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企业家就得冒着风险去创新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组合单元，是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部。企业家要使其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引进新技术、采用新工艺、开发新产品，就得不断地创新；否则，就被淘汰。

　　既然我们的企业处在商品经济时代，就要无条件地遵循价值规律。那些信息灵、科技成果商品化速度快的企业，就可用其“首创”来决定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从而夺得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翻开经济发展史，一种重要的工业产品，从构想、设计、试制、到投入商品化生产，有人统计过，19世纪大约要用70年时间，而今天，只要５至１０年。在日本，８０％以上的商品，市场寿命只能维持３一５年。企业要获得市场的生存权，企业家就得创新。如从废墟上靠借贷５0０美元起家的日本索尼公司创业者井深大和盛田昭夫，正因为不断推出“世界首次”产品，才使其产品名扬全球。创新，也曾使靠摆菜摊出身的台湾企业家蔡万霖名列世界首富；创新，也同样使具有较强商品经济意识的深圳南方制药厂在国内外药品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发展壮大。

　　历史总是以正反方向给人启迪。本世纪初，曾为汽车工业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老福特先生坐吃“Ｔ”型车老本长达１９年之久。当通用汽车公司用其创新产品“卡迪莱克”、“奥尔兹莫比尔”、“雪佛莱”等汽车提供给人们时，他才如梦初醒，但已失去市场，最终于1982年被族外人组成的专家集团接管。我国有不少企业喜欢步入后尘，害怕创新，看人家有得利产品，一哄而上，结果如何？冰箱、彩电、洗衣机等惊人的库存，导致企业人不敷出，严重亏本。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未能在人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没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决定权，在商战中自然处于被对挨打的地位。

　　我国目前正处在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时期。改革、开放至今不过十几年，在人类历史长河冲只是一瞬间。但在科技、经济和社会各领域里，我们都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展。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对产品经济结构的冲击是严重的，使我国计划经济为主导型的

企业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我们不要指望了短期内就孕育成健全的市场机制、合理的分配方案等等，因为任何生产关系的变革都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必须忍受过渡时期的各种“阵痛”，包括科技与经济结合难的痛苦。

　　在过渡时期，要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企业家就得冒着风险去创新。对中国企业家来说，其创新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面临更严峻的是体制创新，体制创新涉及到骈技机构、裁汰冗员、规章制度和物质利益分配等人们关心的问题，要是没有体制创新作保证，其他三项创新也就无从落实。

　　体制创新要比市场创新具有更大的风险和难度，因为企业家本身随时都有被旧生产关系“无情吞噬”的危险。曾轰动一时的“砸三铁”，因起起危及到企业家人身安全的喋血事件，如今已渐渐地淡冷下来。因为体制创新务必要涉及到旧生产关系遗老遗少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会本能地起来反抗。作为新生产力代表的企业家对旧生产关系作用力越大，得到的反作用也就越大，遭受的风险也越大。不难理解，科技成果商品化“难”，是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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