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能异化起风波

　　实际上,像百度这样的网络新兴媒体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但这个后起之秀在短短10余年时间里便以飞奔的姿态一跃成为传统媒体之外的又一个大众话语平台,而其在信息量、及时性、互动性和便捷程度等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传统媒体。这些方便实用的特性使得网络几乎成为现代社会公众释放情绪、获取信息的一个最实用的渠道。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它也成为了政府一个很好的民意测试信息渠道,通过这个渠道所释放的信息,为更好地完善和制定涉及民生的公共政策并及时调整某些公共政策出现的偏差提供了依据。正是网络这种积极、客观的作用,使其获得了普通民众和政府的双重认可,并直接影响到了现代人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网络媒体所特有的客观、公正、中立、亲民化的风格。但在百度与三鹿奶粉事件纠缠在一起后,网络的这种风格出现了变化,正如一些专家判断的那样,“倘若真如消费者判断的那样,百度与三鹿进行了幕后交易,两者达成某种不为人知的协议,哪怕两者之间曾经有过很短暂的'合作’,这都意味着网络这个被普通公众认为最方便、最大众化的新兴媒体,也开始露出话语霸权的苗头,而近10余年来网络所形成的客观、公正、中立的魅力也将不复存在。这对于网民来说,无疑是一次最难承受的打击”。

　　百度的竞价排名在中国网民中是出了名的,点开百度的竞价排名查询按扭随便输入一个词语,马上会出现大量商业广告性质的关键词排名,而且全部是商业广告,有人试验在百度排名查询框输入“丰胸”一词后,马上就出现上百个产品广告的依次排名,排名最高的则一定是给百度掏钱最多的客户。一位百度的排名用户透露,他们用“丰胸”的关键词排名在100多位,最多的时候要花32块钱才能保住这个位置,也就是说,这个关键词每被消费者无意或有意点击查询一次,该厂家都要付给百度32元人民币。如果这个关键词一天之内被网民无意或有意点击1万次,那么这一天就有32万元人民币落入百度的口袋。百度的利润恰恰是在网民点击与企业付账之间展开。这种人为的排名对于网民而言,则意味着他们认为实用的信息极有可能被这种汹涌而来的商业信息以及根本不需要的垃圾信息所掩盖。

　　面对这种垃圾信息的泛滥，网民不得不浪费更多的时间去辨别有用的信息,但这也不足以引起网民这样激烈的反弹,实际上,网络与商业过度的亲密联姻才是这次风波的真正导火索。这种亲密联姻最突出的特点是,网络由于对商业利益的过度追求而失去了其坚守监督商业“亲家”的最基本的警惕性。因为公正的缺失直接导致网络与商业的非正常媾和并进一步异化为谋害公众利益的工具。对于网络这种职能异化的判断并不是信口开河。一位消费者就曾经向媒体投诉,她通过网络购买的某个用于祛斑的产品,在使用不到3天后,就满脸红肿得像被吹大的气球。消费者的举措当然是四处投诉,结果却是她竟然连生产厂家都寻不到;而网络在得到投诉后,竟然也无法找到那家在网上兜售产品的造假者。

　　不可否认,包括百度在内的网络运营商,在创办这种信息平台时并没有将其当作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众媒体,而是以企业的模式来运作,因此它应该属于企业范畴。但网络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早已经超出了企业生产和销售的内涵,在实际运作中,它已经涉及到了新闻、评论、国家政策发布、民情的上传下达等各个方面,这意味着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为社会公众提供信息的平台,还具有了某种舆论导向性的媒体特质,而且它的某些功能已经替代了传统媒体。事实上很多社会事件都是利用了网络这个基础平台后,才让大众接触到了更真实的信息,很多关系到社会民生安全的事件都是在这个平台上被连根拔起的,因此,它已经成为继传统媒体后的另一个“无冕之王”。

　　正是因为网络具备了这种媒体导向职能,公众必然要求它不能完全依照企业化模式运作,它一定要承担媒体的责任。而承担责任的最重要前提就是,网络一定要具备同传统媒体一样的独立性和公信力,换言之,避免过分商业化是社会公众对于这种新兴媒体的重要要求,更是它必须具有的从业条件之一。如果失去了这种职业标准的制约,网络最终会向两个极端发展,一方面它会变成一个发泄、排遣不良情绪的大型集贸市场,片面、残缺、非理性的声音充斥其中;另一方面它必然异化为垄断的平台,成为某些商业力量的谋利工具。这次源于百度的网络信任危机,恰恰是社会公众对这种异化倾向的不满的最直接、最激烈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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