最终形成一种“名酒聚合效应”！

　　贵州酒，需要建立产业群，才能走出困境。笔者以为，“贵州酒”已经具备了很好的“产业群竞争优势基础”。比如说，“名酒品牌”——“中国老八大名酒”，包括“贵州茅台”和“董酒”；“中国优质白酒品牌”，包括“习酒”、“珍酒”、“鸭溪”、“贵州醇”等等；以及“名酒品牌基因”——比如说，根植于贵州酒文化而近十年才在白酒业崭露头角的“贵州青酒”、“小糊涂仙”、“双回沙”等等。纵观这些“品牌”，不难看出“地域”上的“集合效应”。以遵义为核心的“黔北酿酒地域”，几乎集中了贵州酒最知名的品牌。尤其是有“国酒茅台”为核心的“国酒文化地域”，这在全国都是稀少的资源。如何建立这些地域产业集群效应和规模效应，是贵州酒走出“规模制约”的“关键所在”。包括“中国酒都——国酒文化地域保护和品牌再造”、“习酒城的建设与保护”、“贵州——中国名酒文化长廊的规划和建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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