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议价”挤压“灰色空间”

　　比起药品价格的高低，作为患者，更加关心的是药品是否对疾病有帮助，能否买到自己需要的药品。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表示：“一旦议价权下放至医院，它的二次议价能力非常强，制药企业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失去价格底线，要么失去市场。”

　　“‘二次议价’使我们这些搞药的企业感到无所适从。”江苏扬子江药业集团董事长徐镜人说：“谁不想低价？但是我们的人工成本越来越高，而我们卖的价格越来越低。”

　　药品成本的增加、价格的降低对于一些低价药、利润空间低的药品而言，这无疑将是一个噩耗。“当发现50%以上零售价低于生产成本时，我认为药品质量是无法保证的。”陕西杨凌东科麦迪森药业董事长赵东科表示。

　　2012年8月份，上海狂犬病蛋白供应告急，在夏季狂犬病高发时期，2012年上半年人均用量减少了26%。

　　造成“倒挂现象”的原因就是，受上海市药品限价政策的影响，狂犬病免疫球蛋白进入上海市场的供货价一直维持在150元每支(200单位)，远低于其他省市。连续三年限价政策不变，让厂家纷纷放弃了上海市场。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江苏省，在常熟市的“二次议价”试行期间，大型外企不买账，在大智慧财经中心《常熟二次议价大型外企拒接招 产品比例骤降》的报道中提到，经一位大型跨国药企医药销售经理证实外资产品的用药比例从20%下降到了12%。

　　记者在采访西安汉丰药业市场总监孙辉时，他称：“对企业来说，全国20多个省级集中招标已经吃不消，一边耗费大量人财物力，一边还要面对法律风险，若推行“二次议价”对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企业利润将会被进一步打压，使得企业无心技改及研发投入，超低价的药品必然存在质量及安全隐患，微利无利会打消企业生产积极性，直接导致少产甚至不产。”

　　一个改革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英国政府在1957年实施了“药品价格调控计划”，通过控制制药企业的利润水平，间接控制出售给公共机构品牌药和专利药的价格。制药企业可自行制定专利处方药价格，利润一般被控制在销售收入或资本收益的17%~21%。当制药企业实际净利润超过目标利润的25%时，可降低一种或几种药品的价格，以保证净利润下降到目标水平，或将公司超额利润转交给卫生部。

　　在英国，如果公司的利润只有目标利润的50%或更低，公司可向卫生部申请提高药品价格，使其利润达到目标利润的80%。政府只针对专利药和品牌药进行合理的利润控制。实时利润的调整使在保证药品价格合理的同时，让制药企业同时具备持续开发新药的能力。

　　朱恒鹏也曾提到，“药品价格的制定可以参照日本的做法，每两年一次动态调整药品价格，逐步压缩医院的加价空间，同时提高医疗服务收费价格，维持医疗收支平衡。必须注意的是，动态调整药品价格的同时，不能降低医保支付水平，必须保证医院的实际收入水平不会因此下降。否则，医院和医药公司会虚抬药品采购价格，然后让医院以返利和回扣形式获得卖药收益，政府将无从获得真实的药品采购价格，价格调整将失去依据。”

　　其实，如何破解“药价虚高”，在我国也有成功的案例。

　　“闵行模式” 借助信息化系统，闵行再造了药品供应流程：首先，在贯彻全市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基础上做“二次遴选”，实行“一药一品一规一配送”，对供应商承诺单一来源，杜绝二次促销。其次，将医院药品流通中药品所有权和管理权让渡给药品物流供应商，药房实行存货托管，从经济上实现“医药分离”。第三，对医疗机构实行“收支分离”，医院药品收入全额上缴财政专户，统一结算货款。三记“重拳”斩断了医疗机构通过药品销售获利的利益链。

　　统计显示，闵行公立医院药品采购成本从改革前的8.2%降低到4%，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成本的35%。根据官方数据，改革七年，闵行区已为群众节省医疗费用4亿多元。

　　“闵行模式”提醒必须加强药品购销流程的管理，加强对于医院的监督。陈秋霖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必须加强监督，无论是政府监督还是行业内的监督。就像香港的律师行业，虽然律师是高薪行业，但一旦被发现，便会被吊销律师资格。

　　中国医药企业家协会会长于明德在谈到“二次议价”时也表示，“严肃法纪要自上而下。加强监督应内外并举。”

　　如何实现药品价格和药品质量的双赢？我们需要借鉴国内外成熟的经验，让患者用到实惠、放心的药。用朱恒鹏主任的话说“一个改革肯定解决不了所有问题，放开‘二次议价’只是使药品流通和药品购销走向正常化，减少回扣的范围和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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