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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级人才的测评方法：《庄子》“九征”
7 上页：第 1 页 ④ 卒然问焉而观其知 现在是一个过份强调娱乐的时代，而且要“麻辣风味”才能得到大众的喜爱。按照麻辣风味来解读“卒然问焉”，大概类似于脑筋急转弯吧。 比如突然问你：“米的妈妈是谁？” 答案是“米的妈妈是花，因为花生米。” 再接着问你：“米的爸爸是谁？” 答案是“米的爸爸是蝶，因为蝶恋花。” 再接着问你：“米的外婆又是谁？” 答案是“米的外婆是妙笔，因为妙笔生花。” 据说这几个问题被某单位作为正式招聘的测试题。要是问我，我一下子肯定答不上来，但我真的喜欢这几个问题，因为它们有性情，或者说“至情至性”也不为过。但真实历史事件中的“卒然问焉”要严重得多，比如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的，前179年，汉文帝突然问右丞相周勃：“全国一年内判决案件有多少？”周勃谢罪说不知道；文帝又问：“一年内全国钱谷收入有多少？”周勃又谢罪说不知道；紧张和惭愧之下，周勃汗流浃背。再比如前207年，赵高突然指着一匹马问秦二世身边的大臣“这是一匹马呢，还是一只鹿？”这个简单的、不是问题的问题实际上充满了刀光剑影，回答得不好就要人头落地。 如果广义地来说，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商场，只要是在战役或战术层次，每出现一个新情况都是对现场指挥官的“卒然问焉”。比如首批广告砸下去了，市场并没有如期的反应，这是一个新情况，是继续砸呢？还是回过头来检讨广告策略，甚至营销From EMKT.com.cn策略。这种“卒然问焉”是残酷的，因为继续砸可能是“找死”，不砸的话可能只是“等死”。 因此，“卒然问焉而观其知”中的“知”如果仅仅解释为“知识或学问”是肤浅的，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有“行才是知的完成”，也是最终对人才加以判断的依据。 ⑤ 急与之期而观其信 “信”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也是蝴蝶模型九要素之一。古代交通不发达，因此“急与之期”，再看他能不能按时到达，是检测个人信用的一种方法。从广义上来讲，可以理解为任何一个“仓猝的约定”，哪怕只是一件小事情，借以观察其人遵守信诺的情况。 有一种人天生“死脑筋”，比如《庄子》书中尾生的故事：尾生与一女子说好在一座桥下约会，不见不散。到了约定的时间，那名女子却没有来，尾生苦苦地等待，后来河里开始发大水，尾生就抱着桥柱被淹死了。尾生真是死脑筋，约好在桥柱下等，大水来了，哪怕换一个地方，比如到河岸上，他都不肯，可算是信守诺言的“情圣”。 尾生是一种人格类型，我们再看另一种人格类型。《世说新语》上记载说，王徽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住在浙江绍兴，一天夜里下大雪，他睡觉醒来，打开房门，命仆人酌酒，四周望去，白茫茫一片，就起身徘徊，念了几句诗，忽然想起当时住在浙江嵊县的戴安道，王徽之就在夜晚乘小船到戴安道那里去。走了一夜才赶到，到戴安道门前却不去敲门就返回了。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王徽之回答说：我本来是乘兴而来，现在兴尽而返，为什么一定要见到戴安道呢？王徽之是所谓的“名士”类型，很洒脱，很率性，过份地顺从自己心性的细微变化。虽然他跟戴安道没有事先的约定，但此种名士风度做一个文人可以，但绝不是公司领导者的胚胎。 尾生和王徽之都是极端的人格类型，但在与人相处的现实体验中，我们都能时常看到他们的影子。《黄帝内经》也区分了五种人格类型，其中之一是“太阳之人”：“太阳之人对生活安然自足，好讲大话，言过其实，好高骛远，行动粗率不顾是非，做的事很平常却自以为了不起，做了错事常不后悔。”一个公司在提拔干部的时候，一定要对“太阳之人”保持警惕。 ⑥ 委之以财而观其仁 这一条人才测试题，是关于很敏感的钱财问题。中国老话说“经手不穷”，“荒年饿不死伙头军（厨师）”，因此一些公司销售额已经好几个亿了，但任何一张发票的报销还要老板签字，因为在公司内部找不到可以在钱财上完全信任的人，老板其实也搞不清楚那些发票究竟是什么用途，只是闭着眼睛瞎签。也有一些老板果真把财权下放给某个人，后来果然那个人就有了不小的经济问题，给弄到局子里去了。还有一些公司稍一发展，公司内部就开始出现集体性腐败，大家都想办法捞不义之财，开始是“潜规则”，时间长了，涉及面大了，就成为“半明半暗的规则”，发展到最后就是公开的了。因此宋高宗赵构曾经问岳飞：“天下如何才能太平？”岳飞回答说：“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 “仁”是孔子哲学的核心，“仁者，爱人”，就是要爱别人，爱天下人，这是大的原则，有点抽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则直接把“仁”跟一个人的金钱观念联系起来，很具体。山西晋商测试伙记爱不爱钱，掌柜的会故意丢几个铜钱在地上，借以观察清晨扫地的小伙记捡到后怎么办？是默默无闻地放在自己兜里，还是上交给掌柜的。在剧烈变动的经济时代，不拿不该拿的钱尤其需要“克己”的上乘功夫，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仁”了。 ⑦ 告之以危而观其节 “危”其实是一种常态，任何组织都会遇到极端困难、命运叵测的时候，所以现在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危机公关”。面对危机，一个人可能会有如下一些反应：一是驼鸟政策，驼鸟遇到危险，只是把头深深地埋在沙地里，驼鸟拒绝看到危险。这种“拒绝”有时表现为是一种“判断”，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举了一个案例： 【对日本会不会入侵一事，黄允吉和金诚一作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 日本帝国在十六世纪有一位巨人崛起，他就是平民出身的大将丰臣秀吉。他统一了全国，担任国家最高执政官（关白），天皇便成为一个虚名。丰臣秀吉在国内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后，日本三岛已不能容纳他的野心，他决定征服朝鲜。1590年，朝鲜得到日本即将入侵的情报，感到不能置信。为慎重起见，特地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调查日本入侵的可能性。 代表团于第二年返国，提出两份内容恰恰相反的报告，团长黄允吉认为日本一定会有军事行动，副团长金诚一则认为冷战有可能，热战绝不可能。朝鲜国王李昖问二人对丰臣秀吉的印象，黄允吉说：“光采焕发，具有胆略。”金诚一说：“双眼像老鼠一样，毫无威严。”朝鲜政府经过研究之后，决定采信副团长金诚一的判断。那时朝鲜的李王朝跟中国的明王朝是一丘之貉，同样的腐败浑噩，他们不愿意受到攻击，所以不相信会受到攻击。 1592年，丰臣秀吉统率海陆军15万人，渡过对马海峡，在朝鲜半岛的釜山城登陆。朝鲜不堪一击，只不过三个月时间，朝鲜全国八省（道）全部失守，只剩下义州一个孤城。李昖向中国告急，他认为复国无望，请求举族内迁。 面对危机的另一种态度是认为“危机=危险+机遇”，这种心态有点类似于西方人所说的“当上帝关上一扇门的时候，他打开另一扇窗户”。可口可乐公司改变可口可乐配方，花400万美元研发了新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由此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最后新可口可乐的惨败使老可口可乐获得的免费宣传远远超过了400万美元，可口可乐董事长郭思达把这种非同寻常的行销大错转变成商业妙计。郭思达在事件平息以后，不无自得地说：“我的工作不是保证正确行事，而是创造利润。” 面对危机的第三种态度很简单，就是“临危一死报君恩”，他们对时局无所挽救，被一种本质上的“无力感”所控制，最后像飞蛾扑火一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面对山东（崤山以东）六国已经注定要被秦国吞灭的命运，燕国太子丹想出一个馊主意，他找到刺客荆轲，还有秦舞阳，派他们去咸阳刺杀秦始皇。“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也曾在博浪沙（河南中牟县）刺杀秦始皇（前218年），当然没有成功，但张良后来辅助刘邦夺取了秦之天下。我在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文化的《菊花与刀》一书中看到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数据： 日本人是如此忠实地实践了这条军规（不投降主义），以至在缅甸北部会战中被俘者同阵亡者的比例是142/17166，即1/120，被关押在战俘营里的142人中，除少数之外，他们被俘时都已受伤，或者已失去知觉。独自一人或两三人一起“投降”的只是极少数。在西方各国的军队里，阵亡人数如果达到该部队总兵力的1/4或1/3时，该支部队不投降是不可能的，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公理，投降者与阵亡者的比例大约是4/1。那些面临死路的日本人常常会以能与一个敌人同归于尽而自豪。即使他已被俘，他同样会这么干。正如有个日本战俘说的那样，“一旦下定为胜利而捐躯的决心，未建树任何功勋就死去那是可耻的。”另外，二战时日本神风敢死队从其成立到日本投降，用1228人的生命击沉34艘美国军舰。 面对危机的第四种态度同样很简单，就是逃跑。有些逃跑本来显得很正常，但因为恰恰有人不肯逃跑，反而凸现出逃跑的人有很多不足。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跑了，但谭嗣同不肯跑，李敖的小说《北京法源寺》对此有详尽的描写。逃跑的人当然有十足的理由——“保全火种”，不逃跑的人也有十足的理由——“成功需要时间和气候，我正好被安排在前段，我是注定要做‘先烈’的人，不是注定要做‘元老’的人。”日本人想救谭嗣同，有一个日本外交官说：“中国不是没有武士道，但中国的武士道的发展太偏向一身一家的私恩私怨，或是一个地区一个帮会的私恩私怨，他们任侠感死的目标可惜都太窄了，太小了，他们的血，很少为国家民族这种大目标流，勇于私斗，怯于公义，这是支那人的毛病。” 本网刊登的文章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本网立场。文中的论述和观点，敬请读者注意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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