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菜者买单

　　高达42%的储蓄率和20万亿的储蓄额必然要寻求渠道释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资金中的大部分只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将这些钱通过企业投资可能更加可行——企业是需要自己算账的，它们也许会犯错误，但整体上来说是理智的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和政府都认为，走向海外对中国的经济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必然。原因在于，高达42%的储蓄率和20万亿的储蓄额必然要寻求渠道释放——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资金中的大部分只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

　　经济学家们与政府的分歧在于，究竟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储蓄大国的钱送出海外。“对外投资可能是政府输出也可能是通过企业输出”，徐思涛说，“我希望在未来能看到更多的企业输出。中国最近进行的几次收购中，政府做得实在太多了。”

　　这是一个“谁来买单”的问题，从徐思涛这样追求效率至上的经济学家视角来看，亲自点菜、吃菜的人无疑是天然的买单者。理由很简单，“企业是自己算账的，它们也许会犯错误，但整体上企业是理智的”。

　　现在的情况与此相反，企业为了自身的急迫需求而进行海外投资，但它们需要的外汇却控制在外汇管理部门手中。“要改变政府资本在海外输出中多的问题就需要放松金融管制，一旦放松，私营部门就可以直接投资海外，这样增加的海外投资规模大有可观”，徐思涛说，金融管制和不必要的政府干预都成为中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主要制肘。

　　“纺织品的情况可能重演”，徐思涛这样预测不放松金融管制的后果，“纺织品不过是一个现象。现在世界市场上几乎都没有配额了，为什么这点儿袜子、裤头之类的事儿会引起这么大的纠纷？是因为现在全球有一波反全球化的浪潮，要解决，方法就是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市场。”

　　“放松结汇制度，给金融业松了绑，让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它们的份额也不会超过15%”，徐思涛说，放松管制不但没有风险，而且会改变中国企业整体的金融生态。“等到放开了服务业，我们何必还需要这么多的银行储备？”

　　针对报告，评论者们也提出了“打破金融管制”之外的观点，其中跨国管理是最经常被提起的因素。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洪天峰说，管理是国际化最可能出现的瓶颈。他说，管理水平进一步，国际化水平才能进一步，如果国际化速度超过了管理提高的速度，管理链条就会断裂，造成国际化的失控。

　　“在全球做生意有两种风险，一类是商业风险，这个和国内一样，有技术、有人才、有品牌、有质量，产品等很多方面。另一类风险叫做国家风险，也叫做政治风险，这些和商业没有太多的关系”，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会长王巍说。在他看来，政治风险也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必须面对的一道坎，中海油最终退出竞购优尼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

　　“中国的产业政策不会像当年日本的产业政策那样容易得到西方的谅解，因为日本是市场经济国家。我们的产业政策会导致西方强烈的敌意，这是需要多方面政策协调甚至博弈的战略问题，政府更有责任推动商业外交”，王巍评论说。但“泛政治化”的表述是他不赞成的，他的观点是，与过多政治化、民族情绪化的表达相比，中国企业更急需补充的是对国际市场规则的理解。

　　“我们要切实地了解中国的并购能力，还要了解全球市场的规则是什么，了解人家怎么玩”，他说，值得深思的两个问题是：“是不是有了钱就能进场？你懂不懂人家的规则？会不会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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