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司马光并不反对变法，他反对的只是“王安石式的变法”　　

　　跟王安石完全不同，司马光坚决反对变法。变法前后，宋神宗经常把司马光叫去，让他讲《资治通鉴》。　　

　　有一次，宋神宗问司马光：“汉王朝常守萧何法，不变可乎？”

　　司马光说：“何只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　　

　　这一段对话，至少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宋神宗拿不定主意，跟改革派接触多了，就觉得变法势在必行；跟保守派接触多了，也会觉得变法疑虑重重。前面说过，宋神宗只有22岁。他的年龄、学识、政治经验，都决定了他很难作出抉择，而又必须作出抉择。宋神宗不像秦孝公那样“一意孤行”，秦孝公从来不怀疑变法的必要性，他有一个大的国际背景，山（崤山）东六国有许多曾经励行变法，当时国际社会有一种“变法热”，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只是顺应国际潮流，加入变法阵营，而宋神宗没有这种国际背景。

　　第二，司马光的“纯儒”观点实在触目惊心，如果按现代观念来看，司马光纯粹是胡说八道。宋神宗问起一千多年前“萧规曹随”的往事，司马光没有去分析历史形态据以发生的实际情况，而是得出一个让现代人看不懂的古怪结论：如果夏、商、周三个王朝，能够保守（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的“法”，就可以一直延续到现在，真正做到“万世一系”。这种结论的得出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司马光的脑子实在僵化，二是他有意欺哄宋神宗是个小年轻。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历史学家司马光并非没有“现实感”，说司马光反对变法其实是一种误解，他反对的只是“王安石式的变法”。

　　约在王安石变法前八年（1061年），司马光任谏官，给当时的仁宗皇帝上了不少奏疏。其中《上仁宗论致治之道有三》中说：“臣闻致治之道无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司马光在这篇奏疏中特别指出当时的弊端：“臣窃见国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进秩，循资望而授任。苟日月积久，则不择其人之贤愚而置高位；资望相值，则不问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职。”（参[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这一段话反映的情况，我们很熟悉，就是用人不问能力，只管论资排辈，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慢慢熬，年龄大了，工龄长了，不分贤愚能力，统一评职称、加工资。关于这方面的弊端，司马光是坚决要求改革的。

　　改革必须先从人事方面着手，而且唯有人事改革才是根本性的改革，这是司马光变法的基本思想。从这种观念出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安石主张的单纯经济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司马光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

　　在《上仁宗五规》这一篇奏疏中，司马光发起了牢骚，原因是“人事改革”与“经济改革”相比较，主张人事改革的人会显得太宏观，太不切实际，太“迂阔”。打一个比方，现在有一个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肚子疼得要死。这种时候，马上灌肥皂水让病人呕吐是最有效的，而司马光式的主张则教你要强身健体，滋阴补肾，注意饮食卫生，当然听起来好像很消极。拿现在公司的情况来比方，假如有一个公司，财政上遇到很大的危机。这时，有一个人（王安石）向老总提出如何增加销售额，如何改善公司的经济处境，另一个人（司马光）跟老总说，现在应该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强化企业文化建设，这才是公司的百年大计。那么，司马光这种人很容易被认为“不着调”。

　　司马光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奏疏中说：“我私下以为，国家之事，言其大者、远者，则无目前朝夕之益，陷于迂阔；言其小者，近者，则丛杂委琐，失于苛细。我日夜惶恐，口与心谋，经过好长时间，才最后作出决定：与其受苛细之责，不若取迂阔之讥。”

　　司马光的意思，我完全了解目前国家面临的困难，但我的“理念”是不会改变的，我也知道，我的“理念”必然会让我遭受“迂阔”的评价，但是我认了。司马光这话说的厉害，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同时也对王安石代表的改革派反戈一击，骂他们“失于苛细”。反正里里外外的话，司马光都说完了，《资治通鉴》的作者就是这个水平。

　　王安石变法的复杂性以及后来的“一波三折”，跟王安石、司马光的个性很有关系，两个人都是犟脾气，王安石的外号“拗相公”，司马光的外号“司马牛”，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主。王安石更有意思，他个人的卫生习惯一塌糊涂，基本上达到几个月不洗脸，不洗衣服的程度。以前看一份报纸上讲，南京江浦有个老和尚，几十年不洗澡，可身上还散发着香味，不知道王安石有没有这个特异功能。事实上，王安石的邋遢，招致他人严重的人身攻击。苏轼的父亲苏洵，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一向看不惯王安石。他写了一篇著名的《辨奸论》，其中说到：脸脏了就要洗，衣服脏了也要洗，这是人之常情。但王安石不是这样，穿着奴隶、囚犯一样的衣服，吃猪狗才吃的食物，而口谈《诗经》、《尚书》，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苏洵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臣。）

　　有必要对司马光的谋国思想作一详细了解，司马光《上仁宗五规》中的“五规”是指：　　

　　1. 保业（国君负有永保国家基业的责任）

　　2. 惜时（抓住当前承平的时机，力争有所作为）

　　3. 远谋（深谋远虑）

　　4. 重微（重视细节）

　　5. 务实　　

　　应该说司马光所论，关于理念的成份多，关于操作的成份少。谈理念会让人有一种感觉，理念都对，内心也受到相当的震动，但说完、听完以后，明天要从哪儿着手，明天要首先干什么，不清楚。这也是儒家思想不可能在变法中起领导作用的原因。

　　就司马光的观念来说，王安石的做法是力争“朝夕之益”，宋神宗跟着王安石的想法走，那么在宋神宗是“求治太急”，在王安石则是“蛮干”。

　　对当前国家的财政问题，司马光也自有主张。这种主张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对国家财政困难的原因分析，司马光说：“国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也就是说，国家用度太多，而且这些用度有许多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方面包括皇帝的赏赐没有节制；皇室经过一百多年的繁洐，人口众多，就像以前的国有企业，时间长了，退休职工太多，企业养不起了；当官的多，负责实际事务的官员少，享受待遇的官员多；军队的情况也是能打仗的少，但编制繁，吃空饷的多。

　　二是如何解决“国用不足”。司马光在《上神宗论体要》中说：“安民勿扰，使之自富，养之有道，用之有节，何患财利之不丰哉！”

　　这是司马光最基本的经济思想，综合了传统儒家学说“与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同时也包含着司马光对北宋国体的一种根本判断：北宋的国体不能支撑大规模的变法。为什么？因为“吏缘为奸”，各级官吏会借变法之机“生事”，从而使变法在执行层次走向反面。

　　因此，与其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不如说司马光是王安石变法的悲观论者。他对人事问题的关注和透彻理解，使他对变法没有信心。在他看来，即使变法的目的最好，但变法最终要靠广大官吏去实施，而官吏会对变法的初衷和制度加以扭曲。

　　司马光是历史学家，对人事问题的了解要比王安石深切的多。事实上，看过《资治通鉴》的人都会有一种印象，中国的人事问题实在太复杂了，这种复杂性往往会把一桩美好的事业带进漩涡。司马光对变法“人事方面”的种种担心或预测，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甚至比他最大胆的想象还要严重得多。

　　吕惠卿当时是王安石最信任的改革派成员，比王安石小11岁，王安石对他非常欣赏，提拔他，重用他。吕惠卿当时声望很高，朝野许多人吹捧王安石是孔子，吕惠卿是颜子（颜回）。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青苗法是让农民以田里的青苗作为抵押，向政府支借小额贷款。青苗法有一个重要原则：农民自愿请贷。但是，吕惠卿后来把“自愿请贷”改为“强制发放”，而且有硬性的指标，你不想贷也不行，因为政府要收取贷款的高利率，最后必然的结果是“上下骚动”。

　　另外，吕惠卿的个人操守也大有问题，他任用亲信，打击其他改革派成员，尤其到后来，“凡可以害王安石者无不为”、“朝廷纲纪几于烦紊”，原因是他想取王安石而代之。吕惠卿个人欲望大发作，在他看来，仕途和权力比变法重要得多，这就不能不使变法走向人事纷争的漩涡。

　　司马光对吕惠卿看得很透，王安石变法那一年，宋神宗跟司马光有一段对话：　　

　　神宗又问：“王安石怎么样？”

　　司马光说：“有人说王安石奸邪，则毁谤太过分，只是不晓事理，又执拗罢了。”

　　神宗就一一询问群臣，问到吕惠卿，司马光说：“吕惠卿逢迎弄巧，不是佳士，使王安石在天下蒙受诽谤的，是吕惠卿。最近不依正常次序加以进用，太不合人心。”

　　神宗说：“吕惠卿应对聪明，口才甚好，也似美才。”

　　司马光说：“江充如果没有才能，靠什么使人主动心。”　　

　　江充是西汉人，得到汉武帝的信用。在汉武帝晚年，江充害怕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于是一手制造了“太子巫蛊案”，大概的意思是说太子用巫术诅咒汉武帝早死。后太子起兵杀江充，太子最终也兵败被杀。过了一段时间，汉武帝明白过来，太子是被冤枉的，于是又把江充一家灭族。

　　不要说年轻的宋神宗没有能力识别吕惠卿，连王安石也不能。司马光在这一段对话中还提示了一条用人的法则：“凡有才智之人，必须有忠直之士从旁节制，这是英明君主用人的方法。”因为有才的人不一定有德，而且有才的人一旦作恶，比没有才的人危害更大。司马光对人才的理想是“德才兼备”，但现实生活中，往往德与才不能兼备一身，于是就需要把“有才无德”之人与“有德无才”之人配合使用，构成一个小的组合。

　　对人事复杂性的顾虑，或者说是一种“本质上的悲观”，使司马光对任何急进的变法都采取一种慎重的态度，他说：“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实在担心，现在的北宋帝国，虽然是一座四面风雨的“破房子”，但像王安石这样蛮干，恐怕“破房子”就要倒了，北宋帝国就无所安身了。

　　节选自作者新著《蝴蝶成长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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