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力－－组织最柔软的坚硬铠甲 _ 文库

　　信任力，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影响组织健康的软性指标，信任已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道德现象，更是一个关乎组织兴衰的重要因素。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信任都是生存发展的基石。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降低可能产生经济混乱，国民安全感降低，严重时甚至可以导致政权的危机。盖洛普国际公司做了一项题为政府领导层诚信度的全球民意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越是强大的国家，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高。以国家总领土面积不足700平方公里的新加坡为例，缺乏土地、淡水等各种资源，但是却可以在经济强国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居全球首位。而国民对政府信任度低的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低。此项调查公布时显示，当时美国国民对政府的信任指数下降的非常快，不久，美国经济发生大动荡。美国次贷危机等金融风暴其表象是经济问题，而背后却是国民对政府信心的缺失，由此造成了恐慌，反之，如果国民信任政府，不忙于挤兑，自然不会形成多米诺效应。伊拉克等政治、经济混乱的国家其国民信任指数也处于极低的水平。

　　对于企业来讲，组织内部建立充分的信任可以切实提高组织成员的工作效率、执行力、创新力、向心力及忠诚度与归属感，从而降低管理成本，更能使被信任者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并释放能量与潜力，有时，信任还能使被信任者发现自身的价值。家族式企业中，成员间的信任度即明显高于非家族式企业，因此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也较高，内部也减少了很多沟通成本，执行力提高，工作效率大大提升。中国企业的员工跳槽非常频繁，职业生涯中，平均主动更换工作的次数是欧美、日本企业的1.5——4倍，在美国、日本，很多人几乎一生只在一家企业工作。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组织成员间信任度的不同，如今的社会，员工工作不仅只想获得物质酬劳，同时也期待精神上的奖励、满足与安全感，同事或上下级之间相互的信任就是这种满足与安全感的基础。而缺乏信任的组织中，员工缺少工作热情与信心，更可能损伤员工的自尊心，猜忌多疑，工作效率自然低下，这样的组织让员工离开时会毫无眷恋。

　　而外部对企业的信任可以获得无价的商誉，这种商誉可以转化为具体的经济价值。比如，贷款时企业的信誉与领导者的信誉直接影响贷款的成功率与信贷额度；与客户建立高度的信任会使合作更加顺畅，获得更长的账期或先货后款等机会；消费者信任的企业品牌或产品品牌不仅可以提高销售量，更可以赚取以信任为担保的溢价；当企业或行业遭遇危机时，信任力更可以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比如，海尔、格兰仕，到这次三聚氰胺事件受到影响的蒙牛、伊利等企业，都因为曾经建立了对社会的高度信任形象，才使企业在消费者草木皆兵，对企业产生怀疑时屹立不摇。即使发生一些负面事件，公众也会对信誉良好的企业持一种冷静、理解，甚至是宽容的态度。而很多企业虽表面强大，却因为缺乏信任力，在遇到危机时内部发生分裂，外部又施加压力，导致组织猝然死亡。

　　反观历史，同样如此，强秦通过法律使国家迅速变的强大，但强法太过刚性，法律替代了信任，使组织变的冰冷僵硬。可以说秦国完全是由强悍的律法来维系组织的强大与团结，这种完全由客观硬性手段驾驭的组织是危险的，刚者易折，貌似强悍的背后是脆弱的，一旦出现变故，组织极其容易分裂瓦解。因此，至刚的法律迅速地成就了强秦，也迅速毁灭了秦国。而信任则是一种主观个体之间的互动，由信任力驾驭的组织看似绵软无形，却极难被破坏，如果能为精妙的“法”植入柔软的信任力量，那么组织推行的方法与战略将至刚至柔，锋利坚硬，无坚不摧，同时又柔软无形，不易破坏。我们看一看春秋时期的魏文侯是如何为魏国披上信任的铠甲，使其精妙的战略战术柔中带刚，成就魏国所向披靡。

　　公元前445年，姬斯继魏桓子位，统治魏国，称魏文侯，魏文侯对内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种，兴修水利，同时发展军事与经济。对外则不断开疆扩土，北灭中山国，西取秦河，连败秦、齐、楚诸国，由此，魏文侯开创了魏国百年的霸业，并成为春秋战国初期的强国霸主。魏文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使用的策略，广为之后历代统治阶层所采用，其很多思想甚至影响到我们现代社会。

　　魏文侯继承的是在三家分晋时建立的魏国。三家分晋时，赵氏分得的土地最多，也最肥沃，而魏国、韩国得到的土地相对要少很多，资源也比较匮乏，因此人才也不愿意留在魏国，纷纷投靠当时国力强大，资源丰富，土地辽阔的赵国。而在地理位置上，魏国多丘陵，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四周又有秦国、赵国、韩国等强敌虎视。在上无天时，下少地利，中寡人和的情况下，魏文侯是采用什么方法，迅速地成为列国中的霸主呢？笔者以为，除正确的强国战略外，信任，成为了成就魏国富庶强大的软性武器。魏文侯具有高远的战略眼光与充分信任他人开明的帝王胸襟,这两点在当时的列国君主中是非常难得的。其推行的仁信之政使他拥有了一个极具向心力的强大组织，有了这个组织，才使魏文帝精妙的战略计划得到有效的实施。

　　在那个极其注重等级与出身的时代，魏文侯不拘一格，在列国中最早打破保守观念，大胆重用外邦人、贫民，甚至敌国投降的将领担任国家要职。魏文侯重用的最重要的两个大臣是李悝和吴起，这两个人都是来自卫国的平民，分别担任魏国的将、相，而重臣乐羊、西门豹则是魏国的平民，魏相翟璜更是备受汉人歧视的戎狄（游牧民族）出身。魏文侯用人并非随意而为，他有明确的用人标准，并且进行仔细的考察。他认为，人才要以德为本，以才为上，德才兼备者委以重任，不看出身高低贵贱。魏文侯这样的用人观反倒使本国无德少能的王室与贵族很少得到重用，这在当时氏族观念强烈的时代实属少见。这和蒙牛集团老总牛根生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无德有才限制使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

　　在治理国家方面，魏文侯在了解了来魏国谋生的卫国人李悝的品行与能力后，大胆任命李悝为相并充分授权。李悝果然不负重托，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首先，根据魏国当时的情况，因地制宜，推广农业及相关副业，综合利用魏国的田地和山川，大大提高了魏国耕地的单位产量和土地的使用效率，通过此法弥补了魏国土地的不足。为了使百姓能安居乐业，李悝采用我们现代社会常实行的政府干预性手段，以保证百姓的生活安定与社会次序。比如，魏国以农副业为主业，因此，使农业保持稳定并良性发展就很重要。在粮食丰收的时候，国家根据市场情况，高于市场平均价格收购农民手中过剩积压的粮食，使农民不会出现丰收却不增收的情况。在灾年减产的时候，政府在把国家粮仓储存的粮食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卖给百姓，使国民不至于因为买不起粮食而流离失所。这样一来，魏国很好地平衡了国民的利益，国家储备的粮食也越来越多，抵抗灾年的能力大大提高，社会稳定，国民安居乐业。

　　魏文侯切实地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主要原因是他首先通过仔细观察，而后用自己制定的用人原则来衡量一个人，不符合标准的，坚决不用，合格的，即完全地放心使用。我们现代一些管理者不重视人才的选用，也没有原则观念，当使用了某人，尤其是委以重任后，极容易产生不信任与怀疑，这样使下属感到不被信任，能力的施展也受到限制，自然也无心全力工作，工作效率开始降低，慢慢杂念开始增多，这样一来使管理者产生更大的不信任，最终的结局是两败俱伤。

　　李悝制定了一整套的法律，来规范魏人的行为。魏文侯带头遵守，贵族和官员们自然也不敢违反，因此，使这套法律得到了很好的实施。这套法律后来也被秦献公、孝公和商鞅所采用。魏文侯对颁布的法令从不轻易修改与废止，行事也以信为先。当魏国遇有战争，军队粮钱短缺时，国家不是增加赋税，而是向百姓借粮，并承诺还期与回报，期限一到，国家马上开仓，小斗借，大斗还，从不拖欠，并且从不随意铸钱，以保持国家经济稳定与百姓对国家的信心。由此，国家再遇到类似困难，百姓主动援助，使魏国军队从未遇到给养不足的问题，从而可以放心地驰骋沙场。信任的力量由魏文侯传递到了大臣身上，大臣们又传递给下属，最终传递给百姓，使魏国尚信成风，信任的力量也随之产生，国家颁布法令，言出即行，百姓间的约定也一诺千金，甚至很多约定都不立定契约，即所谓的君子之约。信任让魏国变的团结而和谐，仁爱则使信任变得更加温暖、强大。一年魏国爆发瘟疫，魏文侯与大臣亲自体察民情，将宫廷御医派驻民间，并鼓励颂扬仁爱互助的精神，于是，在全国仁爱与信任成风，形成了一个近似乌托邦所描绘的理想国，这样的组织，怎么可能不强大？对于我国企业也是如此，并不缺少精妙的战略，但结果却往往差强人意，我们多归结于执行不力，而执行不力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组织中各成员缺乏信任，做事都有所顾忌，衔接生硬，自然无法彻底执行指令，而外部对企业组织的不信任，又使企业的战略计划遭受外来的阻力与不确定因素的困扰。若组织中流淌着仁爱与信任，执行的结果就会截然不同。

史光起：史光起，职业经理人，曾任职于通用（中国）汽车，普蕾玛时装公司等。中国画画家，企管专栏作家，清华大学EMBA总裁班特聘讲师。“明日森林”中国贫困大学生帮扶公益组织创办人（www.581581581.com）。“回忆营销”、“规则竞争力”、“猴子式管理”、等诸多新营销、管理概念的创始人与实践者，被业界誉为“中国营销管理领域创新、实践的先行者”。更多个人信息请网上搜索关键词“史光起”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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